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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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能够听出自己话音中的怒气。她在干什么呢？向一群老家伙进行自我辩护？他们可能来自意大利或者说意大利南部的某个小村镇；可是，不知为何，现在他们却坐在这里，审判起她来了。她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他们对塔斯马尼亚知道什么？　　　　
　　　　“我压根就没提到塔斯马尼亚人的声音，”“八号”说道，“我问的是你的想法。”　　　　
　　　　她关于塔斯马尼亚的想法？如果她迷惑了，那么在座的其他人也会迷惑；因为，那个对她提问的人得转而向他们作解释。“发生了一些惨剧，”那人说道，“无辜的孩子们受到了侵犯。一些种族整个被灭绝。她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想法呢？她是不是没有任何引导自己的信仰？”　　　　
　　　　灭绝塔斯马尼亚人的，是她的同胞，她的祖先。最后，在这场听讼、这场审判后面，隐藏着的是否是：历史上的罪恶问题？　　　　
　　　　她吸了一口气，“纵然你们是法官，纵然我是在法庭上，甚至是在终审法庭上；但是，对有些事情，我可以说说，对另外的事情，我最好保持沉默。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我的回答只能是：如果从今天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中，你们得出结论说，我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那么，你们错了，完全错了。让我再补充一句，希望你们能有所启发：信仰不仅仅是我们所具备的伦理支持。我们也能依靠自己的心灵。我就说这么多，再也没有可说的了。”　　　　
　　　　藐视法庭。她这几乎是藐视法庭。这样子的勃然大怒，她从来不喜欢自己是这副样子。　　　　
　　　　“可是，作为一个作家，你今天在这里所表现的，不是你自己的人格，而是一个特殊的案子，一种特殊的命运。一个作家写的不仅是好玩的东西，而且要探讨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在你的书中，你作出一个又一个判断，肯定是在探讨。是什么因素促使你作出这些判断的呢？你是否还坚持说，这只是一个心理问题？作为一个作家，你没有信仰吗？如果一个作家只有凡人的心思，那你这个案子还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他不是傻瓜，不是一头来自格威里的穿着绸缎袍子的猪。这不是疯子帽商的茶话会。今天，她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经受了考验。这很好：让她赶上了，亲眼见识了。　　　　
　　　　“今天，塔斯马尼亚的土著人被列入了隐没者之中，我是他们的书记员，是众多书记员中的一个。每天早上，我坐在自己的书桌旁，做好准备，等着白天有人来叫我。这就是书记员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方式。如果那些塔斯马尼亚的老人决定来使唤我，如果他们真的来；那么我就会尽我所能，高高兴兴地进行记录。　　　　
　　　　“对孩子也一样。你刚才提到了那些被虐待的孩子。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孩子来叫过我；不过，我已经准备好了。　　　　
　　　　“然而，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我张开耳朵，接受所有的声音，不仅是那些被杀害的、被虐待的人的声音。”哪怕是在这一刻，她都力图保持自己的声音，力图不让人一听就知道她这是在进行法庭辩论，“如果那些决定使唤我的是杀害他们或虐待他们的人，如果那些人想利用我，通过我发言；那么，我也不会对他们闭目塞听，不会对他们评头论足。”　　　　
　　　　“你是否会为杀人犯说话？”　　　　
　　　　“我会。”　　　　
　　　　“你对杀人犯和被害人不加以判别？这是否就是书记员的职业需要：写下你被告知的一切？你是否完全丧失了良知？”　　　　
　　　　她知道，自己被问住了。不过，要是这使她感觉越来越像一场辩论赛，而且越来越临近终点；那么，她自己被难住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以为，罪犯自己就没受苦吗？”她问道，“你以为，他们没有从烈火中叫出声来？‘不要忘了我！’———他们喊的就是这话。这是精神痛苦的呼喊，那对此充耳不闻的，算是哪门子良知？”　　　　
　　　　“这些声音召唤你，”那个胖子说，“但你没问它们来自何方。”　　　　
　　　　“没问。只要它们表达的是真实的东西，我就不会问。”　　　　
　　　　“那你———仅仅靠扪心自问，就能判定那些东西都是真实的？”　　　　
　　　　她不耐烦地点了点头。她想着，这很像是对圣女贞德的盘问。“你如何知道自己声音的来处？”她根本无法容忍这样直接的质问。难道他们没有头脑，不能说点新东西？　　　　
　　　　一阵沉默。“继续，”那人鼓励地说。　　　　
　　　　“就这么多了，”她说，“你问过了，我答过了。”　　　　
　　　　“你是否认为这些声音都来自上帝？你是否相信上帝？”　　　　
　　　　


第八课第八课　　在大门口（3）

　　　　她相信上帝吗？她宁愿机警地跟这样的问题保持距离。哪怕我们假定上帝是存在的———不管这“存在”意味着什么———我们也应该质问：上帝高高在上，呼呼大睡；我们为什么要像选民投票似的，闹哄哄地，用“相信”和“不相信”去打扰他？　　　　
　　　　“这个问题太私密了，”她说，“我没什么可说的。”　　　　
　　　　“这里就只有我们几个。你放心说吧。”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是，我怀疑，上帝对这样冒昧的问题———冒犯了隐私的问题，不会有好感。我宁愿让上帝存在，正如我希望，‘他’会让我存在。”　　　　
　　　　一阵沉默。她头疼。她寻思着，自己用脑过度，想得太多：这是来自身体本身的警告。　　　　
　　　　审判长扫视着四周。“还有问题吗？”他问道。　　　　
　　　　没有。　　　　
　　　　他转向她说：“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收到我们的通知。通过现存的邮路。”　　　　
　　　　她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她宁愿坐着；但那床像烟灰缸一样，四周都是突起的边缘；所以，没法坐。　　　　
　　　　她讨厌这个炎热而缺乏空气的房间，这是作为她的宿舍分配给她的。她讨厌房间里的气味，一碰到油腻的床垫，就觉得恶心。这儿的时间，尤其是在中午时分，似乎比她平常所习惯的时间要过得慢些。自从她来到这里，有多久了？她已经失去了对时间的追踪。感觉像是有几周，甚至几个月了。　　　　
　　　　下午最热的时候一过，就会有一支乐队出现。乐手们走到广场上，他们穿着硬挺的白色制服，戴着高帽，衣服上挂着许多金色的丝绦。在那儿的一个华丽的台子上，他们演奏苏泽的进行曲、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以及两支流行歌曲：《蝙蝠》和《索伦托》。指挥留着整洁得像铅笔一样的胡子，小镇上的浪荡子都留这样的胡子。每演奏完一支曲子，他都会微笑着，向欢呼的观众鞠躬；而那个演奏大号的胖子则摘下帽子，用一块深红的手帕擦拭额头。　　　　
　　　　的确，伊丽莎白心里说，在1912年，在意大利或者说意大利南部的某个默默无闻的边境小镇，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情景。她曾从一本书上读到类似的情景描写，正如这工棚似的监狱，这干草床垫和四十瓦的灯泡，这整个法庭上的事，包括这昏昏欲睡的法警，都曾在书上出现过。是不是因为她是作家，这一切都是专门为她设计的？这是否是某人出的馊主意，把作家的地狱，或者至少说炼狱，搞成这副样子？这老一套的炼狱。不管什么样，她都应该是在外面的广场上，而不是在这儿的工棚里。她可能是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子在树阴里，四周是恋人们的呢喃。她面前放着冷饮，她等待着第一阵微风来抚触她的脸颊。毫无疑问，一个普通人中的普通人，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广场上那对年轻人的幸福是假的，那岗哨的厌倦也是假的，连那个短号手在上音域吹错了的音调都是假的；那么，做一个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自从她来到这个地方，生活一直如此：破旧的嘎嘎作响的公共汽车，疲于奔命的引擎，用皮带捆在屋顶上的手提箱，大门上那些巨大的往外突起的钉子；这一幅精心构筑的情景倒是很适合于普通人。她为什么不出去，去扮演她自己的角色？她的角色是个旅人，突然之间出现在一个小镇上；命中注定，她再也不能离开这小镇吗？　　　　
　　　　不过，哪怕她隐居在这工棚里，谁会说，她就一无用处？为什么她要那么想：只有她有能力从这场戏中抽身出来？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真正的坚强和真正的坚毅，绝对不是说，非得把戏演完；那么到底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就让乐队开始演奏一支舞曲吧，让那对情侣相互鞠躬并走到地板上；而在那儿，在跳舞的人们中间，就让她，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位老演员，一个人待着。她穿着不合身的衣服，以她那僵硬但并非不优雅的方式，转着圈。如果说，让她去做一个职业演员，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也是老一套———那么，就让它是老一套吧。当所有其他人似乎都信奉老一套，并以此为生，她有什么资格，一听到这老一套，就浑身颤抖？　　　　
　　　　信仰也是这么回事。“我相信那不可压制的人类的精神。”她应该跟法官们说这句话。这话能使她在气势上压过他们，而且会使人们跺脚欢呼。“我相信整个人类是一个人。”其他所有人似乎都相信这一点，都信奉这一点。甚至她，在她被这种情绪感染时，也时不时地会信奉这一点。她为什么不能假装一回，仅仅一回？　　　　
　　　　在她年轻时，在那个现在已经失落、已经逝去的世界里，曾经碰到过一些人；他们都还信奉艺术，至少还信任艺术家，还力图追随大师的足迹。尽管上帝和社会主义已经没落，但引导我们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或里尔克，或凡·高；凡·高的耳朵包着纱布，代表着激情。她是否已经把这孩子气的信仰，以及对艺术家及其真话的信赖———带进了自己的晚年？　　　　
　　　　她首先倾向于说“不”。当然，在她的书中，她没有表明自己对艺术的信仰。写作是终其一生的劳作。现在，这劳作既然结束了、过去了，她就能对自己一生的写作进行回顾；她认为，这样的回顾是非常冷静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漠的，目的是不再自欺欺人。她的书没有教育人，也没有鼓吹任何东西。它们只是尽可能清晰地写出这样的内容，即，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它们还比较恰当地写出了几十亿人中的某一个个人的生活状况。她自己称这个人为“她”，而别人称她为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到了最后，如果她更加相信的是这个人，而不是那些书本身；那么，这只是那样的信任，如木匠相信稳定的桌子，或桶匠相信坚固的木桶。她相信，她的书比她这个人更加具有整体感。　　　　
　　　　天气出现了变化，这变化甚至影响到了宿舍的空间；她知道，太阳正在降落。她已经任凭整个下午滑走了。她既没有去跳舞，也没有搞她的申诉；只是沉思默想，浪费时间。　　　　
　　　　在那个狭小而简陋的浴室里，在靠里的浴位，她好好地洗了个澡，使自己焕然一新。当她回到宿舍，发现来了个新的，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这女人闭着眼睛，坐在一个铺位上。以前，在广场上，她曾看到过这个女人；当时，这女人身边有个男人，那男人戴着一顶白色的草帽。她以为这女的是本地人；但是，很明显不是。很明显，这也是一个申诉者。　　　　
　　　　一个问题出现在她的脑际———不是第一次：“我们，所有的人，是否都是申诉人，等待着我们尊敬的法官们？在这些法官中，有的是新来的，有的是原来的。我称后者为‘土包子’，他们在这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已经定居下来，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环境，并成为了本地社会的一分子。”　　　　
　　　　关于铺位上的那个女人，她感到有一种熟悉的东西，但她无法写出来。她第一次看到那女人，是在广场上；甚至在那时，她都觉得挺熟悉的。不过，从一开始，她就感到，那广场本身，以及整个镇子，都有些熟悉的东西。那情景似乎已经成了模模糊糊的记忆的胶片，而她则被移放到了这胶片里。比如，那个搞清洁的波兰女人，如果她真是波兰人，如果她真的是搞清洁的，那么，伊丽莎白以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她的呢？为什么要把她跟诗歌联系起来？这个年轻女子是否也是诗人？是否也在那样的地方：有时在炼狱里，更多的时候在某个文学主题公园里；这公园的建立，是为了让她在等待的过程中感到欣慰，跟她一起等待的是一些演员；他们全都装扮成了作家？不过，诚如是，则他们为什么装扮得如此拙劣？他们为什么不把这整个事情做得更好些？　　　　
　　　　最终看来，这个地方非常奇怪；或者说，如果生活节奏不是那么缓慢，那么，这个地方将会变得怪兮兮的。它的奇怪之处在于：在演员和他们所承担的角色之间，在让她看的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所代表的东西之间，有一道鸿沟。如果来世跟今生一个样，那么就把今生叫做来世吧———如果来世最终被证明只是一个把戏，从头到尾只是对今生的模拟，那么，为什么这模拟总是失败？而导致它失败的，不仅仅是一根头发的粗细，而且还是一只手的大小———如果是前者，我们还可以原谅。　　　　
　　　　这跟卡夫卡所描写的世界一样。这高墙，这大门，这岗哨，都直接来自卡夫卡。也是要求当事人坦白，也是这样的法庭，里面也有打瞌睡的法警和一群老人，老人们也穿着乌鸦一样黑的袍子。在她翻来覆去费力地说出自己的话时，他们假装注意地听着。卡夫卡，但是，只有表面的卡夫卡，被简化，被磨平，成了一个寓言。　　　　
　　　　卡夫卡被特地推出来，为什么？她可一点都不热爱卡夫卡。大多数时候，她都不能耐心地读卡夫卡的作品。因为，卡夫卡在无能为力和强烈欲望之间，在暴怒和驯顺之间，来回变动。太多的时候，她发现，卡夫卡，或者至少是他笔下那个叫“K”的自我，完全像个孩子。她被猛然投入这场“演出”———她不喜欢这个说法，但是没有别的。为什么这场景如此具有卡夫卡的风格？　　　　
　　　　


第八课第八课　　在大门口（4）

　　　　出现在伊丽莎白脑际的一个答案是：这场演出之所以用这种方式上演，是因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