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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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作用，学术界无法不注意有个叫张维迎的年轻人了！
　　张维迎在文章中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后来在许多介绍张维迎的文章把他誉为“双轨制”的发明人，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声誉——但是也有人怀疑张维迎并不是提出“双轨制”的第一人。1984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1987年他被体改委派往牛津大学进修。1988年底，进修期满，张维迎想重返牛津攻读博士学位。但随之而来的“八九”政治风波使他的出国计划出现了波折。1990年夏，张维迎把工作关系转出体改委，做访问学者时的优异表现帮了他的大忙，他获得了世界银行的一笔奖学金。但是好事多磨，他几经周折才于1990年9月再度出国，登上飞往英国的班机，成为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他的硕士论文获得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1994年，张维迎的博士论文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2）


　　1994年8月，张维迎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国。他希望能在国内某个著名的大学内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要以归国博士为主的教学研究机构，为此他还专门给清华大学的校长写过一封信。不久他又先后遇到留美学者易纲和早先留学回国的林毅夫，发现彼此都有类似的想法，于是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共同在北京大学组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4—1999年间，张维迎发表了大量关于企业改革的论文。他的核心观点是：国有企业在选择经营者和对经营者的长期激励机制上存在致命的缺陷。国有企业的领导由政府官员任命，政府官员有权选择经营者却不需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们没有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经营才能的人担任企业领导。即使偶尔碰上有经营才能的人，也不能依靠业绩就能保证自己在企业领导的位置上长期干下去。所以，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是把选择经营者的权力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即实施民营化改革。
　　1999年2月，张维迎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他被任命为光华管理学院的第一副院长——院长就是厉以宁。他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该说的和能说的都已经完全说清楚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从此以后，其研究重心转移到市场秩序的建立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按照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只要民营企业不断成长，建立在国有企业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会自然消亡。所以张维迎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反对政府审批和管制。他还指出，在建立市场秩序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人们就不会关注长远利益，而是追求短期利益，从而导致市场混乱和坑蒙拐骗盛行。但他强调，讨论竞争力问题只对民营企业有意义，“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如何退出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就一定会被淘汰。”
　　张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着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回顾20多年的学术生涯，张维迎曾经感慨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主流”，他自辩“像我这样的人，多年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说话写文章都要非常小心”。张维迎坚持认为，“你不能用在马背上画白道的方法制造出斑马”，即以国有制为核心的股份公司形式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选择和激励问题。1997年，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政府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对此，张维迎评价，“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民营化”。“如果取消审批制，中国的GDP至少可以提高30％，腐败现象至少减少50％”；“如果政府体制不改革，政府的权力很大，腐败就不可避免”；“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阻止。如果政府利用司法制度本身来限制人们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彻底改写了主流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张维迎于1996年出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被国内多所大学选作研究生教材。一时，张维迎成了博弈学的代名词。伴随着一批批人才的成长，张维迎也凭着自己的实力和研究成果，完成了从一个学者到经济学家的跨越。2000年，张维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他关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和企业信誉的阐述，引起人们对这三大问题的空前关注和讨论，他早顾雏军一年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3年，入选“新世纪中国改革之星”。
　　但是张维迎在社会上真正得享大名，不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造诣——那只是学术圈的认同，而是因为他以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的“北大教改”。2003年6月，一场被北大师生称为“大地震”的人事改革在这所中国古老的著名学府严肃而忐忑地拉开帷幕，而后并被北大人自称为“癸未变法”。其间，作为北大教改工作小组组长、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张维迎所倡导的“不升即退”与“终身教席”等若干提案惹来诸多非议，成为各路或讨伐或景仰的对象。不但是在校园里暗潮汹涌论战激烈，且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超乎想象的关注，各方人士在媒体和网络上的争辩炙手可热，这种讨论已经超越北大改革本身，成为全社会的话题。虽然北大教改最终无疾而终，但是张维迎成为焦点人物，誉之者赞之为英雄，毁之者谓之为罪魁。
　　其实，2003年的“癸未变法”使张维迎陷入是非争论的旋涡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随着2004年郎咸平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场大争论，张维迎站在了炮轰的正中央，陷入甲申年的多事之秋。
　　2004年8月28日，就在郎咸平抵达北京，应邀参加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的当天，《经济观察报》以“张维迎回应郎咸平：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为大标题，全文刊登了张维迎教授接受《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联合采访的内容。全文有2万多字，如此长的采访文章，在媒体上是非常罕见的。而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张维迎极不认同郎咸平的观点，他几乎是逐条驳斥了郎咸平的观点，甚至对他的动机也表示怀疑。
　　张维迎说，学者需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学者不仅应该有良好的学风，也要有很好的人品。你们应该知道，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只要是骂政府、骂富人、骂企业家，就被认为是有社会良知的表现，只要不骂的或者帮企业家说话的，就被认为是拿了企业好处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对的，对社会有害无益。我们不应该像马克思批评过的，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我们在研究企业，指出企业问题的时候，应该本着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把它搞垮”。他还强调，逻辑比数据更重要，“你拿一些个案的特殊性推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是有问题的，逻辑不正确的话，你即使放进去真实的数据，你的结论还是错误的。我知道，有些学者的论文，别人用他的数据再做一遍，结论完全不同”。


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3）


　　《经济观察报》摆上报摊的同时，张维迎出现在深圳“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上。“中国企业家论坛”是中国企业学界、政府官员、研究专家研讨的高层次平台，受到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大变局时代中国企业生存之道”。参加论坛的演讲嘉宾来自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北美和欧洲地区，来自中央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来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来自知名学府和研究机构，来自金融、地产、信息、工业、商业以及咨询等等行业。尤其是那些声名显赫的企业家更是世人瞩目，如郭广昌、南存辉、刘永好等都是商界名流，被喻为企业领袖，有的更是一再出现在中国的富豪榜上。当然，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这些企业领袖中也毫不逊色，诸多企业家对这位以研究企业理论而著称的著名经济学家非常尊敬。在深圳市长李鸿忠致辞后，张维迎第一个上台发表演讲。
　　谁都知道学术研究工作熬心血，45岁的张维迎头发已经花白——巧合的是郎咸平也是一头华发。张维迎花白的头发下是一张娃娃脸，因而并不显得老，眼镜后一双温和的眼睛使得张教授颇有亲和力。张维迎一身西服，打着带有深色斜纹的领带。
　　张维迎的开场白就很幽默：“为大家做报告，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家鼓鼓掌吧。每一个人做了分内应该做的事，我们这个社会也应该感谢他，但是非常遗憾，我们这个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这次演讲，和前几次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演讲的角度不一样，在前几次演讲中，我围绕着论坛主题提出了一个提问分析框架，希望对企业家有所指导，也就是说我是面对着企业家而讲话的。但是今天，在这个场合，面对不仅仅是企业家，而且是整个社会，包括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网民以及所有大众。在过去的演讲中，我的演讲得到了一部分经济学家的称赞，也遭受到另一部分企业家的批评。但是我有把握的话，我今天的演讲不会受到任何企业家的反对，我冒一个风险，可能会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反对，也许我会骂得狗血喷头，如果网上投票有30％的人赞成、支持我，我就表示非常的满意”。张维迎的开场白赢得了各位嘉宾的热烈掌声。
　　张维迎乡音浓重，他的谈话温和而尖锐。他的演讲内容与他接受《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联合采访的内容相近，但是措辞要严厉得多。张维迎这场名为《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演讲，将矛头直指郎咸平，张维迎几乎是逐条驳斥了郎咸平的观点。
　　郎咸平观点：目前中国实施的一些MBO成为某些人掠夺国有资产的手段，中国国有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已经不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争利的问题，而是一些国有企业老总和民营企业老总在“民进国退的盛宴”中联合起来“合法地剥削”国有资产的问题。
　　张维迎反驳说，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如果没有民进国退，以及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中国不会有这样的发展。
　　郎咸平观点：国企老总就是职业经理人。国家持股就是股东的一部分，没有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国企老总就没有资格要求股权，因为平台是国家股东给你的。国企老总的身份就是“保姆”，是职业经理人。如今国有产权的改革中，身为“保姆”的国企老总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主人”。
　　张维迎反问：如果说经理人是一个家庭的保姆，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有保姆在糟蹋这个家的时候，那么主人去哪里了？为什么保姆将家糟蹋成这样，主人都不出面，这是不是有主人的责任？张认为，中国企业家或者经理人，如果缺乏诚信责任，恰恰是没有人愿意给企业家定价，当然也就不会有企业家的供给了，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的所有者，来做经理人，他们才会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郎咸平：现在社会最大的威胁是国有资产流失。
　　张维迎：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威胁，仍然是对私人财产的侵害，国有资产流失，不是大家真的害怕，而是政府官员害怕个人承担责任，这实际上在拖延着国有资产的改革，结果使国有资产缩水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
　　郎咸平：国企不应当进行产权改革，因为国企甚至有更高效率。


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4）


　　张维迎：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的所有者来做经理人，他们才会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一个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在法律环境下应该是利润的最大化，比如说你是地主养了500只羊，现在你要住到城里去了，将这500只羊交给农民，如果有一只羊死了，农民有权将羊冷冻起来或者是卖出去，这恰恰是他们信托责任的一部分。
　　当天的论坛在网上进行直播，因此他说：“我不想为单个的任何企业家辩护，任何单个的企业家里面肯定有坏人、坏蛋，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也敢说里面肯定有坏人，学生有人考试作弊，教授有人剽窃别人的成果，这些都不奇怪，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从整体上判断中国企业家队伍，在过去的20多年里，在中国社会经济当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
　　他提出一个分析框架，总结为四种组合：一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没有利益，一种是对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