艺术的梦与现实-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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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五）任何一个作家或学术工作者，都是一定时期、一定社会（包
括阶级）的儿子。因此，他的作品或学术论著，不能不被染上该时代的
色彩，不能不被打上该社会的烙印。作为一名诗论作者，不管是我早期
的作品，还是后期的作品，即使所处理的对象相同，前后期的思想也可
能有某些联系。但是，统观起来，却明显地带着各个时期的色彩和当时
所处社会的烙印。

然而，在另一方面，更准确一点说，是在另一个层次上，我又是集
体中的一个个体，一种相对特殊的存在。我有着生长其中的、带有一定
特点的自然环境和家庭情况背景，有着个人的气质、教养和生活、工作
经历。我的诗论因此带有我的特点。不管是早期、抑或晚期的作品，这
种特点也许是很显明的，也许是较隐微的。但总之，它是不可否认的客


观存在。这种情形，不限于我自己，别的有一定成就的作家或学术工作
者，恐怕也不会例外的。

至于我这种带有个人特点的诗论，在学术上的价值到底怎样，那就
要凭同时代或异代的读者、批评家去鉴定了。

**


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书名“兰窗”一词的由来。

记得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末期，有一段时间，我在家乡自修古典
文学，终日蛰居在吾家的屋楼上。那楼房只有一面向天井方向开的窗子。
窗外悬挂着一盆“吊风兰”。风来时，瓦盆和兰草都要东西荡漾。下雨
时，那些纷披着的兰草更是另有一番姿态。我从早至晚，坐在窗内的桌
前埋首阅读或吟诵。休息时，就向窗外眺望。对着那跟我一样寂寞的吊
风兰凝思。它成了我那时唯一的友伴。

时间过去七十多年了。那时的青少年，现在已经成了鹤发鸡皮的老
人。而经历了人世的沧桑，那老屋也不知已经属于谁家——或者已经改
变成什么形状了？但是，在我这远离故土的老人的脑海里，那个老屋的
窗子和常常摇曳在风中的绿色的吊风兰，每一想起，却仍在鲜明地活动
着。这影子可能要伴着我直到有生的尽头。

为了纪念青少年时这段苦学的历史，我把“兰窗”两字冠在这本诗
论集之上。我希望它给我留下早年生命的一片“蜡叶”（用鲁迅语）！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谢谢在过去的年代里，鼓励我执笔写作这些
文章、或者为我发表它的许多至今健在、或者已经去世的同志。谢谢带
病为我编定这部文集稿子的杨占升教授！

1992　年3　月23　日于北师大我与诗
诗，在人类文化史上是不是一种极重要的成素，我不很知道——至
少我现在不能够确切地说。但是，在我个人心灵的历史上，她无疑是一

种极重要的成素，甚至于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诗，许多年来，她是和我
的生命绞缠在一起的。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了，从“破蒙”的时候起，我就迷上了这个“俊
物”——诗。在许多时候，她简直是我精神生活的一切。我不管季节的
春秋，时间的昼夜，总是把那有韵律的语言，跳动着生命脉搏的语言，
吟咏着，创作着。一句话，我陶醉在那种语言的世界里。

自然，有好多时候，我曾经疏淡了她。我被另一种精神的俊物所陶
醉。我被那些心愿的或非心愿的工作所占据。诗，她暂时成了我远离的
国土。但是，她到底是我精神的故乡。我离开她越远些久些，那种乡愁
也就越烧得厉害。一个流浪者总是眷念着母土的亲切和舒适的。我的精
神，常常从遥远的行旅中，回转到它的故乡来，在那时候，它是那么热
情地扑在她的身上！

诗，这位生平的密友，到底曾经给我什么呢？简要地说来，她锻炼
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情感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
尊重人生。她教我怎样理会自然和赏鉴自然。她教我爱，教我恨，教我
忍耐，教我梦想。。她是我的逻辑，我的哲学，她是我实用的社会学和
伦理学。她使我在艰难的生活经历中能够翘然自立而举步向前！。。

但是，诗并不是一杯完全没有苦味的甜酒。她哺育了我，她也苦累


了我。她局限了我的生活，使我在某些方面显得孤独和痴愚。她给我以

物质上的牺牲，给我以不能言说的精神的疾苦。。
诗，我和她的关系是深切的，是微妙错综的。
每个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有自己对于诗的做法和看法。
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内，在不同的境遇中，也往往要显出不

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

在较远的年月的过去中，我虽然和诗那样亲热着，可是对于她的看
法和做法，大体上是浅薄或错误的。我非自觉地迷惘地诵读着而且写着
她。

感谢我们伟大的时代，它唤醒了我。我粗杂的智力被洗炼了。我那
半做着梦的心，变成了早晨的清明。

对于诗，我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和更加深重的要求了。我不能够让
我的写作只是懵懂地自然地发展着。我要它成为对于现实的忠诚的感
应，要它不迷失在美辞学家的泥坑里。

我要写出不是属于做梦者的诗，不是属于渴血者的诗。我要写出不
是属于穿燕尾服者的优雅趣味的诗，不是属于野服藜杖者的山林风趣的
诗。

在实际的成绩上（至少在这个集子上），我也许完全失败了。但是，
哲人说：“有比胜利更幸运的失败。”我的这个败北，或者并不是不光
荣的。那种卑污或无聊的成功有什么值得羡慕呢？

艺术——诗，是时代的产物，是一定社会意识的产物。这是一种常
识了。
但是，我们不可忘记，在另一方面，每个诗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他的作品——甚至于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件特殊的东西。
我们没法想象：一个没有个性的诗人，一种没有个性（特殊风格）

的作品。
诗人是从一定的“特殊”，去表现那时代或社会底某种“普遍”的。
“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只是一个，而到达它的道路却不是单独

的一条。

艺术家——诗人，没有敏锐的健康的时代思想、社会意识，即使他
具有怎样的艺术才能，到底也会被正直的诗神抛弃的。但是，如果作家
只能够“一般地”感觉到当前的思潮，只能够用着“流行的”诗材、诗
形和诗语去写作，那结果恐怕不过是艺术（在最高的意义上的艺术）的
自贬、甚至是于艺术家的一种弃权罢了。因为他必须有自己，不管在感
觉上，在技巧上。

我守着这种愚见。像我不肯离开我们的时代一样，我也没有怎样写
着时代的“闱墨”。
我诚恳地希望指正，但是，附带希望指教者们对我的愚见给以宽容

的考虑。
12　年前刊布了一个诗集——《海滨的二月》。
在那集子上面，我好像预言过自己诗歌创作的前途。我说，它是我

最初的一个诗集，也许还是我最后的一个诗集。
事实证明了我那预言的不灵验。
3　年前，我再刊了《未来的春》。现在，我又来送出这个集子。不管


这些诗作，怎样零碎，怎样没有气力，她总是我的声音，在这个大时代
里一个诚实的知识人的声音。

现在不再做那样自妥的预言了。我希望自己往后多量地而且有力地
写下去。让我的声音，能够充分表示我的存在的意义。让我心灵的记录，
能够使当前或后代的读者，多少感觉到我们时代的音响和色彩。

我把一双眼睛盯着未来。

1943　年8　月4　日自序于粤北写作小品文的经历

从幼年时候起，我似乎便爱拿笔东涂西抹。在小学校里首先从一些
师友们那里学会了吟诗哼韵的勾当。当十三四岁的时候，除了诗歌外也
学作随笔、日记、尺牍等。那些自然都是用古文的语句凑成的东西，中
间即使偶有些出自个己的新意，也是非常浅薄的。那时候我曾狂妄地叫
雕刻匠雕了一个私章，上面的阳文是这样几个字：“某某著作之印”。
现在，如果有一个机缘让我回到那久别了而近于生疏的故乡去，那末，
在破屋楼上的书箱中或者还可以找出一些盖着那图章的旧著作本子来
（图章上的朱文，自然是褪色得不成样子的了），虽然我怕再鼓不起勇
气去翻阅它。

改做新文学，起初依然比较偏于诗歌方面——我最早和友人合出版
的一个册子就是新诗集。后来，范围稍稍扩大，像小说、戏曲、随感录
等也尝试起来了。玩赏苏东坡等隽永的笔记（小品），是我从小就具有
了的兴味。新文学运动起来之后，有一二前辈清淡亲切的短文也为我所
爱读。这些和我后日喜欢写小品文，想来不会是没有关系的。

我的小品散文的创作生活，是这样展开的。有一次（年月记不清楚
了，总之是十二三年前吧），我写了一篇题目叫做《荔枝》的小文，寄
投东方杂志社。不久，便刊布了出来。登载的位置虽然并不令人注目，
它却有力地鼓舞了我向这方面奋进的勇劲。接着一连写了好几篇，大抵
被刊载在那时的《文学周报》、《北新周刊》、《语丝》、《南大周刊》
等杂志上面。好些爱好文艺的朋友看了，居然很夸奖我。他们这样说着：
“你这样写下去，将来必定可以成为小品文家的！”

后来，我住在广州和几位朋友编辑一种《倾盖周刊》，那是一家官
报的副刊。发表既很便利，自然更陆续地写下了许多作品。结果，使我
在1927　年刊行了那个处女的小品文集——《荔枝小品》。

不久，我改行去编民俗学方面的刊物，同时生活上起了些变化，对
于小品文的写作，便来了个沉默的季节。直到1928　年秋天，来杭州旅行
方才再转入一个多产的时期。我一方面，正陷于一种青年人最感到困惑
的境况中，而另一方面，又是初次接触着有魅力的西湖的山水——那时
候的我，脑里正充满着由于旧文学所养成的山林趣味——即所谓“风雅”
一类的趣味。因此，我暂时不再继续那研究学艺的工作，而仍回到写小
品文的世界去了。每当唱书改文的余暇，我不是独个地到湖上去，便是
伏案写短文。那些文章，有的是对于故人的牵怀，有的是对于山水的品
赏，有的是爱的哀诉，有的是梦的追寻。总之那里有幽情也有热泪。它
实在是那时候的我心绪上一种真实的反映——虽然从现在看来，那些文
章的风貌是太欠整饬了。此外，为了游情的迫勒，也写了好些纪行文，
像《金陵纪游》、《太湖游记》、《莫干山纪游》等。这些文章的调子


和上面那些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后者（纪行文）后来收辑成一个集
子，题作《游草一束》，前者结集的题名，便是《西湖漫拾》。

在杭州第二年的暑假我住在湖上偏僻处的一个小庄中。那里藕花和

清恋的香气交绕着，使我搁不下抒情的笔杆。在一个多月中，便写成了

一部小品集——那就是《湖上散记》。

但是，我这方面的写作生活，并没有继续得很长久。那部在短期间
内写成的小品文集，好像做了一道分水的界线，从她产生以后，我又给
环境引到别的方面去了。我开始对于一部古籍《山海经》的文化史的研
究感到兴味。但是教养的欠缺和身体的病弱，阻止了我这方面的进程。
为了教课的关系，又转而专从事于民间文学的工作——它的搜集和探
究。这一来，我的小品文的写作，便长时期地搁置了。

数年来常有朋友劝我，不要抛弃这已经略有基础的事业——小品文
的写作。我自己有时候从破书堆中看到那些印行了的集子，或者在时人
所编的散文选里，读到从前所写的文字，也往往不免感慨而兴奋起来，
想去恢复那已经歇绝的旧业。但是时间奔马般过去，我的稿纸上大抵仍
然空白着。这理由，虽然不很单纯，但是心境的变化——那种感伤的和
隐逸的旧日心情，已经逐渐被澄明的理智所代替了——不能不说是比较
重要的一点。

三个多月前，是在东京将要回国的时候了。我决心利用不能够到图

书馆去的时间，继续地写下了数万字的散记。它虽然也许算不得严格的

小品文，但是，在分量和性质上，似乎可说是《湖上散记》产生后一点

努力的较进步的收获。假如，它竟是我将来这方面写作“再生”的前驱，

那就更加可纪念了——尽管它本身还是怎样弱小的东西。

1936　年秋作，杭州我与散文
近来有些地方出版社的编辑部发函给作家，询问他的第一篇作品是
什么年份写的，发表在什么刊物上。听说有些作家对此已经作了回答。

我十分羡慕他们的好记性。就散文作品说吧，我便根本回答不了那些问
题，尽管知道，能够真正回答出来，至少也是颇有趣味的事。

为了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散文并发表它的，我检
查了我的第一个散文集《荔枝小品》（1927）。从其中那些较早发表过
的作品，看到所署时间为1924—1926　年。这当然是可靠的。但是，在这
些年份之前，我大概已经写过这类文章，不过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没

有收进集子罢了。

五四运动之前，我已经耽爱了文学，但主要是旧文学。就是所读的
小说，也大都是文言的，如《聊斋志异》及那些时候流行的《玉梨魂》
之类。大约1920　年前后，我转向了，我溺爱起新文学来。既然爱读那些
新文学作品和理论，自然不免要学样写作起来。记得所写的有新诗、散
文，甚至还学写过诗剧，那大约是受了郭老①《女神》的影响吧。同时在
另一方面，我又迷恋上老百姓的口头创作，热心于搜集、记录歌谣、故

事。
我初期写作的新文艺作品（包括散文），有不少是发表在南洋一家

①　即郭沫若同志。

日报的副刊上的。因为该报的总编辑是我的老师陈散尹先生。他可说是
我新文学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位恩师。他离开陆师后，到
南洋去帮同乡办报，我们经常通音讯。因此，我那些时期的习作，就大
都在他主编的报纸上与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