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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5252-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第9部分

小说: 5252-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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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了他珍贵无比的爱国深情和友谊。”    
    在访问塑料大王丁熊兆以前,赵浩生和他素不相识,可自香港第一次见面后,他随即和丁成了纽约香港来往时必作欢聚的好朋友。    
    丁熊兆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是在上海卓有声望的成功企业家了。到香港后,他在北角的一块空地上,重起炉灶成立开达公司,取“先开后达”佳意,从事塑料、五金、玩具、电池的生产。几经奋斗,他的产品在国际上开拓了大市场。    
    说来有趣,赵浩生对丁熊兆事业成功的敬重,是在孩提时代产生的。在本文的开头已经提到,赵浩生孩提时的最大奢望,就是有朝一日能拥有一个电镀光亮的手电筒。赵浩生记得,当时手电筒和电池最流行的一种牌子,就是上海出产的、压倒了美国“永备”牌的“大无畏”牌,他从心底敬重制造出这种牌子产品的中国人。    
    当赵浩生对丁熊兆采访,问起丁在上海从事何种制造业,而丁告诉赵他就是“大无畏”电筒及电池的制造者时,赵浩生顿时惊喜不已。而丁熊兆听了赵浩生孩提时的故事后,也像遇到知音般的兴奋。    
    后来,丁熊兆开创的事业,由他的两公子丁鹤寿、丁午寿兄弟大大地光大了局面,这其间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到内地设厂,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丁家的企业,成为香港经济的主力;丁氏兄弟,也成为香港企业界的栋梁,历任工商组织的首脑。    
    赵先生归纳说:“丁家在香港成功的秘诀,就是从熊兆兄那一代起,世世代代都认识到:香港繁荣的源泉是在祖国内地,当年是如此,待回归之后,更是如此。”    
    在回溯的时候,赵先生常常提出一些他随之想到的问题,并以往事来映证,例如香港人应认同中国人的身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的问题。    
    60年代中期,赵浩生在美国耶鲁大学教中国现代文学课。开学那天,他走进教室,发现4个选修此课的学生,有3个是东方人,一问方知,他们都来自香港。    
    赵浩生对中国学生选学中国文学有些猜疑,不客气地问他们:是不是因为会中文,觉得这门课容易及格才选修的。学生都自称中文底子有限,做的这种选择,完全出于醉心中国现代文学。赵浩生对如是回答很欣赏,就坦率地告诉他们,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让他们要个心理准备。    
    在教学过程中,赵浩生发现他们的中文水准要比英文差许多,但他们很用功,有思想。为了训练他们的中文阅读、写作能力,赵浩生不仅要求他们读中文原著,还要他们用中文写书评,对作家、作品的思想、风格、时代背景加以评述。    
    最初,他们的写作结结巴巴,不久便趋于通顺,最后居然能写出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第二学年,赵浩生鼓励他们把作品收集起来,出版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于是,一份与耶鲁谐音的杂志《冶炉》诞生了。    
    就在此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与香港有关联的新闻,即陆续有香港留美学生自杀事件,赵浩生随即提出就此写分析评论的要求。看了他们以自己的经历、感受所做的分析,赵浩生对香港青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文章分析说:香港留美学生的苦闷,除了遥居异国的孤独和生活难以适应外,更深层的在于失去了文化归属感。香港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享受,但没有令青年人感到自豪的香港独有的文化。    
    学生的分析认为,香港的文化,既非英国文化,又非传统的中国文化,而是一种中英杂揉、以发展商贸为主的文化。他们做这些分析时,香港回归的问题还没有出现,他们已根据自身的渴望,提出香港的文化应该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才能发展出根深叶茂、使香港人感到自豪的香港文化。    
    我看好的人现在还在保持沉默/并非仅擅计较锱铢的一    
    般概念的商人/董浩云悄悄离开人群/他购买了世界上    
    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一把意大利名师制    
    作的小提琴    
    1996年9月,赵先生再度来华时,“特首”竞选之事已经沸沸扬扬,但人们揣测的大热门董建华,却一直没有就是否参选明确表态。“我这次来先到了香港,在港逗留了一个星期,才到北京。”当我如约走进赵先生下榻处,他对我说。    
    “新特区行政首脑推选的事已近眉睫,好几位表态参选,港人对他们反映如何?依您分析谁当选的可能性比较大?”我问道。    
    “我看好一个人,如果他表态参选的话,我以为他很有可能当选。”    
    “谁?”    
    “董建华。这两年以来,我和他的几位旧识一直在对他进行劝说。这种历史机遇不说千载也是百年难逢的,而董恰恰具备良好的条件,让这种机遇失之交臂,而不挺身有所作为,太可惜了。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似乎被我们说动了。”    
    “您跟他很熟吗?”    
    “当然,他的父亲就是我同你说过的董浩云。”    
    “原来董建华就是董浩云薪火相传的后人。”我恍然明白,赵浩生和董建华有一重特殊的关系,随之想起赵先生昔日同我谈起的一系列有关董浩云的故事:    
    董浩云抓住“二战”后各国闹船荒之机,购置了一批轮船,从事近海和远洋运输,渐成有“现代郑和”之誉的“船王”。但他并非仅擅计较锱铢的一般概念的商人。他与画坛巨擘溥儒、张大千是至交,他给他的每一条船都冠以“东方”二字,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东方赤子对东方古国的无尽依恋。而在“东方”之后,还要缀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寄托对文明和美好向往的情怀。每新造或购进一条船,他都要为之写一首诗,再为诗谱上音乐,作为这艘船的船歌。一个给大海写诗,在波涛上吟唱的人,谁能说他是一个只知赚钱的商人?!    
    给我印象极深的,是赵浩生应董浩云之邀赴日本佐世堡参加全球第一艘30万吨巨轮的下水典礼。在军乐、鞭炮、狂欢的声浪中,,拉着赵浩生到海边散步。董浩云对赵浩生说他想哭,但不愿让人看见。赵浩生不解其意,问他何以生出如此念头。董浩云说:“刚才在下水典礼上演奏了日本、新加坡、利比亚的国歌,却没有演奏中国国歌。”奏那三国国歌,原因是这艘船是日本制造,新加坡的贷款,在利比亚注册。这本是国际航运业内很寻常的情况,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这艘巨轮的业主董浩云,在下水典礼上,却听不到中国国歌,如何不让他这个热爱祖国的炎黄子孙见之思之凄然泪下呢?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7)

    赵浩生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在沉吟片刻后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切都是往好处变。咱们总有一天像百川归海一样,回归自己的祖国。你回浙江,我回河南。”听罢赵浩生的话,董浩云才在一霎沉默之后,突然伸开臂膀,迎着海风,开怀大笑起来。看着面对海涛和海风朗声而笑的董浩云,赵浩生发现他看上去更像热情、豪迈爱国的诗人拜伦,而不像一位称霸海上的船王。    
    赵先生还曾告诉我这位富甲一方的船王,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大学“宇宙学府”。他购买了世界上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作为海上大学的用船。他希望赵浩生出任海上大学的校长,可赵浩生不太愿意放弃耶鲁大学的教职,婉辞了。不幸的是“伊丽莎白皇后”号从弗劳瑞德到香港进行装修时,被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    
    后来,赵先生还向我讲述过董浩云买提琴送给马思聪的弟弟马思宏的故事:马在美国纽约格林威治村古玩店,看到,爱不释手。可这把珍贵的小提琴价格不菲,要7000美元。阮囊羞涩的马只能望琴兴叹。赵浩生得知此事,无意中同董浩云言及。几天后,赵浩生接到董浩云的电话,“那把小提琴我买下了,花了7000美元,现已送给了马思宏先生。”而董浩云的生活一向自奉俭朴,他在办公室用的玻璃杯,都是用过的果酱瓶子。    
    董建华和我谈起他不久前赴美国为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    
    问题奔走的情况/赵先生搬着手指向我原原本本叙述了他    
    对董建华说的“五大有利条件”/“见面时,他递给我一    
    份书面声明”/“我要干干净净地出来!”    
    “您如此看好董建华,定是有些令人悦服的依据喽。”我言归正传。    
    “当然,较长时间的交往了解可以说出很多感觉,我想只说一件事便足矣。1995年我到香港,我曾同董建华到东方海外公司的董事会议厅,在瞻仰董浩云遗像的悲喜交集之际,董建华和我谈起他不久前赴美国为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奔走的情况,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香港的经济。他对这一问题分析之透彻,着眼之远阔;他在美接触人物之广泛,奔走所产生之影响,都使我感到他不但是位成功的企业家,而且仿佛是有全球眼光的政治家。从他对此事所投入的心力与热情,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对香港的热爱,和港人利益的休戚与共。这样的人,不正是众望所归的人选吗?”    
    在和赵浩生先生这次交谈的几天后,我看到了董建华通过媒体的参选表态。此刻,我还不知道,赵先生是在董建华处看到了那份参选表态的稿子后,才对我透露这一口风的,但我却很想知道他们是用怎样的言辞说动董建华的。遗憾的是赵先生去了外地,我忙着赶一部书稿,竟未得再叙的机会。    
    1997年春节前夕,赵先生又涉洋来华,于在京期间赴香港小住了几日。此时,董建华已接受国务院正式任命。归来叙谈时,自然扯出董建华的话题。赵先生说本来预计能安排个单独晤面的,“无奈时下的董建华太忙了,仅与他共同出席了一次晚宴,虽然他特意邀我和他坐在一起,但在那样的场合总得关照所有的在座者,所以没有什么独家新闻了。”    
    “还是谈谈您们是如何动员董建华参选的吧。”我向赵先生要求。    
    “那是有一个过程的。”赵先生接着告诉我:就在1995年那次见面时,他脱口对董建华说:“建华,你应该竞选香港的首任‘港督’,做香港的‘华盛顿’啊!”    
    但董建华是个性格沉稳的人,他不会在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时,轻易吐露自己的倾向。他对赵浩生说:“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有想过。”并强调自己长期经营实业,不准备全身心介入政治;再者企业有3000员工,他不能抛开他们,所以他说他还是以企业经营者终其一生为好。他的夫人赵洪娉,也不太希望丈夫从政。    
    “经反反复复做了许久的工作,他似乎不那么截然拒绝了。我为他作了分析,说他参选有五大有利条件。”    
    赵先生搬着手指向我原原本本叙述了他对董建华说的一番话:“首先,你是在香港成长起来的,熟悉香港,现在强调港人治港,你持的是香港永久性护照,无懈可击;第二,香港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你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留学生,熟悉了解英国,一方面,你同英国各界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倘若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做什么手脚,玩什么花样,欺瞒不了你这个留英生;第三,香港是个商业城市,不是政治城市,当然现在有人想把她搞成政治城市,这显然是不理智的,而你在商界经营多年,精通商业的运作和管理,且在商界有一定的威望;第四,我认为以一国两制的方式使香港、澳门回归,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以这一方式统一台湾,你父亲开创的‘东方’事业,与台湾商界有联系,你个人在台湾也有人缘,你妹妹是台湾前“总参谋长”的儿媳妇;第五,是句玩笑话,你出生在上海,现在中国上层领导人大多在上海工作过,中国有句关于老乡的俗话,所以你同他们容易打交道。”    
    “他当时被您说服了吗?”我问道。    
    “他还是没有表示可否。直到去年9月,我在赴中国前,和他通了一次电话,告诉他我在到大陆前,将在香港停留。董建华听了我的话后,告诉了我他的近期安排,他要到新加坡料理一些事务,但他告诉我,他将于我在港的9月16日返回香港,并相约和我见面。”    
    “你们如期见面了吗?”    
    “见面了。他那天下午4点从新加坡回港,5点钟,我们便坐在了一起。见面时,他递给我一份书面声明,要我看一下,说他已经决定参选。我看了他的声明,方知他决定参选。声明写得很好,言简意赅,我建议他尽早刊登出来。他向我解释道:下决心参选后,他立即让自己的律师、会计师、同事把东方公司多年做过的贸易全部清理、检查一遍。在确信没有污点后,才确定宣布参加竞选。‘我要干干净净地出来!这样做,需要时间,所以宣布得晚了一些。’他说得一板一眼。”    
    香港的新闻媒体很活跃,记者群体良莠不齐/“模仿一下    
    二战时的罗斯福,搞个类似《炉边闲话》的专栏”    
    随着香港回归的一天天迫近,董建华,这位将承天降大任的斯人,更为世人瞩目,新闻媒体对他盯得更紧,同属圈中人的我,自然也希望从赵先生那里得知一些相关的信息。    
    在距香港回顾尚有90天之际,赵浩生先生越洋打来电话,告知他被“特首”董建华和中国政府聘为出席7月1日中、英香港主权交接仪式的特约嘉宾。    
    5月末,赵先生来到北京。“不走了,直到7月1日去香港参加交接仪式。”见面时他如是说。我再度提起董建华的话题,赵浩生先生告诉我,他在董建华当选候任“特首”后的几次接触中,董建华曾私下就一些事务向他征询过见解。    
    “您给董建华过什么有益的忠告吗?”    
    “我想,关于‘特首’职责内的政务,他完全有能力应对裕如,他也有出类拔萃之辈组成的智囊团,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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