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看红楼 (不全)作者:周思源-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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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还可以重新认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或者说究竟曹雪芹认为什么）才是林黛玉的主要缺点？通常都认为是她的小性。现在看来似乎不尽如此，那至多只是表象而非本质。小性是后天的弱点，而对贾宝玉的极度依赖却是先天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曹雪芹的“悼红”主旨中还包含着对女性自我意识、自强意识的欠缺，将心爱的男人看成自己的一切的批评，这应当也是“当自嗟”的成份之一。这种具有超时空意义的内涵，其思想深度和能够提供给读者的思考都大大超过续书的以调包计为核心的封建家族破坏婚姻自主的故事。因为时至21世纪今日的中国，真正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也还不是很多，女性对男性的过分依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再过100年也未必能彻底解决。弄清这一点，那么曹雪芹原设计结尾林黛玉泪尽而逝的思想性强弱就显而易见了。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其实，曹雪芹对林黛玉“当自嗟”的委婉批评并非仅此一处。早在第三回林黛玉初入荣国府时，曹雪芹对她就有一句评语：“心较比干多一窍。”比干不惜以死相谏，触怒纣王。纣王道：“吾闻圣人心有七窍。”结果“剖比干，观其心”（《史记· 殷本记》）。说林黛玉的心较比干的心窍还多，很明显不是将她喻指圣人，而是说她多心，是贬义。类似批评还有一些：四十九回宝黛二人有一段对话颇可玩味。当时“黛玉因又说起宝琴来，想起自己没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宝玉忙劝道：‘你又自寻烦恼了。你瞧瞧，今年比旧年越发瘦了，你还不保养。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寻烦恼，哭一会子，才算完了这一天的事。’黛玉拭泪道：‘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象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宝玉道：‘这是你哭惯了心里疑的，岂有眼泪会少的！’”宝玉这些话显然不是平常的安慰解脱之语，他深深了解黛玉的性格为人，两个“自寻烦恼”和“又、必、惯、疑”，道出了黛玉精神上的某种严重病态。正是这种性格上的根本弱点，导致她病情日益加重，有好几次她生气后呕吐和发病便是证明。六十七回黛玉见到宝钗送来的故乡之物又勾起心病，紫鹃劝道：“……再者这里老太太们为姑娘的病体，千方百计请好大夫配药诊治，也为是姑娘的病好。这如今才好些，又这样哭哭啼啼，岂不是自己糟蹋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烦了么？况且姑娘这病，原是素日忧虑过度，伤了血气……”可见大家都认为黛玉固然从小体弱多病，但她的病之所以越来越重，乃性格所致。显然这也是曹雪芹认为她“当自嗟”之处。
总之，我们从林黛玉形象的塑造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曹雪芹艺术创作的“玉、石”两重性的原则与手法：只不过她不是由“石”变“玉”，身上既具有“石性”，又带有“玉性”；而是由草变神（人），在她身上的人性同样既有高尚的接近神性的一面，又保留着“草性”——“草”的生命力非常脆弱与过分依赖他人的弱点。
是是非非宝丫头
从林黛玉形象塑造及其研究的分歧中，我们可以悟出曹雪芹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些宝贵经验。其中包括：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画龙点睛式的提示；人物自身感觉与实际情况的出入等等。这些手法在塑造薛宝钗时运用得更加出神入化，从而使这个人物变得十分复杂和更为扑朔迷离，甚至连人物个性的基调都难以确定。和对林黛玉的思想评价过高正好相反，长期以来对薛宝钗的评价却似乎过低了一些。当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薛宝钗形象的评判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少对她全盘否定的意见难得听见了，但对她的某些“误会”仍然没有完全消除。换句话说，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广泛使用玉石两重性创作方法来看，薛宝钗的某些“玉”成份依旧被认为是“石”，或者虽然确实是“石”，却是特别差的“石”。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多种，或者说是曹雪芹以多种非常规手法塑造了薛宝钗的艺术形象，这是我们在解读这个人物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有些读者认为薛姨妈在贾府故意赖着不走，在破坏宝玉和黛玉的婚姻上设置“陷阱”。但薛姨妈的打算不等于薛宝钗的想法，要把二者区别开来。
是是非非宝丫头曹雪芹笔下的薛姨妈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艺术形象。她属于那种笔墨不多，地位微妙，一时很难说清楚而且容易引起争议的人物。这个形象之所以经得起品味与咀嚼，关键在于曹雪芹牢牢把握住了刻画人物的“度”。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觊觎宝二奶奶宝座”是薛姨妈的一大罪状。从薛姨妈久居贾府不走来看，想实现“金玉良缘”的想法很可能有。但是，曹雪芹写得分寸适度，而且让薛姨妈一开始就处于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境地。其实薛姨妈一家住在贾府最初恰恰是贾家的人提出来的。先是贾政派人来对王夫人说：“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轻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们东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来间房，白空闲着，打扫了，请姨太太和姐儿哥儿住了甚好。”由于薛蟠是在金陵惹了人命官司来至都中的，贾政出于怕他再“生事”而劝他们同住于此，合情合理。当时贾母也派人来说：“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大家亲密些。”因此并非仅仅是薛姨妈“正要同居一处，方可拘紧些儿子；若另居在外，又恐他纵性惹祸”。作为人母，为儿女的婚事操心本系分内大事，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更成为寡母的首要心事。所以薛姨妈为女儿的婚事操心无可非议。作为借居于此的亲戚，她从不介入贾府的任何纷争，遇到问题要么息事宁人，要么索性回避，如后来迁出大观园。她看出黛玉深爱宝玉，五十七回她关于宝黛结合“四角俱全”的说法并非虚伪之论。五十八回贾母因给老太妃送灵，特别拜托薛姨妈照管黛玉，“薛姨妈素习也最怜爱他的，今既巧遇这事，便挪至潇湘馆来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这些地方正是她为人忠厚之处。她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为女儿争夺这桩婚事，更没有做任何伤害黛玉的事，看来她更多地是寄希望于事情的自然发展。应当说这样并无不义、不妥之处。因为宝玉与黛玉并未结婚，甚至连起码的名分都没有，有的只是一些猜测（如兴儿）。因此从当代观念来看，固然没有任何过错；即使在当时，也无可厚非。
觊觎宝二奶奶的宝座
薛姨妈最遭非议的是，“有意散布”和尚说过有金锁的宝钗将来要和一个有玉的男子结婚。从小说的构思与情节来看，求签释谶、和尚预言之类的事是完全可能的，未必是薛姨妈的造谣，她这样说也很正常，不能看作阴谋。不必说18世纪曹雪芹那个时代，如今都21世纪了，多少人，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者，都傻乎乎地去找那些顶多只有初中文化的睁眼说瞎话者算命，问婚姻，问财运，问祸福，问升学，烧香求签的就更多了，大把大把地烧钱。他们不明白，那些签诗和算命术语什么的，多为模棱两可之语。我有时候看到这类报道，不禁想，什么时候我写不了文章了，就挂牌算命，门口写13个大字：“大本以下文化者谢绝接待。”专蒙那些有钱的白领！
言归正传。薛姨妈另一条罪状就是“赖着不走”。其实薛姨妈之所以愿意住在贾府，目的是“可拘紧些儿子”。“宝钗日与黛玉迎春姐妹等一处，或看书下棋，或作针黹（ｚｈǐ），倒也十分乐业”（四回）。以后宝钗和姐妹们进了大观园，如鱼得水，薛姨妈自然更不想搬了。她是整部小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说中几乎没有劣迹的极少数比较重要的人物之一，是一个封建社会典型的贤惠温柔慈祥的中老年女性形象。和她姐姐王夫人有时过于操心和严厉得残酷相比，给人的印象似乎善良得多，生活得也比较洒脱。她不是工于心计者。第八回她对黛玉说：“你这个多心的，有这样想，我就没这样心。”确是实情。
因此，即使薛姨妈“故意散布”（这种词语常常使我想起某个特定年代，不知凭什么肯定说某些话就是“散布”，而且“故意”，这四个字就足以定性为阴谋家了）“金玉良缘”之论，在贾府“赖着不走”，“觊觎宝二奶奶的宝座”，也是她的想法，和薛宝钗是否一样，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对薛宝钗形象评价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往往不大注意到曹雪芹基本上是把她作为一个被动型人物来处理的，而不是林黛玉那样经常处于主动状态之中。在薛宝钗的全部活动中，极少有她主动发起的行为，她一般总是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她从不争当主角，不想压倒别人。林黛玉就不。元春省亲时她本想作诗“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结果元春只命一人一首，黛玉“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因此说薛宝钗“顽强地追求现实功利”，“多次劝谏贾宝玉‘立身扬名’……显示了宝钗醉心功名利禄‘停机德’之顽强”等等，这些批评过重了。“‘顽强’追求”、“‘多次’劝谏”，实例不足。我以为“无限”上纲固然不可取，“有限”是否要“上纲”，也以慎重为好。无可否认，曹雪芹确实批评薛宝钗的封建正统观念重，但他是抱着“可叹”的惋惜情感而非“可恨”的厌恶态度，这是我们万不可忽视的。“可叹停机德”与“堪怜咏絮才”两句紧接，就充分表明作者对她的深切同情与感慨。
另外，薛宝钗的封建意识并不一定和追求“金玉良缘”有必然联系，而一些读者在薛宝钗形象分析上恰恰是从这里进入了一个思维定势区域，“宝钗在解决婚姻”，“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仿佛薛宝钗在贾府的一切行为都具有明确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己成为宝二奶奶的美梦。这种将宝钗过于功利化和过分老练的看法，实际上是把这个十分复杂、有味的艺术形象简单化了。曹雪芹塑造的薛宝钗之所以能如此吸引人，引起那么多人的好感——即使在那非常的年代，在她被报刊、小册子“搞臭”的时候，许多人仍然恨不起她来。她确实在人格与道德高度上不如林黛玉，但在曹雪芹笔下，她仍然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少女。曹雪芹确实是将宝钗、黛玉作为某种对立形象来写的，但不是阶级对立，也不代表两种社会势力，而是某些气质、个性、观念上的差别。
作为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少女，宝钗自然希望将来有一个能作为女人终身依靠的好男子作丈夫，若无此想法才不正常呢。而在一个不可能任意接触男子的社会中，就在身边的贾宝玉这样一个出色的男性必定会得到宝钗的极大好感。但由于宝、黛从小一起长大，贾府上下关于他俩的说法宝钗不会无所闻。所以品格端方、为人忠厚、自律甚严的宝钗从未有过任何破坏宝黛关系的言行，相反倒是一直很注意避嫌，有一次见黛玉去了宝玉那儿她故意避开。宝、黛特别亲密，她并未有什么不快或嫉妒的反应，宝钗并未去争。
从文本来看，说她“千方百计想做宝二奶奶”，恐怕也是言重了。宝黛虽然有“前世因缘”，那毕竟是个神话，不必说按现代意识衡量不具备法律效力，即使在封建社会，由于宝黛从未订婚，宝钗即使参与“角逐”，也无可非议。所以“争宝二奶奶宝座”既无罪，也非过。我们在评论宝黛爱情婚姻悲剧时不能以封建观念来批判封建主义。宝钗知道宝、黛从小青梅竹马，而且老太太贾母格外喜欢二玉，因此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非分之想。她待黛玉是真诚的，并不虚伪。宝钗的悲剧也正在于此。第八回黛玉去看宝钗——当时她和宝玉均住贾母处，按黛玉的小心眼子，有可能就是知道宝玉去了才去的——她见宝玉在，不冷不热“半含酸”地说了些话，宝玉见“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睬他”。甲戌本在末句批道：“浑厚天成，这才是宝钗。”此论公允。宝钗确实比较忠厚，她的一些错误——包括三十四回她批评宝玉“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交友不慎；觉得他应“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老爷（指贾政）也喜欢了”；以及劝他走读经应举之道等等都是——并不是品质恶劣造成的，也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成为“宝二奶奶”能使自己凤冠霞帔，而是她真诚地信奉封建道德之故，更非偷奸耍猾。她十分真诚地为自己，同时客观上也为别人制造着悲剧，这正是这个艺术典型的美学与社会学价值之所在，其思想深度远远超过为了“争夺宝二奶奶宝座”的小女人意识。薛宝钗之所以令人怀疑甚至不满却又引起许多人的喜欢，正因为她并不虚伪。虚伪者通常都很浅薄，假情假意，比较容易识别。而薛宝钗则不论是劝戒宝玉还是黛玉，都直言不讳，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她是把这些当作一个正派人、贵族公子或是大家闺秀的行为准则来宣扬的。她自己深信不疑，她也希望别人这样。薛宝钗形象的悲剧意义，很值得那些自以为一片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