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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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不。如果是轻松的话，就不值得去做。恰恰是不轻松，是挑战。虚构出一个跟你自己不一样的人物，再虚构出一个世界，让他住进去。虚构出一个澳大利亚。”　　　　
　　　　“您在您的书中所做的，就是这个吗？就是您刚才说的，虚构出一个澳大利亚？”　　　　
　　　　“是的，我想是的。不过，在如今，那可是件不太容易的事。现在有了更多的阻力，许多其他作家已经虚构出了许多个澳大利亚，那些形象组成了一个很重的传统，你得推着它前进。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传统的肇始。”　　　　
　　　　“在咱们国家，您最有名的著作是《爱可尔斯街的房子》，那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我倒是喜欢谈谈这部作品，谈谈小说中的茉莉·布卢姆这个人物形象。您曾经声称或者说一再地声称，这个人物形象来自乔伊斯，您把她改写成了您自己的人物；对您的这种写法，批评家们曾集中讨论过。我不知道，您是否愿意谈谈您对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尤其是您对乔伊斯的挑战。他可是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开辟了他自己的领域。”　　　　
　　　　又是一个明显的机会，这回她抓住了。　　　　
　　　　“是的，茉莉·布卢姆———我指的是，乔伊斯的茉莉，她很有魅力，不是吗？在《尤利西斯》的字里行间，她留下了踪迹，像一只母狐狸，在发情时留下骚味。你不能说她在拿骚气诱惑男人，她做得不露痕迹。哪怕茉莉不在现场，男人们也会看到她的痕迹，闻一闻，转个圈，相互对着吠叫。　　　　
　　　　“不，我不认为自己像乔伊斯。不过，乔伊斯的有些书极富创造性，书中有很多材料可以留着以备后用，那些材料几乎是在邀请你去把它们接过来，用以建造一所属于你自己的房子。”　　　　
　　　　“可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您已经把茉莉带出来了———请允许我顺着您的比喻来说———把她从爱可尔斯街的房子里带出来了。她的丈夫，她的情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有塑造她的作者，都把她禁闭在那房子里，把她变成了一只蜂后，使她飞不起来。您把她带到了都柏林的大街上，给她松了绑。难道您不认为，从您这边来说，是对乔伊斯的一种挑战，一个回应？”　　　　
　　　　“蜂后，母狐……咱们还是把她的形象改一改，称她母狮吧；她在大街上趾高气扬，嗅着各种气味，看着各种景观。甚至寻找着猎物。是的，我要把她从那所房子里，尤其是那间卧室里，解救出来，床上的弹簧吱嘎作响。如你所说———就在都柏林———给她松绑。”　　　　
　　　　“如果您把茉莉———乔伊斯笔下的茉莉———看成爱可尔斯街房子里的一名囚徒，那您是否把所有女人都看成婚姻和家庭的囚徒？”　　　　
　　　　“你不能说所有女人。不过，是的，在某种程度上，茉莉是婚姻的囚徒，在1904年的爱尔兰，有那样的婚姻出售。她丈夫利奥波德也是个囚徒。如果说她被关在婚姻的房内，那么她丈夫是被关在房外。所以说，奥德修斯力图进屋，而珀涅罗珀力图出门。乔伊斯和我所尊重的就是那个喜剧，那个喜剧性的神话，只不过我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敬意。”　　　　
　　　　由于两个女人说话时，都戴着耳机，都对着话筒，而不是对着对方；约翰很难看清她俩合作得怎么样。不过，像平常一样，他对他母亲所表演的角色印象深刻：亲切的常识，无怨无恨，但也不乏尖锐和智慧。　　　　
　　　　“我想告诉您，”主持人继续说道（声音很冷淡；约翰想：一个冷淡的女人，很能干，但一点都不轻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我首次读《爱可尔斯街的房子》时，它给了我什么样的影响。当时我还是个学生，读过乔伊斯的书，被其中关于茉莉·布卢姆的章节及其所表现的极为正统的观念所吸引，也就是说，乔伊斯在此处写出了女性的真实的声音、女人的真实的感觉，等等。随后，我读到了您的书，才意识到，茉莉不是非得被限定在乔伊斯所给予她的生活方式里，她同样可以是一位知识女性，可以喜欢音乐，有自己的朋友圈子，还有一个与她相互信赖的女儿———我刚才说过，这是一个新发现。于是，我开始想到别的女人形象，想知道她们的情况；因为，她们的声音是男作家给的，而且以解放她们的名义，到最后，只落得给男性哲学帮腔或服务。我尤其想到D。　H。　劳伦斯笔下的女性形象，不过，如果您进一步回溯，这样的女性形象还可能包括‘苔丝’和‘安娜·卡列尼娜’，我只举出这两个名字。这是个大问题，不过，我不知道，您对此有没有什么可说的———不仅要说说马伊蓉·布卢姆和其他几个人物形象，还要说说广大妇女同胞从男人那儿夺回人生的方案。”　　　　
　　　　“不，我想，我没有任何想说的，你已经说得够全的了。当然，公正地说，男人也得从浪漫主义的老套中走出来，重新开始做‘希刺克利夫’和‘罗切斯特’那样的人，更不用说是又老又脏又贫穷的‘卡索邦’了。这将是一幅壮伟的景观。不过，严肃地说，我们不可能永远寄生于经典作品中。我自己正在摆脱经典的负担。我们得从事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发明。”　　　　
　　　　这一点根本不在采访脚本里。一个新的开始。她们的谈话会走向哪里呢？可是，唉，那个姓莫比乌斯的女人（此时，她瞥了一眼播音室的钟）并没有捡起这个话题。　　　　
　　　　“在您比较晚近的小说中，您把背景移回到了澳大利亚。能否请您谈谈，您是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作家，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澳大利亚是一个遥远的国度，至少美国人会这么认为。在您写作时，您是否也意识到：您是在边远的地方发送报道？”　　　　
　　　　“边远的地方。这说法有意思。目前，你会发现，许多澳大利亚人都不乐意接受这个说法。离哪儿远了？他们会问。不管怎么样，这说法有一个确定的意义———纵然这意义是历史强加给我们的。我们不是一个崇尚极端的国家———我宁愿说，我们是相当平和的———不过，我们是一个具有极端倾向的国家。我们之所以保留着自己的极端倾向，是因为从来没有过来自任何一个方面的反对。如果你开始堕落，也没有多少人会来阻止你。”　　　　
　　　　她们的话题回到了平常的事物，回到了熟悉的范围。约翰可以不听了。　　　　
　　　　咱们跳到当天晚上，说说正事，颁奖的事。作为演讲者的儿子和伴侣，约翰发现自己被安排在了听众席的第一排，在贵宾之间。坐在他右边的女人作了自我介绍。“我的女儿在奥尔托纳学院读书，”她说，“正在写学位论文，是关于你母亲的。她是个铁杆迷，让我们读你母亲的所有作品。”她拍了拍那个坐在她旁边的男人的手腕。他们看上去很有钱，是老派的有钱人。毫无疑问，是慈善家。“在我们国家，你母亲很受仰慕。尤其是年轻人。我希望你把这一点告诉她。”　　　　
　　　　在整个美国，青年女子们都在写关于她母亲的论文。有崇拜者，有追随者，还有信徒。告诉母亲，她有一批美国信徒，她会高兴吗？　　　　
　　　　咱们跳过颁奖场面。太频繁地打断叙述，不是什么好主意；因为，讲故事，如果要产生效果，就要哄着读者或听者，让他们进入一种如梦状态；在这种状态里，现实世界的时间和空间会渐渐消亡，被接踵而来的小说中的时空所取代。闯入梦境，转而去注意故事的建构，会严重损坏那个现实的幻象。然而，除非咱们把几个场景跳过去，否则咱们整个下午都会停留在原地。咱们跳过去的不是文本的组成部分，而是表演的内容。　　　　
　　　　


第一课第一课　　现实主义（4）

　　　　颁奖典礼如期举行；之后，讲坛上只剩下他母亲，她得发表受奖演说，议程安排中的题目是“何为现实主义”。时间到了，该她露两手了。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戴上了她那看书时才戴的眼镜。“女士们，先生们，”她说着，便开始念了起来。　　　　
　　　　“我出版第一本书是在1955年，那时我住在伦敦，而那时的伦敦，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是文化大都会。我还清楚记得邮政包裹到达那天的情景，那是提前给作者的样书。我一拿到手，自然感到很激动；因为它是印出来的，装帧好的，实实在在的，不可否认的。可是，有件事让我感到不踏实。我给出版商打电话说：‘保存本寄出去了吗？’我问他。直到他们向我保证，当天下午，他们肯定把保存本寄出去，寄往苏格兰、牛津大学图书馆等地方，我才放下心来。不过，最重要的是大英博物馆。这是我的宏愿：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有我的一个位置，与其他姓氏以字母C开头的大作家，如卡莱尔、乔叟（Chaucer）、科勒律治（Coleridge）和康拉德（Conrad）等，能摩肩而立。可笑的是，结果发现，我的文学紧邻是玛丽·科里利。　　　　
　　　　“现在有人会笑话我那样的天真。不过，在我焦灼的追问后面，有一种严肃的东西；而相应地，在严肃的后面，有一种可怜的东西，还不太容易承认。　　　　
　　　　“让我来解释一下。先不管所有那些你们已经写出来的书籍，它们行将灭亡———由于没有人买，它们将被化成纸浆，读者会翻阅一两页，然后打个哈欠，把它们永远扔在一边，它们将被留在海边的宾馆里，或火车里———抛开所有这些行将隐没的书籍，我们肯定能感觉到，至少有一本书，它不仅会被阅读，还会受到爱惜，它会得到一个家，在书架上拥有一个位置，那位置将永远属于它。在有关保存本的想法的后面，我有这样一个愿望：纵然第二天，我自己被一辆公交车撞翻；但是，如果命不该绝，那么我这个头胎儿将有一个家，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它可以打盹，没有人会用棍子来戳它，看看它是否还活着。　　　　
　　　　“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表达的一个意思：如果我，这副凡人的躯壳，即将消亡；那就至少让我能通过我的作品延续生命。”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继续反思着转瞬即逝的声名。咱们跳过去一些吧。　　　　
　　　　“不过，当然啦，大英博物馆，或（现在的）大英图书馆不会永远存在。它也会崩塌、腐烂，它架子上的书也会变成尘埃。不管怎么样，在那样一天到来之前的漫长时间里，由于酸性物质会侵蚀掉纸张，由于人们对空间的需求量越来越多，那些丑陋的、没人读的、没人要的书籍，将被人用车运到这个或那个地方，并被扔进火炉，它们所有的痕迹都将被人从主要目录中清除。从那以后，它将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　　　　
　　　　“这是通天塔图书馆的另一个幻象，对我来说，它比博尔赫斯的幻象更加让人心烦。它不是这样一个图书馆，所有我们能想到的书籍，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都共存一处；它是那样一个图书馆，里面没有那些真正想出来的、写出来的和出版了的书籍，甚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不记得有那样的书。　　　　
　　　　“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表达的另一个意思：是更加可悲的一个意思。名声本身不会把我们从遗忘中拯救出来，大英图书馆或国会图书馆也同样靠不住。在奥尔托纳学院，在这个让我自豪的夜晚，我必须提醒自己，也提醒你们，要注意这一点。　　　　
　　　　“现在，让我言归正传，‘何为现实主义？’　　　　
　　　　“弗朗茨·卡夫卡讲过一个故事———也许你们知道这故事———一只猿猴，穿戴整齐，去参加一个活动，它向一群学者发表演讲。这是演讲，但也是考验，考试，口试。猿猴不得不表现出，它不仅能说听众们的语言，而且已经掌握了他们的礼仪和习俗；所以，它适合于进入他们的社会。　　　　
　　　　“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想起卡夫卡的故事呢？是不是我想要装扮成一只猿猴，把自己从自然环境中拉出来，在一群挑剔的陌生人面前，被迫进行表演？我希望不是。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不是异类。　　　　
　　　　“如果你们知道这个故事，你们就会记得，它是以自白的方式表现的，猿猴的自白。在这种方式中，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以局外人的眼光，去审视演讲者或听众。因为，据我们所知，演讲者不会‘真的’是一只猿猴，可能只是一个人，像我们大家一样，因为受到迷惑，所以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猿猴，或者，带着沉重的嘲讽，为着修辞的目的，把自己扮成一只猿猴。听众也一样，正如我们可以想象的，他们可能不包括那些腐朽的、面色红润的伪君子，伪君子们会脱下皮夹克和遮阳帽，换上晚会的行头。听众中可能包括一些猿猴的同类，它们都受过训练，如果说还没有达到演讲者的水平———他能用德语说出复杂的句子———至少也能静静地坐着听。或者，如果它们还没有被训练到那种程度，我们就把它们拴在座位上，训练它们别吱吱乱叫，捕捉虱子，或公开挠痒痒。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的，这故事到底讲了些什么：是一个人跟一群人说话，还是一只猿猴跟一群猿猴说话，还是一只猿猴跟一群人说话，还是一个人跟一群猿猴说话（尽管，我想，不大可能是这最后一种情况）；或者，甚至只是一只鹦鹉跟一群鹦鹉说话。　　　　
　　　　“曾经一度，我们是知道的。当作品里说‘桌子上竖立着一杯水’，过去我们惯于相信，真的有一张桌子，桌子上真的有一杯水；我们只需要朝文字之镜瞥一眼，就能看见桌子和水杯。　　　　
　　　　“可是，一切都终结了。文字之镜被打破了，看起来已无法修复。演讲厅里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你们的猜测跟我的一样有道理。人对人，人对猴，猴对人，猴对猴。演讲厅本身可能只是一个动物园。纸页上的文字将不再经得起磨损，不再被看重。每个人都宣称‘我的意思就是我想说的！’在虔诚的罗马人家里的壁炉架上，往往供奉着家神；而在我们的壁炉架上，过去常常与《圣经》和莎士比亚著作并肩而立的，则是词典；现在这词典已经成了一册电码本，夹杂在众多书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