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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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允樱俊 �
“可是，作为一个作家，”她坚持说道———“作为一个作家，我有着作家特有的问题，作家特有的忠诚；我能有什么机会呢？”
“忠诚”。现在她既然说出这个词；她就干脆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着它转的。
看门人又耸了耸肩。“谁说得准呢，”他说道，“这是那帮人的事儿。”
“可是，是你在记录———谁通过了，谁没通过。你肯定知道一二。”
他没有回答。
“你是否见过许多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处境的人？”她着急地继续说道，现在她已经失控了，而且知道自己失控了，因此她很不喜欢自己。“我的处境”：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处境怎样呢？是一个不了解自己心思的人的处境吗？
她想象着那扇大门，想象着大门的另一边，不让她看见的那一边。在门口，挡着道，躺着一只伸展着四肢的狗，一只老狗；它的侧面有着狮子般的毛色，有着被无数次伤害的疤痕。它紧闭双眼，它正在休息，正在打盹。在它外面，除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戈壁，什么都没有。她第一次幻想了这么长时间，她不相信自己的幻想，尤其不相信那个谜一样的词语“上帝狗”。“太文学了”，她又想道。这是对文学的诅咒！
很明显，桌子后面的那人已经问够了。他放下笔，握着手，直直地盯着她。“任何时候，”他说，“任何时候，我们都能看见像你这样的人。”
对我而言，此时此刻，哪怕是跟不足挂齿的造物，一条狗，一只耗子，一只甲虫，一棵长不大的苹果树，一辆盘旋在山路上的大卡车，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也比跟最漂亮、最热忱的情妇共度良宵，更有价值。这些没有声音的有时甚至是没有生命的造物，以如此丰沛、如此实在的爱情，纷纷向我拥来，使我欣喜若狂，使我视野中的一切：那存在的一切，我所能回忆起来的一切，我胡思乱想到的一切———似乎都有了生命，都有了意义。
雨果·封·霍夫曼斯达尔
“钱多斯爵士致培根爵士函”（1902年）
后记跋
钱多斯夫人伊丽莎白致培根爵士函：
敬爱的阁下：
您会收到一封我的夫君菲利普的信函，信是今年8月22日写的。我只是看到过此信的复制件；至于这复制件是如何来到我眼皮底下的，您就不必过问了。现在，我要把我的话补充到那封信上。我怕您会以为，我丈夫是在一种疯癫状态中写那封信的，如今，那种状态可能已经过去了。我要说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您在他信中所读到的一切都是真的———只除了一种情况：没有一个丈夫能在他的爱妻面前成功地掩饰自己，掩饰他内心深处极度的痛苦。在过去的好几个月里，我了解到了我的菲利普的痛苦，并且跟他一起受苦。
我们的痛苦是如何造成的呢？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在这种痛苦出现之前，他像一个鬼迷心窍的人，凝视着一些画上的海妖和林妖，渴望着能进入她们一丝不挂、闪闪发光的胴体。可是，在威尔特夏郡，我们到哪儿去找海妖或林妖，来供他一试呢？没法子，我给他当了林妖：当他想要进入林妖的胴体时，他进入了我的身体；当他发现，在我的身体里，没有林妖时，我感到他的眼泪落在了我的肩头。“过一会儿，只一小会儿，我就能学会做你的林妖，说你的林妖说的话，”我在黑暗中低声说道；可是，他并没有得到慰藉。
我把现在这段时间叫做痛苦时期；不过，跟我的菲利普一起，有时，我的灵与肉也会合二为一，我也会乐意迸发出天使般的叫声。我把这些时刻称为“狂喜时刻”。每当我在我夫君的怀抱里———我这样写并没有脸红，这根本就不是让人脸红的时候———“狂喜”时刻就会到来。只有他是我的向导，我不愿意去结识任何别的男人。灵与肉，他跟我说，他不是用语言说话；灵与肉，他压进我身体的，不再是词语，而是燃烧的宝剑。
阁下，我们并不想就这样生活下去。“燃烧的宝剑”，我说，我的菲利普压进我身体的，是宝剑，而不是词语。这像传染病，说到一件事总是要为另一件事做准备（我说“像传染病”时，几乎情不自禁地想说“鼠疫”；因为，在今天，在我们周围，到处都有老鼠）。像一个徒步旅行者（我请求您，把这个形象记在心里），我像一个徒步旅行者，走进一个磨房，那磨房已经被废弃，里面黑黑的。我突然感到，地板已经被潮气腐蚀；我脚下已出现漏洞，使我的脚深陷在水中。不过，我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走进磨房的徒步旅行者），我又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是，这传染病又不是一种不断降临到我身上的传染病，也不是鼠疫或“燃烧的宝剑”，而是别的东西。“它一直就不是我所说的东西，而是别的东西。”因此，我前面说，“我们并不想就这样生活下去。”只有为了那些“终极的灵魂”，我们才可能打算就这样生活。词语像腐烂的地板，在您的脚下出现了漏洞。（我再说一遍，“像腐烂的地板”，我这是情不自禁；如果我想要您像自家人一样地深切体会到我自己的和我丈夫的痛苦，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我说“像自家人一样地深切体会”。家在哪里？家在哪里啊？）
无论是他，还是我，还是您，尊敬的阁下，“我们都无法就这样生活下去”，（因为，有人会说，如果不是通过他的信，或者说，我的信，您就不会被这种病传染。这种传染病它不是传染病，而是别的东西；总是别的东西吗？）有朝一日，我写到的这些“终极的灵魂”能承受它们的痛苦，但不是现在。如果那样的日子真的到来，那么那时，巨人们或天使们也许会在大地上大步流星。（现在，我不想再牵累自己，我累了，我把自己交给了那些巨人和天使。阁下，您看见我是如何被他们接过去的吗？当我不把这样的时刻叫做“狂喜时刻”时，我把它叫做“狂急时刻”。“狂喜”和“狂急”不是一回事；但是，我根本无法解释清楚。尽管在我的眼中，这是一目了然的；我说“我的眼”是指“我的心眼”，就好像我体内有一只眼睛。它看着这些词语一个挨一个地走过，就好像看着阅兵场上的士兵。我说是“像阅兵场上的士兵”。）
我的菲利普说，一切都有寓意。每一个造物对其他所有造物都很重要。他说，一条狗坐在一片阳光下，舔弄着自己。这一刻，它是狗；下一刻，则是启示的容器。也许，他说的是真的；也许，在我们的造物主的心里（我说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到处乱走；就好像是在急流里，我们在成千上万的同类中穿来穿去。不过，您可能会问，我是如何跟耗子、狗、甲虫等生活在一起的；日日夜夜，它们爬过我的身体，淹没我，压得我喘不过气，还抓我、挠我、拉我，促使我越来越深地陷入启示———我是如何做到的？“我们不是为启示而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想大声叫出来，“我的菲利普，你不是，我也不是。”那启示会烤焦您的眼睛，就跟您盯着烈日时一样。
敬爱的阁下，救救我，救救我的夫君！写信告诉他，那时间，那巨人的时间，那天使的时间，还没有到来。告诉他，我们依然生活在跳蚤时代。话语不再能进入他的耳朵，而是颤颤巍巍地，变成了碎片。这就好像（我说的是“就好像”），这就好像他由一块水晶盾牌遮护着。可是，那些跳蚤，他将知道，那些跳蚤和甲虫，还有耗子，依然会爬过他的盾牌。有时，我，他的妻子，是的，我的爵士大人，有时我也会爬过那块盾牌。他把我们叫做“上帝的替身”，还说，我们让他不寒而栗；事实上，我也有过他那样的战栗。在那些既狂喜又剧痛的时刻，我有过那样的战栗。无论是他的，还是我的，这样战栗的时刻太多了；我都快写不下去了。
无论是拉丁语，我的菲利普说———我是照他的原话说的———无论是拉丁语，还是英语，还是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都表达不出我的启示。确实如此，虽然我只是他的影子；但是，在我狂喜时，我能明白他的话。不过，他给您写信，我也给您写信；阁下乃人上之人，请拣选词汇，按部就班，构建您自己的判断，正如泥水匠用砖砌墙。沉沦的命运教我们俩分别致函阁下。救救我们吧。
您驯顺的仆人
伊丽莎白·C
于公元1603年9月11日
说明：
第一课更早的版本曾以《何为现实主义？》为题，发表于《杂录杂志（Salmagundi，nos）》，114—115页（1997年）。
第二课更早的版本曾以《非洲小说》为题，发表于《专题论文（Occasional Paper）》第十七期，伯克利加州大学人文学院汤森德中心（Townsend Center）编，1999年。柴克·哈米窦·凯恩的引文经作者授权，摘自《走向非洲文学的独立》，西港绿林出版社（Greenwood Press，Westport），1980年。保罗·扎姆托尔的引文经巴黎门槛出版社（Editions du Seuil）授权，摘自《口语诗研究绪论（Introduction a la poesie orale）》。
第三、第四课曾以《动物的生命》为题出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五课更早的版本曾以《非洲的人文学科》为题由慕尼黑的西门子基金会（Siemens Stiftung）发表，2001年。
第六课更早的版本曾发表于《杂录杂志》，137—138页（2003年）。
《钱多斯夫人伊丽莎白函》曾由间奏曲出版社（Intermezzo Press）发表，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市，2002年。
后记译后记
译后记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是我读到的形式上最新颖的小说。它的主干是八篇演讲，所以副标题是“八堂课”。而英文中的“lesson”兼有“教训”之意，所以有人把这个副标题理解或翻译成“八个教训”。库切是用双关语的“高手”。他确实是在总结作家个体或者说人类全体所应该汲取的一些“教训”。“八堂课”之间没有明显的逻辑串联和情节线索，反正主角都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她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或发表演讲，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因为，主办方在向她发出通知前，对会议的主题，一般都有相当明确的规定。她发表的是“命题作文”。把某人生平中比较类似的几个片断串联起来，弄成一部作品；这种写法，在以某一人物为主人公兼叙述者的小说里，是比较常见的。
这八篇演讲，内容有关于文学的，如文学之于作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文学的意义以及功能的局限；创作心理机制中主体伦理的保持和丧失问题。也有关于文学之外的，如动物权利保护问题；理性问题；邪恶问题；甚至神学问题。总的来说，是哲学大于文学。因此，很多人对这部小说之为小说的文体归类问题提出了质疑。有人说它是非小说（non…fiction），有人说它是超小说（meta…fiction），有人说它是非非小说（non…non…fiction），有人说它是一部演讲集而已，而且是哲学演讲集。以至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在去年评选年度最佳英文小说时，评委会的专家们狠心地把它从预选名单中给剔除了，说它根本不是小说。我们对文体的界定更应该从形式上去考察和判断。本书不止，远远不止是那几个光秃秃、赤裸裸的演讲，还穿插着许多主人公（作为一个老年）对过去的回忆，以及她发表演讲前前后后的一些细节性交代，包括她跟周围人关系的来龙去脉。况且这里的上课也并不全是“高头讲章”———在讲台上唱独角戏，有的是她与别人的辩论（在美国的大学里，有的课程就是以辩论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并没有超出“课”的范畴）。可以说，本书具备小说的———哪怕是最传统、最普通的小说———一些所谓不可或缺的要素，如人物（有主有次），如地点（从美洲到欧洲，从陆地到船上），如事件（女主人公不正常的性爱经历，她儿子的艳遇）。而这些因素是实在的，更是虚构的；尤其是最后一个场景，虚得简直让读者摸不着头脑，类似于拜伦在讽刺诗中所描写的“最后审判的幻景”，或我们说的“奈何桥”。似乎有一个村子，有一些房子，但那个审判厅不是真正的审判厅，监狱也不是真正的监狱；惟一具体的是一个大门，通过审判，主人公就可以进入大门。至于大门后面，是天堂还是地狱，还是别的所在，就不得而知了。这样的场景设置难道还不够无稽荒诞，还不够小说？
库切借女主人公之口说，思想家和作家完全不同，当然，他也没有对两者孰优孰劣作出价值判断。但从他的抱负来看，他倾向于做思想家型的作家。在以往的作品中，他喜欢用故事说话，用寓言传达思想，间接、微妙而含蓄。读者只能从字里行间去揣摩他的思想，而且得高度警觉才行；否则，在表面极为顺溜的阅读中，我们很难充分把握住作品的“里子”。
库切惯于在纷繁复杂的世事后面，冷眼旁观，冷静思考；所以，对于有些读者的不解，他至今没有一句回应。对本书文体的质疑，他也没有做出任何辩解。本书有些部分（主要分布在主人公的长篇大论中）可能略显沉闷，但决不空落；可能深奥，但决不玄虚。在学理的冷峻面庞下，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库切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眼泪，他的悲愤和沉痛。事实上，在伏尔泰、狄德罗等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小说中，在二十世纪萨特和加缪等存在主义思想家的小说中，都夹杂着类似的说理段落；我们有什么理由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认可《拉摩的侄儿》和《恶心》是小说，而且是经典小说，另一方面又否认《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为小说？
正如法国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偏爱“情节剧”，现在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偏爱“情节小说”。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