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国人一定要记的战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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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战役，中国军队在装备上已经超过日军，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而且中国空军控制了战场上空，日军航空兵几乎完全丧失活动能力。日夜不停的轰炸，敌粤汉、湘桂铁路运输线瘫痪中断，长沙、衡阳、冷水滩机场被炸毁，日军的集结、补给严重受阻。这就使得日军在作战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其芷江作战以彻底失败告终。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抗战胜利后的统计，此役共杀伤日军28174人，俘军官17人、士兵230人。日军第20军当时的统计是，战死1017人，病死2181人，战伤1181人。日军公布的数字肯定是缩小了的，冈村宁次的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在给他家人信中说得很清楚：“冈村宁次发动的芷江作战，我们大日本皇军成了中国军队案板上的肥肉”。
湘西雪峰战役：“皇军”成了案板上的肥肉日军的混乱情绪
战争进行到1945年初，日本法西斯的败相已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在太平洋战场上，这年3月，美军占领了莱特岛，4月1日，美军开始进攻冲绳岛，向日本本土发起攻击；在东南亚战场上，中国远征军的反攻作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在这种背景下，冈村宁次发动芷江作战，本身就是一种混乱情绪的产物。他既没有听从大本营的指令，也没有听取部下的劝告，发起了被他称为向中国摊牌的会战。这位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狂人，已经被要挽救日本法西斯灭亡的狂妄情绪所控制。
然而，日本法西斯行将覆灭给日军官兵带来的心理阴影，并不会因为冈村宁次的狂妄而消除。指挥芷江作战的日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郎，是留学过德国的陆军大学高材生，为日本关东军的著名战将，而到芷江作战时他已堕落为一个酒鬼，酒醉后行为古怪，语言粗暴。他的部下发牢骚，“军司令官可能是饮酒过量的缘故，有些神经过敏。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处理，参谋们很不愉快。而且统率风度不够稳重，缺乏体察实际情况的精神”。
在进攻失败后，日军官兵中充满了厌战情绪。第116师团长岩永汪和第47师团长渡边洋联合发电报给南京的冈村宁次，要求中止芷江作战。冈村宁次认为这两个师团长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要严肃处理。他派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前往前线调查。小林浅三郎回来告诉他，前线官兵厌战情绪相当严重，官兵装病的多，夜间开小差的多，贴反战标语的多，自杀的多，甚至有的士兵公开枪杀军官后再自杀。小林浅三郎还说，已有5名联队长提出了辞职返乡的要求。厌战情绪在日军官兵中流行着，它说明，日本侵略军真的是气数已尽了。
当然，在日军官兵中，与冈村宁次一样有着不甘失败情绪的人也大量存在。直到日本宣布战败后，有的日军军官还不承认战败，公然说，二十年后日本会更强大；有的在墙上书写“二十年后再来”的口号；还有一些军官喝醉后投江自杀或剖腹自杀。
湘西雪峰战役：“皇军”成了案板上的肥肉鬼子的末日来到了
日军已经是日暮途穷了，完全没有了昔日攻城掠地的嚣张气焰。在正面战场上，日军已不能再战胜国民党军队了。在敌后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从1944年起普遍开始了攻势作战。
山东军区在1944年进行了3514次主要战斗，其中主动发起的进攻作战达73％，将原有敌伪据点攻克逼退了大半，从根本上扭转了山东地区对敌作战形势。
冀鲁豫军区在1944年的攻势作战中，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收复县城7座。局部的反攻作战将从前的小块游击区扩大，连结成了大块根据地，大大巩固了冀鲁豫根据地。
太岳军区在1944年收复了沁水县城，攻占迫退了28处敌据点，开辟了大片新根据地，并控制了黄河的芮村、蓼坞等渡口。
在1944年的作战中，晋察冀军区共歼灭敌伪4万多人，克复逼退1700个据点、碉堡，扩大了根据地。
晋绥根据地也开创了向敌局部反攻的新局面，在秋季攻势中，收复国土110平方公里，解放5万多人民；在汾阳攻攻击战中，攻克据点48个，收复国土77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万多。
华中敌后根据地在1944年的攻势作战中，共歼敌5万多人，解放了74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沟通了津浦路东各根据地的联系。
1944年，河南各根据地发展迅速，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打通了华北、华中两区的联系，基本达到了预定“绾毂中原”的战略目的。
1945年，各解放区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反攻，至8月10日，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共歼俘日伪军12万多人，攻克53座城市，在华北、华中许多地区，已将敌伪逼退到铁路沿线和主要公路干线的一些孤立据点里，为发动对日寇最后一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10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战略大反攻的第1号命令，号召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们向日军发起了最后一击。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湘西雪峰战役：“皇军”成了案板上的肥肉受降
在绝望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国民政府电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令其派代表到玉山（在江西省上饶市）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同时，国民政府指派何应钦为中国战区受降主管。后因下雨玉山机场受损，临时把受降地改为芷江，设在七里桥空军5大队14中队俱乐部。
8月20日上午，国民党各战区和各方面军长官汤恩伯等人陆续到达芷江。傍晚，何应钦及其参谋长萧毅肃、行政院顾问团，以及新闻记者等50余人，分乘4架运输机飞抵芷江。
受降会场为一西式平房，东西两头有出口处及休息室，正中是会场。会场前有一旷地，左右都有马路可通。路口各扎松柏牌楼一座，左边入口处缀“公理”两字；中为V字，上扎“和平之神”；右边则缀以“正义”两个字。会场前旷地上高竖中、美、英、苏四国国旗。
21日上午10时，何应钦召开记者招待会。11时15分，日机飞抵芷江机场，冈村宁次的洽降代表、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走出机舱，立正请示，征得答复后，面带戚容地走下飞机。下午3时，中方受降代表、列席代表、中外来宾齐汇会场。3时40分，日本降使今井武夫等入场，坐在下方投降代表席。下午4时，受降仪式正式开始，今井武夫向受降代表萧毅肃出示了证明身份的作战命令副本，呈交了日本在华兵力配备分布图，接受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中字第1号投降命令备忘录。4时40分，今井武夫在“受降取证”书上签字。4时50分，日本降使退出会场。至此，由日本一手在中国北京卢沟桥上点燃的战火，在湖南芷江七里桥头熄灭。中美军政界人士及中外记者100余人列席会议。
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舰，中、美、英、苏、澳、加、荷、新（西兰）八国代表齐聚，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长海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签署降书。
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确定在南京举行。
1945年9月9日9时，是中国人民永远难以忘怀的时刻。此时，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签下了投降书。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和外国签订了近百个条约，惟独这一次是胜利的、平等的。在南京，各机关团体、工厂、院校、商店，到处挂满了国旗，主要街道上扎起了松柏牌楼，牌楼上高高悬挂着的两面国旗间，夹着鲜红夺目的“V”形标记，在青翠的牌楼中嵌着“胜利和平”四个金色大字。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门上，扎了彩色牌楼，牌楼中间嵌着“和平永奠”四个金色大字。总司令部广场旗杆林立，悬挂着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
8点多，日军签降代表冈村宁次等7人，个个剃光头，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下，分乘三辆小车，从青岛路1号出发，在人群的喧闹声中，向黄埔路驶来。南京人一大清早纷纷涌到冈村宁次车子必经的广州路、珠江路、黄埔路两侧，要亲眼目睹这个杀人魔王失败后的表情。一路上，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有人放鞭炮送瘟神，有人扔石子、掷西瓜皮，气愤的人群挥舞着拳头。
受降仪式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礼堂中央高悬着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照片，屋顶上垂下宽大的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四周摆满了鲜花和松柏，中间设了受降席和投降席。受降席由三张方桌拼起，对面的投降席由三张美式长条茶几拼起，上面均用白布铺着，受降官坐的是皮包弹簧椅，投降官坐的是布包弹簧椅。新6军负责仪式的警戒工作，士兵们头戴钢盔，脚穿皮鞋，戴着白色手套的双手紧握着冲锋枪，增添了会场的肃穆紧张气氛。受降与投降席两侧坐的是从重庆飞来的少将和省长以上接受大员们，以及美、英、法、苏、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官代表团和中外新闻记者、摄影师。
8时53分，何应钦宣布中外记者摄像5分钟，然后令冈村宁次呈交证明文件。9时整，签字仪式正式开始。冈村宁次在签字时，手微微颤抖，所盖图章也略微向右倾斜，并在签字后盖章后低头俯视投降书50秒种左右。9时6分，何应钦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9时8分，何应钦把蒋介石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第一号》交萧毅肃转送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再在受降证在签字盖章。至9时10分，签字仪式全部完毕，日方投降代表退出会场。
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喜庆气氛弥漫了华夏大地。人民以各种方式庆祝胜利，革命老人谢觉哉在中秋节这天写了一首《抗日战争胜利》的诗，抒发情怀：
八月十五复仇节，
八月十五胜利天。
伏尸流血五千里，
尝胆卧薪一百年。
虎待全擒须扫穴，
鱼还未得莫忘筌。
拼将福祉贻孙子，
嘉岭山头看月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