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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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法怪异的作家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像库切这样每部作品都要变换叙述套路。跟他以前的小说相比，2003年完成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则完全是另一种实验文本，看上去很像一部思辨录，可是人物关系和人物本身的话语层次又极为丰富。这部别出心裁的复调小说早晚会成为文本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当然那是派给学者们的差事，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倒是不妨跟着库切的人物去体验那种悲凉心境———当主人公与世人周旋之际，你差不多也能发现当下生活的精神陷阱。
库切这回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近七旬的女作家，名叫伊丽莎白的澳大利亚人，东西不多却很有影响，这有点像库切本人。也许，你可以把伊丽莎白视为库切的部分替身，确实有许多因素给人这种暗示，包括早年的欧洲经历，作为作家在英语世界中的边缘身份，以及对西方基督教主流文化所持相似的批判态度，等等。但是千万别把她当做库切本人，别说性别不同，年龄也差一截，关键是作者和他塑造的人物总归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比起故事之中的她，库切具有巴赫金所说的作者的“外在立场”（exotopie），这使得他对世界的观察比她更透彻，看法上也更有分寸。库切的策略是让伊丽莎白去替他嚷嚷，让她去面对驳诘、冷落和各种尴尬场面，借着女作家那份偏执劲儿，库切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对理性的批判引向较为极端的方向。这一来抛头露面的伊丽莎白让他玩残了，既然被推到“看”与“被看”的双重境地，那么她既是一个火力点也成了被攻击的标靶，她得为自己寻找立足的思想空间，甚至不得不从记忆的帷幕后边揭开最隐秘的人生经验———比如用性的仪式来抚慰垂死的菲利普老头那些事儿。如此“博爱”之举大大超越了理性的禁忌，会不会成为心中的一个窟窿？连她自己都不禁嘀咕掉进这窟窿里是不是走向堕落的开始。
可以看出，书中布满了精心设计的对话关系。伊丽莎白在不同场合有着不同的对话者，像女主持人苏姗·莫比乌斯，游轮上的尼日利亚作家艾古度，她的姐姐修女布兰奇，还有阿波尔顿学院的教授们，还有她的儿子约翰和儿媳诺玛，都从不同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便有人沉默不语，也是一种声音。有这样一个插曲，伊丽莎白在阿姆斯特丹要作的演讲是批评文学作品对暴行的过度描述（她认为那会损害心灵），巧的是在那儿偏偏遇上她要作为反例举证的一位作家，她心怀善意去找对方做一番说明，可人家听完偏是一声不吭。不能沟通的心灵发生了碰撞，这给伊丽莎白造成了无所适从的心理震荡。那位名叫保罗·韦斯特的作家有什么不对呢，难道真相不应该被再现吗？她有时也会从对方的立场来校验自己。库切让伊丽莎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可是他并不袒护自己的代言人，在许多时候读者会觉得对方的说辞也很有道理。伊丽莎白在阿波尔顿学院所作的尊重动物生命的演讲让许多人感到不快，诺玛甚至把她的言论视为话语权力的运作，而读者也会顺着这种思路想开去：那种强加于食肉者的罪恶感是否也将引向对公众权利的褫夺？诺玛显然不是作为某种陪衬而出现，这种自在的声音不是作为客体而是另一个主体，是一种他者的“我”。同样，伊丽莎白和姐姐布兰奇的各说各调亦在对立中形成了叙述的张力，姐妹俩关于耶稣和希腊人的争议饶有哲趣———祖鲁人的贫穷百姓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抚慰？是痛苦的耶稣还是生机勃勃的希腊人形象？作为一位特里萨嬷嬷式的人物，布兰奇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自然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她知道人们需要的是某个像他们一样受苦受难、能够帮他们背负十字架的人。一种非常现实的态度。然而，非洲的穷人难道就该永远笼罩在愁苦的阴云之中？伊丽莎白受不了这个。她永远在为理想而争辩，走到哪儿都会弄得举座不欢，到头来自己也不爽。无奈中她痛苦地诘问自己：“所有其他人都跟生活妥协了，为什么你就不能？”她也想过，自己是不是疯了？
也许这会被人视为一部借人物之口直接表达思想的小说，犹如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一路，但是真正的区别在于：被前人写进文学史的所有那类作品，没有一部在艺术上能达到库切的高度。正是由于作者在叙事圈套上玩了一手，以及叙述语式和细节处理上的苦心孤诣，《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恰恰不是那种纯以思想取胜的东西。作为学者和思想者的库切，比其他那些也玩过小说的饱学之士更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小说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叙述而不是论述，是叙述的方式决定了思想的存在。小说头一章里，伊丽莎白参加颁奖活动时，有记者请她谈谈自己“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她上来跟人家兜圈子，“我的思想？我有义务带来思想吗？”这也许正是库切的自我警示。库切给读者带来的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存在方式，譬如某种现象、事件、问题、范畴……以及这中间的话语关系，当然也有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当然不能说尽是鸡毛蒜皮。他让伊丽莎白跟别人惹起一场场争论，那所有的事端的背后都有他充满睿智的目光，显然问题不在于孰是孰非，而是将灵魂带向何处。穿堂入室，推牖揽月，库切颇有涵容的叙述处处显示出美学上的分寸。
在“众声喧哗”之中，伊丽莎白一步步被逼入思想的死角，或者说走入了这样一个思想的怪圈：是文学的力量把她引向对人的关爱，可是拿这种关爱去影响世界却又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她不能不这么想：“假如她，像她现在这样，必须在讲故事和做好事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她相信，她宁愿选择去做好事。”文学的信念到这时终于崩溃。小说最后一章是类似地狱审判的寓言，伊丽莎白在那种卡夫卡式的场景中陷入绝望。文学是否应听从真实的召唤，作家怎样做社会的书记员，以及心灵与思想、信仰的关系等等，成了审判和听证的内容。这一章标题就叫“在大门口”，那扇紧闭的大门似乎专为伊丽莎白一人而设，她过不了这道关，因为她将文学视为通向真理之途。然而，此处并非真理所在，也许事情正如理论家托多洛夫所说，“小说的叙述并不像历史的叙述那样向往客观真理，迈进这扇大门是徒劳无益的。”（《批评的批评》）
也许她真是疯了。不是在卡夫卡的场景中陷入绝望，而是在绝望中陷入卡夫卡的场景。
第一课第一课 现实主义（1）
第一课 现实主义
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打开局面，就是说，如何使我们自己从现在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条通往遥远彼岸的道路。这是一个简单的造桥问题，或者说，桥梁合龙的问题。人们每天都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们在解决问题；问题一解决，他们就前进了一步。
让我们假设，尽管问题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实际上，它正在解决之中。让我们假设，桥造好了，架好了，我们可以不去挂念它了。那留在我们身后的，是我们的过去的处境。我们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那是我们向往的地方。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是一名作家，生于1928年，现在已经六十六岁，快六十七了。她著有九部长篇小说，两部诗集，一部关于鸟类生活的书，还有一批新闻作品。论出生，她是澳大利亚人，她生于墨尔本。尽管从1951年到1963年，她曾客居海外，在英国和法国；但她现在依然住在墨尔本。她结过两次婚，有两个孩子，一次一个。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靠其第四部小说出的名，那小说叫《爱可尔斯街的房子》（1969）。小说的主要人物叫马伊蓉·布卢姆，利奥波德·布卢姆的妻子，利奥波德是另一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那就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过去的十年间，围绕着她，成长起了一小批批评家，甚至还成立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学会”，会址在新墨西哥州的奥尔布盖格。他们还出了一本季刊，叫《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通讯》。
1995年春天，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曾前往，或者说正在前往（此处用现在时态，表示自从那以后她经常去）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姆斯镇，她是去那儿的奥尔托纳学院领取斯托奖。那奖每两年颁发一次，授予一名世界级的大作家。评委会成员是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它由五万美金和一块金牌组成。奖金的基金是一笔来自斯托房地产公司家族的馈赠。那是美国的一个比较大的文学奖。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科斯特洛是她娘家的姓）访问宾夕法尼亚期间，由她儿子约翰陪着。约翰本来有一份工作，是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学院里教物理和天文；不过，出于一些他自己的原因，那一年他正在休假。伊丽莎白已经变得有点老弱；如果没有她儿子的帮助，她是不会踏上这跨越半个地球的劳累旅途的。
咱们跳着说。他们抵达威廉姆斯镇后，被接到了宾馆。对一个小镇来说，宾馆的房子大得惊人。那是一幢六角大楼，外墙全都用黑色大理石砌成，内墙则全都是水晶和玻璃。就在她房间里，母子俩有一段对话。
“您会觉得舒服吗？”儿子问道。
“我相信会的，”伊丽莎白答道。她的房间在十二层，前面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再往外，是林木披盖的群山。
“那您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他们六点半就要来接咱们。我提前几分钟来叫您吧。”
约翰正要离开。伊丽莎白说：
“约翰，他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今晚吗？什么都不想吧。只是跟评委们吃顿饭而已。我们可不想让这顿饭拖成漫长的晚宴。我会提醒他们，您累了。”
“那明天呢？”
“明天就不一样了。我怕，您得为明天好好准备一下。”
“我已忘了自己同意到这儿来的理由了。没有一个好理由，就贸然行动，似乎是件很痛苦的事。我应该要求他们别搞什么典礼，用信封装着把支票寄过来就行了。”
经过这次漫长的飞行，伊丽莎白明白自己老了。以前她从未顾及自己的外表，随便一收拾就行。可是现在，很明显，自己已经老态龙钟了。
“母亲，我怕您不能那么做。如果您想领取奖金，您就得参加整个仪式。”
伊丽莎白摇了摇头。在机场，她穿上了一件蓝色的旧雨衣，此时依然穿着。她的头发看上去油乎乎的，没有一点生气。她一直没有打开行李。如果约翰现在就离开，她会做什么呢？穿着雨衣和鞋子就躺下？
约翰在这儿，跟她在一起，出于对她的爱。约翰无法想象，如果自己不在母亲身边，母亲将如何经受这次考验。约翰站在她旁边，就因为他是她儿子，她可爱的儿子。不过，约翰也差点成了———不愉快地说———她的驯兽师。
约翰把她当成了一只海豹，一只年老的、疲惫的马戏团里的海豹。她必须再次让自己站起来，才能够着那水盆；她必须再次表现出，她能够把皮球稳稳地顶在自己的鼻子上。约翰必须耐心地哄着她，使她打起精神，帮她完成表演。
“他们只能那么做，”约翰尽可能温柔地说，“他们仰慕您，尊敬您。他们认为，那样做是最好不过的了。给您钱，还替您扬名。用钱扬名。”
伊丽莎白站在那张具有帝国风格的写字台旁边，慢腾腾地翻着一本小册子；它告诉她到哪儿去购物，到哪儿去用餐，以及如何使用电话。她用嘲讽的目光迅速看了约翰一眼，那目光仍然具有惊人的力量，提醒约翰她是何许人物。“最好不过了？”她嘟哝着。
六点半，约翰来敲门。伊丽莎白已经准备好了，正等着呢。她满腹狐疑，但还是愿意去会会同行们。她穿上了蓝色礼服和丝绸外套，那是她作为女小说家的行头。她还穿了一双白鞋子，鞋子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她穿上后看起来有点像黛茜鸭。她洗了头发，把头发梳到了后面。她的头发看起来还是油乎乎的，不过油得挺体面的，像一个挖土工人，或者修理工人。她脸上已经有了驯服的表情；如果你在一个小女孩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你会说她性格孤僻。她长着一张没有个性的脸，摄影师得想方设法借给她一点特性。她跟济慈一样，约翰想着，极力鼓吹无条件的接受。
蓝色的礼服，油乎乎的头发，这些细节显示出她是一个温和的现实主义者。描写细节，让这些细节的含义自动显现出来。这是由丹尼尔·笛福开创的写法。鲁滨逊·克鲁索被抛到了沙滩上，环顾四周，寻找同船的伙伴。但他一个都没看见。“从那以后，我未曾见过他们，或他们的任何影踪，”他说，“只见到了他们的三个有边的帽子，一个无边的帽子，两只鞋子，还不是成双的。”两只鞋子，不是一双。它们不是一双，所以不能再穿，而是成了死亡的证物。两个人掉到海里，鞋子被那泛着泡沫的海水冲脱，被冲到了岸上。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悲观绝望；只有大帽子、小帽子以及鞋子。
约翰回想着，从他能记事起，他母亲一般都是在早上把自己关起来，从事写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别人打扰她。他过去常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幸的孩子，孤独，没人爱。当他和姐姐觉得特别难过时，他们常常跌坐在那紧锁着的门外边，发出轻细的啜泣声。最后，啜泣声会变成哼哼声或唱歌声。兄妹俩会感觉好一些，忘掉自己的孤苦无依。
现在的场景变了。约翰已经长大。他不再被关在门外，而是在屋里，看着母亲坐在那儿背朝着窗子，面对着空白的稿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的头发慢慢地由黑变白。约翰觉得，母亲真顽强！毫无疑问，这个奖，还有许多其他的奖，都是她应得的。因为她的勇气已经超越了职责的呼唤。
在约翰三十三岁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