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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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勒可能是个好人。一个好人，但不是诗人。那些被捕获的大猩猩迈着大步，绕着围场，围成一个圈，慢慢地走动。它们整个像一支军队。有的赤裸着，像刚刚出生时的样子；有的身上拖挂着绳索或旧布条，那都是它们捡来的；还有的穿戴着垃圾。一个诗人会把这一刻点化成伟大的一刻。
“（从图书馆里，我借阅了克勒的一册书；在有这段描写的书页边上，一个愤怒的读者写道：‘把动物当人写了！’他的意思是说，动物不会迈步，不会打扮；因为它们不知道‘迈步’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打扮’是怎么回事。）
“在它们以往的生活中，猿猴们未曾习惯于以外界的眼光看待它们自己，就好像有那样眼光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正如克勒所洞察到的：由于布条和垃圾看起来非常巧妙，由于这些东西让你产生异样的感觉；它们在大猩猩们身上并不是为着什么视觉效果，而是为着动觉效果———某种用来解乏的东西。以克勒所具备的同情心和洞察力，他只能想到这个程度；而诗人可能会从这里出发，因为他能感受到猿猴的感受。
“在苏尔坦内心的最深处，它对香蕉问题并不感兴趣。那迫使它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只是试验者一厢情愿的统治欲。实验室和动物园有如地狱，老鼠、猫和其他许多动物都被困于其中；所有这些动物都被这样的问题困扰着：家在哪里？我如何能到达那里？这也是真正困扰着苏尔坦的问题。
第三课第三课 动物的生命之一（4）
“卡夫卡笔下的猿猴戴着蝴蝶领结，穿着晚礼服，握着一卷演讲提纲。让我们回到这只猿猴那儿，测量一下由它到这群被捕获的动物之间的距离；这些动物绕着特内里费岛的牧场，没精打采地走着，是多么悲哀啊！红彼得已经走得多远了啊！不过，我们有权利问：作为回报，它的智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超常的发展，而且已经掌握了演讲厅的礼仪和学术界的话语；为此，它不得不放弃了什么？答案是：许多，包括传宗接代。如果红彼得有一丁点理智，它就不会要孩子。在卡夫卡的故事中，有一只绝望的、半疯的母猿猴，那些猎捕红彼得的人力图把这只母猿猴许配给它，它们生下来的可能只是一头怪物。我们很难想象红彼得的孩子，正如很难想象卡夫卡自己的孩子。杂种是，或者说，应该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卡夫卡把自己和红彼得都看做杂种，就好像有一套怪异的会思想的设备，莫名其妙地被装在那些受苦受难的动物身体上了。在所有幸存下来的卡夫卡的相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盯着我们的目光，这是一种纯粹惊异的目光：惊异、震惊、惊恐。在所有人中，卡夫卡在心理上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他好像在说：这是，这就是上帝的形象吗？”
“她这是在漫谈，”坐在约翰身边的诺玛说道。
“什么？”
“她在漫谈。她跑题了。”
“有一个哲学家，名叫托马斯·内格尔，”伊丽莎白继续说道，“他提出一个问题；到了今天，在专业圈子里，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有名：做一只蝙蝠，会怎么样？
“想象做一只蝙蝠的样子，内格尔先生说，就是想象：整夜整夜地飞来飞去，把昆虫抓到嘴里，凭借声音，而不是物象，辨别方向；白天则倒挂着———这可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他所告诉我们的这一切，只是如何像一只蝙蝠那样去‘行动’。而我们真正想知道的，是如何‘作为’一只蝙蝠去行动；因为，蝙蝠就是蝙蝠。由于我们的头脑不适合于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头脑不是蝙蝠的头脑，我们决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有知识而没有同情心的人，内格尔使我感到震惊。他甚至很有幽默感。不过，他认为，除了我们自身，我们不可能知道任何别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他的这种看法非常有局限。对内格尔来说，蝙蝠是一种与人根本不同的生物，也许不像火星人那样迥异于人，但肯定比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要大（我猜想，与学院里的哲学家的差异尤其大）。
“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连续统一体。它的一端是火星人，另一端是人（但不是卡夫卡）；中间经过蝙蝠和狗和猿猴（但不是红彼得）三个阶段。内格尔说，沿着连续统一体，我们从蝙蝠走向人；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让某某成为某某会怎么样呢？’而答案也随之越来越容易找到。
“我知道，内格尔只是把蝙蝠和火星人当做对他有用的东西，目的是为了就意识的本质提出他自己的问题。不过，跟大多数作家一样，我的思维直来直去；因此，我想到蝙蝠为止。当卡夫卡写猿猴时，我认为，他首先谈的是猿猴；当内格尔写蝙蝠时，我认为，他首先谈的是蝙蝠。”
诺玛坐在约翰身边，恼怒地叹了一口气，声音轻得只有约翰能听见。不过，诺玛本来就只想让他一个人听见。
“在目前这段时间，”他母亲说，“我了解到了，做一个死人，是什么样子。这使我感到厌恶，使我心中充满恐惧；我惟恐避之不及，拒绝享用这样的知识。
“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尤其是在我们长大之后。我们所具备的知识———‘所有人都会死，我是人，所以我也会死’———这样的知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某一时刻，我们就是这样的知识。我们过着不可能的生活，我们活过自己的死亡，回过头来再看这死亡；这样的回顾，只有死去的自我才能做得到。
“用内格尔的话来说，如果我有这样的知识，当我知道自己将要死时，我知道的是什么呢？我是否知道，让自己成为死人，会是什么样子？或者，我是否知道，让死人成为死人，会是什么样子？在我看来，其间的差异微乎其微。我所知道的，是死人不可能知道的东西：死人已经死灭，它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决不会再知道任何东西。比如，在我整个知识结构在惊慌中坍塌之前，我会活在那样的矛盾之中，死了，同时又活着。”
诺玛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约翰抓到她的手，用力握了握。
“我们人类能够具备的就是这种想法。如果我们强迫自己，或迫于外力，那么，我们不仅想到这一点，甚至还会想到别的。可是，我们抵制外力的压迫，而且很少强迫自己。只有当我们被推到死亡面前时，我们才会设身处地地思考死亡。现在我要问：如果我们能够思考自己的死亡，那么，到底为什么我们无法设身处地地思考蝙蝠的生活？
“去做一只蝙蝠，会怎么样？在我们能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前，内格尔提示说，我们要有能力通过蝙蝠的各种感觉方式，去体验蝙蝠的生活。但他错了；或者，至少说，他把我们送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做一只活生生的蝙蝠，是充满生机的；做一只全面的蝙蝠，就是做一个全面的人，这样的人也充满生机。也许，首先是蝙蝠，其次才是人；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想法。要充满生机，就要身心健全。有一个词，可以用来指称这种对生机盎然的体验，这就是‘快乐’。
“活着，就要有一颗活生生的灵魂。动物———我们都是动物———都有灵魂附体。这一点正是笛卡儿所看清的，并决心加以否定的；他有他的理由。笛卡儿说，动物活着，就像一架活着的机器。动物的构成无非是一个机械系统。如果说动物有灵魂，那么这正如机器有电池，电池给机器提供电力，使它得以运转。不过，动物并非灵魂附体，动物的生命性质也并非快乐。
“‘我思，故我在。’笛卡儿还说过这样的名言。对这个公式，我一直感到不舒服。它的意思是，如果一个生物不进行我们所谓的思考，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是二等生物。我赞同丰满、具体而活生生的知觉；但反对思考，反对认知。我所认可的知觉———不是那样的一种自我意识，即把自己看做某种幽灵一般的机器，会推理，会思想；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跟感觉关系很大的知觉———属于具有四肢的躯体，那四肢向着空中伸展；这是一种活在人世的知觉。
“这种丰富性与笛卡儿所说的状态完全相反，后者只有一种空洞的感觉，像一粒豌豆在一只豆荚里旋转，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
“生活的丰富性是一种状态；在监禁中，这种状态很难保持。监禁是惩罚的一种形式。西方人钟爱它，通过种种其他处罚形式（拷打、折磨、肢解、处死）———那些形式既残酷无情，又违背天理———他们竭尽全力，把监禁这种处罚形式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关于我们自己，这意味着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身体在空间中的活动自由被看做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有这个目标，理性可能会损害感性，而这种损害是最恼人，也是最有效的。而且，事实上，正是在那些最少有能力忍受监禁的生物身上———它们与笛卡儿所描绘的灵魂图景———一粒豌豆被监禁在一只豆荚里———最缺乏一致性，而且与进一步的监禁无关———我们看到了最让人感到绝望的后果：在动物园，在实验室，在研究所———在这些地方，快乐之流没有任何流动的空间，因为它不是来自身体之中的生命或身体本身，而只是来自某种具体化了的存在。
“我们要问的不应该是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跟其他动物拥有相同的东西———理性、自我意识、灵魂？（由此我们必然会推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跟其他动物不同，那么我们就会自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它们，把它们关起来，把它们杀掉，羞辱它们的尸体。）让我回过头来谈死亡营。这些营地有一种特别的恐怖，从而使我们相信：发生在那儿的事情都是反人道的恶行。那些杀人者不把受害者当人，只把他们当虱子。这太抽象了。恐怖的是：那些杀人者跟所有其他人一样，拒绝设身处地地替受害者着想。他们说：‘运牛车载着那些牲口，吱吱嘎嘎地驶过。’他们不会说：‘假如我在那运牛车上，会怎么样？’他们不会说：‘那在运牛车上的是我。’他们说：‘肯定是那些死人，此刻正在被焚烧，使空气发臭，然后变成骨灰，落在我的卷心菜上。’他们不会说：‘假如我被焚烧，会怎么样？’他们不会说：‘我在被焚烧，我的灰在掉落。’
“换句话说，他们关闭了自己的心扉。心灵是‘同情’的所在地。‘同情’这种能力使我们在有些时候能替他者分担。‘同情’完全与主体相关，但跟客体即‘他者’无关。一旦我们所想到的客体不是蝙蝠（‘我能替蝙蝠分担吗？’），而是另一个人；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有人有能力把自己设想为别人，有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当这种能力匮乏到极点时，我们把他们叫做‘精神病患者’），还有人具备这种能力，但不想施展出来。
第三课第三课 动物的生命之一（5）
“托马斯·内格尔可能是个好人。尽管让我去同情他，还有托马斯·阿奎那和雷内·笛卡儿，比较难；但是，这种困难并没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限制我们去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出于同情的想象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如果你们想要证据，请往下听。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爱可尔斯街的房子》。为了写那本书，我不得不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想象成马伊蓉·布卢姆。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如果我没有成功，我就无法想象，你们何以今天要请我到这儿来。关键是，在任何情况下，马伊蓉·布卢姆都不存在。她是詹姆斯·乔伊斯通过想象虚构出来的人物。既然我能设身处地地把自己当成一个从未曾存在过的人，我就能设身处地地把自己当成一只蝙蝠，或一只黑猩猩，或一只牡蛎，我就能跟任何一种生物共享生命之源。
“让我最后一次来谈谈那些死亡营，这些屠宰场遍布在我们四周；而我们却齐心协力、竭尽全力，对他们关闭了心扉。每天都有新的一轮大屠杀，可是，就我目前所能看到的而言，我们道德的神经却并没有被触动。我们并没有被污染的感觉。我们似乎可以做任何事情，然后走开，双手依然是干净的。
“我们指的是德国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他们什么都干，但并不知道自己周围的暴行。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无知，造成了一定的后果；我们宁愿认为，他们的内心烙上了这种后果的印记。我们宁愿认为，在他们的噩梦中，有些阴魂会回来，出没在他们周围，因为他们曾拒绝分担那些人的苦难。我们宁愿认为，他们早上醒来时会形容枯槁，然后会死于病痛。不过，事情也许并非如此。证据指向相反的方向：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然后脱身出来；不受任何惩罚。”
奇怪的结尾。只在伊丽莎白摘下眼镜、卷起讲稿时，听众才开始鼓掌；甚至在那时，掌声也是稀稀拉拉的。奇怪的演讲，奇怪的结尾；约翰想着，错误的考辩，错误的论辩。辩论，那可不是她的强项。
诺玛举着手，力图引起人文学院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