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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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确信非洲人需要活生生的声音吗?”伊丽莎白第一次插话道,“非洲人不反对听收音机。收音机有声音,但那不是活生生的声音,不是活生生的存在。我想,伊曼纽尔,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声音,而是一种表演,即一个活生生的演员帮您把您的作品演示出来。如果真是这样,如果非洲人需要的就是这个,那么,我同意,一台录音机是起不了替代作用的。可是,从来不曾有人把小说看成表演的剧本。自打有小说起,它就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靠表演。您不可能在进行活生生的表演的同时,发送既便宜又方便的书。不是前者,就是后者。如果您对小说的确有那样的要求———能放在口袋里的一摞纸,同时又是活生生的存在———那么,我同意,在非洲,小说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第二课第二课 非洲的小说(4)
“没有前途,”艾古度若有所思地说,“这话听起来太凄凉了,伊丽莎白,您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条别的路?”
“别的路?我可无法给您指路。我得向您提个问题。为什么各地的非洲小说那么多,而非洲小说却没有一部值得一提?对我来说,这似乎才是个问题。在您的讲话中,您自己已经给出了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的线索。异国情调。异国情调及其诱惑。”
“异国情调及其诱惑?伊丽莎白,您这话有意思。告诉我们,这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这只是伊曼纽尔和她自己之间的事,那么,在这种时候,她会走开。她被伊曼纽尔那嘲弄的低音弄烦了,或者说被激怒了。不过,在陌生人面前,在读者面前,他们俩,她和他一起,要保持统一战线。
“英国小说,”伊丽莎白说,“首先是英国人写给英国人看的。那是英国小说之为英国小说的原因。俄国小说是俄国人写给俄国人看的。但是,非洲小说不是非洲人写给非洲人看的。非洲小说家可能会写非洲,写非洲的经验;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在写作的整个过程中,目光都向着远方,看着那些将要阅读他们的外国人。他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他们已经接受了自己作为介绍人的角色,他们把非洲介绍给读者。但是,您不得不向外面的人们介绍非洲,您怎么可能同时深入地探究某个领域呢?这就像一个科学家,他力图全身心地、创造性地去关注自己的研究工作,而同时,他要向一班无知的学生解说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对个人来说,这太繁重了,不可能完成,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探索。在我看来,这就是您的问题的根本所在。您在写作的同时,还得演示自己的非洲身份。”
“说得真好,伊丽莎白!”艾古度说,“您是真的了解我的。您说得真好。探索者兼解说员。”他伸出手,拍了拍伊丽莎白的肩膀。
“如果只有我们俩,”她想,“我会扇他一巴掌。”
“如果说这是真的,我真的了解他”———伊丽莎白此时已经不再理睬艾古度,转而跟来自曼彻斯特的那一对说———“那只是因为,在澳大利亚,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考验,而现在已经走出来了。在相当数量的澳大利亚读者成长并成熟起来时———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事———我们最终摆脱了那种为陌生人写作的习惯。读者群,而不是作者群———已经存在。当我们的市场,我们澳大利亚的市场,确定它能支撑本国文学时,我们就摆脱了那种为陌生人写作的习惯。这就是我们所能提供的经验。这就是非洲所能向我们学习的地方。”
尽管伊曼纽尔脸上还带着他那嘲讽的笑容,但他不吱声了。
“听您二位讲话,很有意思,”史蒂夫说,“你们把写作当成生意。先确定市场需要,然后着手提供货物。我本来以为能听到一些别的东西。”
“真的?您本来以为能听到什么呢?”
“你们知道的:作家们在哪里找到灵感,如何凭空虚构人物形象,诸如此类。对不起,我随便说说的,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灵感”是一个精灵,我们让它附体。现在这人居然说出了这个让他感到困惑的词,大家难堪地沉默着。
伊曼纽尔说:“我跟伊丽莎白要回去了。我们在一起时,有许多分歧。但这并不会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吗,伊丽莎白?我们是同行,是文友。作家兄弟会是一个世界级的大组织,而我们都是其成员。”
“兄弟会”。艾古度是在向她挑衅,力图在这两个陌生人面前,惹得她火气上升。不过,突然之间,她对这一切都厌烦透了,不想理睬这挑衅。不是文友,她想着,而是娱友。我们为什么要登上这艘昂贵的游船?请柬写得很坦率,那是要把我们自己交给这些讨厌我们而且也让我们开始讨厌的人。
艾古度是在刺激她,因为他自己就坐立不安。伊丽莎白太了解他了,一眼就看出来了。非洲小说,伊丽莎白及其朋友,他已经受够了这一切,希望出现新的人和事。
那歌女已经快唱完了。稀稀拉拉地有些鼓掌声。她鞠躬,再鞠躬,操起了巴拉莱卡琴。乐队演奏起了一支哥萨克舞曲。
伊曼纽尔身上激怒她的是什么呢?是他把所有的分歧都转变成个人之间的事。她之所以用良好的理智,在史蒂夫和雪莉面前,抑制着没有发作;是因为她如果发火,只会使大家都下不了台。至于他所钟爱的口语小说———他已经靠这个建立了他作为演说家的职业基础,伊丽莎白发现,这个观念连核心都被弄混了。她宁可说,“一部小说如果讲的是那些生活于口语文化中的人,那它未必就是口语小说。正如一部关于女人的小说并不就是女性小说。”
在伊丽莎白看来,口语小说跟人的声音保持着关联,因而也跟人的身体有关;它并不像西方小说那样抽象,而是讲述身体和身体的真相。伊曼纽尔关于口语小说的整个讲话,正如最初的人性活力的最后一点储藏,只是维持非洲神秘传统的一种方式。伊曼纽尔谴责西方出版商和西方读者,因为他们迫使他把非洲写成了异乡;不过,把作品写得富有异国情调,他自己也有责任。伊丽莎白在偶然间了解到,伊曼纽尔已经有十年没写过一部实质性的书了。在她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还带着体面的口气,称自己是作家。现在,他靠说话来谋生了。他的书类似于一些凭证,如此而已。他可能是个演员,但不是作家,再也不是作家。他到处演讲,是为了挣钱,也为了其他报酬。比如,性。他很黑,很怪,跟生命的活力有关。如果他不再年轻,那么至少他要使自己过得好一些,使自己的人生岁月有声有色。什么样的瑞典女孩不容易征服呢?
伊丽莎白喝完了饮料。“我要回去了,”她说,“晚安,史蒂夫,雪莉。明天见。晚安,伊曼纽尔。”
她醒来时,一片寂静。时针指向四点半。游船的所有发动机都停了。她由舷窗往外看。外面大雾弥漫,不过,透过大雾,她能依稀看见陆地,最多只有一公里远。这肯定是麦夸里岛:她原以为,他们还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陆地呢。
伊丽莎白穿上衣服,来到过道里。就在那一刻,A…230房间的门开了,那个俄国歌手走了出来。她穿着跟昨晚一样的外套,上身穿葡萄酒色的宽松上衣,下身穿同样宽松的黑色裤子;手里拿着靴子。在头顶那不友善的灯光下,她看上去快四十岁了,而不是三十岁。她俩擦身而过时,交换了一下目光。
伊丽莎白知道,A…230是艾古度的房间。
她走到了上层甲板。那儿已经有少量旅客,为了抵御寒冷,都穿得严严实实的;他们斜靠在栏杆上,看着海面。
在他们身下,大海非常活跃,因为里面似乎有鱼,黑色的大鱼,背部光滑而有光泽。它们在汹涌的波涛中,上下翻动着,来回跳跃着。她未曾见过这样的景观。
“企鹅,”她旁边的人叫道,“国王企鹅。它们在问候咱们呢。它们不知道咱们是干什么的。”
“哦,”她叫了一声,随后说道,“这样天真吗?它们真的这样天真吗?”
那人古怪地看了她一眼,转向了他的伙伴。
南大洋。埃德加·爱伦·坡从未曾亲眼看到过,但时常萦绕在他心头。满船的岛民黑压压的,划着船去跟他见面。他们看起来很平常,就跟我们一样;但是,当他们露齿而笑时,他们的牙齿不是白的而是黑的。这使坡浑身打了个寒战,也该他打寒战。这海里充满了各种各样怪物,似乎跟我们相像,但实际上跟我们不一样。海葵会打哈欠,也会吞吃同类。每一条海鳗都长着带刺的胃,还有肠子从胃上垂挂下来。牙齿用来撕咬猎物,舌头用来搅拌食物。我们应该告诉伊曼纽尔,这就是口腔内的真实情况,只有通过灵活的肌体和偶然的演化,这本来属于消化系统的器官才有可能习惯于歌唱。
他们将留在麦夸里岛,直到中午才离开;对那些很想看看这个岛的乘客来说,有足够的时间参观。为此,他们成立了一个参观团;伊丽莎白也报名参加了。
早饭之后,第一条小船离开游轮。由于要穿过一丛丛厚厚的海藻,又要经过倾斜的石岸,那小船很难上岸。最后,有一个水手一边帮着船靠岸,一边抱起伊丽莎白,就好像她是一个老太太。那水手长着蓝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透过他身上的防水服,伊丽莎白能感觉到他那青春的力量。在他的怀抱里,她像一个婴儿一样晃动,但感觉很安全。“谢谢你!”当他把她放稳之后,她感激地说。但对他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他只是在提供服务,赚取钞票。他是作为一个医院的看护,而不是他个人,在尽义务。
伊丽莎白读过关于麦夸里岛的资料。在十九世纪,这个岛是企鹅生产中心。在这儿,有数十万只企鹅被乱棍打死,然后被扔进铸铁气锅里,煮烂后,成为有用的油和无用的残渣。或者,它们没有被乱棍打死,而只是成群地被人用棍棒赶上踏板,走到踏板的尽头,就掉进那滚烫的气锅。
但是,在二十世纪,它们的后代似乎没有吸取任何教训,还是天真地游向游客,表示欢迎;当人们走近时,它们还是高声打着招呼(嚯!嚯!企鹅们叫着,完全是一群声音嘶哑的侏儒),允许人们贴近自己,抚摸自己圆滑的胸脯。
小船将在十一点把他们带回游轮。在那之前,他们可随意探索这岛屿。有人建议他们说,山腰上有一个信天翁的巢;他们可以给信天翁拍照,但不能靠得太近,不能惊动这些鸟,现在是繁殖季节。
第二课第二课 非洲的小说(5)
她慢慢地离开了其他上岸参观的人,走了一会儿,她发现,自己站在了一块高地上,上面有一大片暗淡的草丛。
突然,她面前意外地出现了一样东西。起初,她还以为是一块岩石,很光滑,白里透着点灰。随后,她发现这是一只鸟,比她平生所见的任何鸟都大。她认出了那长长的、流着口水的喙,还有那巨大的胸骨。一只信天翁。
那信天翁定定地看着她;因此,在她看来,它在看着玩。从它身子底下,探出来一个同样长的喙,只是小一号。那小家伙显示的是敌意。它张着喙,警告似的,发出一声无声的长叫。
伊丽莎白和这两只鸟就这样待着,相互观察着。
“在秋天之前,”她想着,“这就是秋天之前的情形。我可以错过那小船,留在这儿。央求上帝来照顾我。”
有人来到她身后。她转身。是那个俄罗斯歌手,这时穿的是一件暗绿色的粗呢大衣,大衣上的风帽耷拉着,头上扎着一块方巾。
“一只信天翁,”她轻声地向那女歌手解释道,“这是英语名称。我不知道,它们自己是怎么称呼自己的。”
女歌手点了点头。那只大鸟平静地看着她俩,跟看着一个人时一样,没有害怕。
“伊曼纽尔跟你在一起吗?”伊丽莎白问道。
“没有。在船上。”
女歌手看起来不善言谈,但她步步紧逼,“您是他朋友,我知道的。我也是,或者说,过去曾经是。请允许我问你一句:您看中他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个私密问题,她这样问是不礼貌的,甚至可以说是粗鲁的。不过,在她看来,在这个岛上,她永远不会再来,所以,说什么都可以。
“我看中他的是什么?”女歌手问道。
“是的。您看中的是什么?您喜欢他的什么地方?他的魅力来自哪里?”
女歌手耸了耸肩。她的头发染过了,伊丽莎白能看出来。她足有四十岁了,可能要抚养一家子,而且是俄罗斯式的大家庭,有一个瘸腿的母亲,一个酗酒而且经常打她的丈夫,一个懒惰的儿子,还有一个削掉了头发、涂着紫色口红的女儿。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女人会唱唱歌,总是要开点小差的,晚开不如早开。为外国人弹奏巴拉莱卡琴,唱点俄罗斯的破歌,赚取点小费。
“他很自由。您说俄语吗?还是不说?”
伊丽莎白摇了摇头。
“德语?”
“一点儿。”
“他很慷慨。是个好男人。”
女歌手在念“慷慨(freigebig)”一词中“g”这个字母时,带着浓重的俄语腔。伊曼纽尔慷慨吗?伊丽莎白可不知道,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吧。不过,这不会是出现在她头脑中的第一个词。第一个词可能是“大”。他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很大。
“不太可信吧,” 伊丽莎白提醒女歌手说。上回她说德语,是几年前的事了。昨天晚上,他们俩一起在床上时,说的就是这种语言吧:德语,新欧洲的帝国用语?“不太可信吧。”
女歌手又耸了耸肩。“时间总是很短暂,人无法拥有一切。”她顿了顿,又说,“还有声音,它让人感到”———她在找词———“感到恐怖”。
“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