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88-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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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腔北调
瑞典重新建造的古代贸易船“哥德堡”号今年十月二日从瑞典哥德堡出发，前来中国，预计明年六月到达广州，重温三百年前的贸易盛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通过考证大量的历史档案，揭示了当年广州贸易鲜为人知的许多历史事实。
瑞典东印度公司总共有一百三十二次航行，前来中国贸易。这次再造的“哥德堡”号的原船是其第十一次航行，于一七四五年回航后沉没的。《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叙述的是第一次航行，“瑞典的弗雷德里希斯”（Fridericus Rex Sueciae）号，在雍正十年，也就是一七三二年，在广州贸易的时候，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就是这条“瑞典的弗雷德里希斯”号，雍正十三年和乾隆三年（一七三五年和一七三八年）又两度到广州贸易。领队的首席大班，还是《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苏格兰人柯林？坎贝尔。这两次航行，坎贝尔都带了一名助手，名叫查尔斯？爱尔温（Charles Irvine），专门管理远航贸易的财务。这位爱尔温先生当然也是苏格兰人，跟着坎贝尔闯荡天下。生性多疑的坎贝尔似乎对他十分信任。爱尔温先生也尽心尽责，事无巨细，都详细记载，并且逐一归档藏好。到爱尔温先生赚了一笔钱，退出东印度贸易之后，这些文件也随着带到了苏格兰，后来又在苏格兰移民潮中，随之到了美国。现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詹姆士？福特？贝尔基金会图书馆中，赫然收藏了十四箱爱尔温先生保存的一七三二至一七七四年的许多档案，称为“查尔斯？爱尔温文档”（Charles Irvine's Paper），全部和瑞典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有关。
在这些档案中，比较有趣的是爱尔温先生当年亲笔书写的一份供应品价目表，大概是专门用来给首席大班坎贝尔参考的。价目表上列出的，均是广州当时的买办可以提供的供应品，以及雍正十三年和乾隆三年分别的价格。这里所说的供应品，不是瑞典船购买的主要商品，而是用于船上百名左右船员的日常补给品，主要都是食物和日常用品，种类多达一百五十四种。
却说当年外洋大船到了广州之后，经过虎门口，驶入古黄埔港停泊；船上一应船员，按例只能在船上停留，只有做生意的几个大班可以坐舢板船到广州城外西南角的贸易镇上进行贸易。船上的供应品，概由一种专门的买办提供。这种买办，也属于从事对外贸易的专门人员，虽然充当买办不需要在官府申领执照，但是必须要由已经申领执照的通译进行担保，并由官府登记在案。除此之外，这些买办还要专门孝敬海关监督衙门的书办和衙役，才能顺利地为外洋船提供服务。因此，一般的老百姓，是绝对不能涉足于这个专门行业的。
既然是专门行业，想来这清单上所列的物品，价格要比通常市面上贵出许多，这也不在话下。但是最有趣的是，爱尔温先生开具的价格清单上，居然有长条面包，黄油和牛奶这些典型的西餐食品，可供外洋船购买。雍正十三年，每斤黄油的价格是二分四钱银子，一条面包是一点八钱银子，每斤牛奶则是一点六钱银子，到康熙三年，面包价格涨到每条两钱银子，牛奶则是每斤一点八钱。
从当时的物价上看，这面包、黄油和牛奶等西洋食品，价格是很高的。当时一口上好的棺材，卖给洋人用于安葬死去的水手，也不过是二两银子。但是毫无疑问，鉴于当时广州贸易非常兴隆，广州当地已经专门有人生产长条面包、牛奶和黄油这些西洋食品，通过买办卖给欧洲商人。
从当时的贸易情况看，一年当中当有十七八条外洋贸易大船到港，每条船上的船员人数，当在一百至一百六七十人不等。比如“哥德堡”号上的船员是一百四十人左右。这就意味着大概有三四千欧洲人在广州生活。外洋船在广州停留的时间，平均也有六七个月之多，一般是阴历五月到八月之间到港，到春节前回航，这段时间，偌多的外洋之人，半年当中消费的面包、牛奶和黄油，当也不在少数。
由此可见，早在三百年之前，广州就已经生产面包、黄油和牛奶这些典型的西洋食品，可供来广州贸易的西洋船员食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广州贸易不仅规模巨大，而且专业化程度高，分工十分细致。
题记瑞典船的故事
桂民海
十八世纪，中国广州是国际贸易的中心，欧洲各国纷纷派遣外洋大船，前来广州贸易。其中瑞典东印度公司共有一百三十二船次前来中国贸易，对瑞典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起到了巨大作用。瑞典重新建造的古代贸易船“哥德堡”号今年十月二日从瑞典哥德堡出发，前来中国，预计明年六月到达广州，重温三百年前的贸易盛况。相信“哥德堡”号到中国之后，在广州上海停留开放期间，将掀起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热潮。
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正是为“哥德堡”号在广州贸易时的情景，作出了一个最好的历史注脚。
本书既是严格的信史，又是生动有趣的文学故事。书中的原始资料，均为第一手的的古瑞典文档案和雍正朝宫中档案，通过这两部分档案的互相参比和对照，全面地揭示了雍正十年瑞典东印度公司首次到广州贸易时的历史背景和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
故事说的是公元一七三二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第一条外洋大船到港，由广州的重要洋货行崇义行行商陈汀观充当保商。到港不久，瑞典首席大班就受到粤海关监督，二品顶戴的满洲大员祖秉圭接见；不料事隔几天，这位广州贸易的最高官员即因为贪墨而被明旨锁拿。同时广顺行的陈寿观和裕源行的张族观两名行商也被羁押审查；在广州贸易的外洋大班，纷纷趁机向广州总督衙门告状，要求免除百分之十进口税。一时之间，广州城内外，风云变幻。
《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第一次向世人解开了广州贸易之谜，以翔实充分的史料，首次提供了粤海关监督祖秉圭、以及陈寿观、陈芳观、张族观、陈汀观、黎开观等一批重要行商的历史事迹，在中外历史记载中，尚属首次。本书也以严格的治学态度，首次揭示了广州贸易中重大的保商制度，船只丈量仪式等规则的来龙去脉，澄清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广东十三行的模糊认识。本书更以故事的形式，真实地再现了发生在雍正十年的洋人放枪惊秋闱事件，祖秉圭惩办孚德行的行商陈芳观，反被陈芳观一状告到北京，因贪墨被锁拿事件，洋人三次告状事件等等，使得这些历史事件栩栩如生。
虽然是严格的信史，但是由于资料充分，叙述轻松，笔法雅致出，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完全是一些引入入胜的故事。可从容读之，毫无历史著作的深涩呆滞之感。尤其是明年六月，当那条重新建造的瑞典船“哥德堡”号驶入珠江，并且在广州上海停留开放半年供人参观的时候，一系列的问号也随之产生：这种载重近千吨，船员上百名的外洋大船，当年到了广州，是怎样和中国的官府打交道的，怎样进行贸易，从谁手中购买货物，洋人在广州怎样生活，待遇如何，等等。这些问题，历史学家从未解答，也不是重新造船的瑞典人可以解答的。本书正是唯一可以提供这些历史答案的有趣读物。
题记“历史有什么用？”
——读过《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
虞晖
合上《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孩子的问题：“历史有什么用？”
在大学里，我的专业就是历史学，当时的我毫不犹疑地认为历史学的唯一作用和任务就是寻求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后来继续上学又上班，改了其他专业方向，纯粹的历史便越来越成为工作间隙茶余饭后的东西，但却也是越来越离不开的东西。偶尔闲下来，我会想，历史于现在的我，究竟有什么用？
再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那是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的儿子提出的。布洛赫在稍许的迟疑之后这么回答，对于个人而言，“历史有什么用”永远只是个假问题，因为历史于个人应该完全是一种令人销魂的爱好，是兴趣聚集的源泉，与是否有用毫无关系。所以，布洛赫谆谆告诫：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或者说要察觉到，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于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不晓得阿海是不是也很赞同布洛赫的回答，但他的《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却是实实在在地验证了历史的这种功能。
雍正十年，本不是什么特殊的年份，现有的历史文献也没对这一年投以特别的关注。但这一年又是中西历史的一个微妙年份。双方社会发展大体持平，相互贸易稳步发展，欧洲各国的外洋大船大量抵达广州，尤其是，向来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瑞典也在这一年派了艘船来贸易。这艘船属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后者是瑞典历史上迄今为止赢利最好的公司，在其运营的75年间，近98％的亚洲航次是来中国贸易，对双方尤其是瑞典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极大。但瑞典商船在广州的贸易情况，双方的历史文献并没有专门的详细的记载。阿海的目光投向此处，用这条瑞典船作主线，基本上再现了雍正十年广州贸易的整体情况，同时反映了乾隆二十二年前广州的对外贸易盛况。
阿海从中瑞两方不同目的和主题的历史记录中寻找资料，从坎贝尔的《航海日记》，到郝玉麟的《广东通志》，从歇尔博格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到许地山的《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相互印照，仔细拼合，详加考证，据实以录。完善的研究让他有充分的自信：他所挖掘的东西，“属于严格的信史”。
另一样让阿海自信的是他的叙述。阿海用专业历史工作者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这段历史，却采用了故事的方式来表达它，历史由此被置于充满想象和个性的缤纷叙述之中。整本书被阿海安排在冷静客观偶尔带些幽默嘲讽的第三者口吻之下，平实中时不时些微流露出属于历史学的狡黠。对于我这样的，“读书是为了自己高兴，而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看法”（伍尔夫对“普通读者”的定义）的读者而言，这样的书具有天然的亲切感。
阿海表述这段历史的态度和方式让我相信，历史，对于阿海而言，首先是富有诗意的单纯爱好，是个人感情和想象力的最初起飞点和泊锚处。而他所描绘的历史，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而言，则是培养个人精神感悟力的智慧体操，是表达个人爱好、体会一个深刻有力而美丽世界的源泉。
顺便说一句，那纸封面，我也喜欢。淡雅与浑厚，融合在大清的恢弘和北欧的质朴之中，正符合我欣赏那“令人销魂的爱好”时的习惯。
题记瑞典东印度公司和广州的对外贸易（1）
——《雍正十年——1732：那条瑞典船的故事》序
公元一七三二年，清世宗雍正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相对太平、富足的年头。正是康乾盛世的中间阶段，皇帝勤政，满朝文武官员也比较勤奋卖力，社会不断进步。雍正的新政，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这一年，除了江苏昆山一带瘟疫流行之外，基本上风调雨顺。秋天，广东新宁县甚至还出现了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可谓吉瑞之兆。这一年，也是清朝前期铸钱最多的一年，达九亿多文。可见社会经济之繁荣。
这一年，世界上的大事也乏善可陈。美国独立之后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就出生在这一年的二月二十二日。这也就是说，要再过四十二年，美国才正式独立。相对于大清帝国的繁华盛世来说，欧洲各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近代科学的列车刚刚驶出历史的站台。虽然物质繁荣程度比不上大清帝国，但是近代科技和政治思想的发展，具有强劲的动力。
大致说来，雍正十年正是中西历史的一个微妙时刻。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虽然各有胜擅，总体衡量起来，正是两相持平的时候。表面上，大清帝国在物质方面更加繁荣，但是故步自封，缺乏变革的力量。欧洲国家却兴起了近代科技的发展潮流，不断推动社会变革。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直接促进了近代航海技术的进步。因此，欧洲国家就有可能派遣远洋大船，前来中国进行贸易。
社会发展两相持平，互相又进行贸易，互通有无，自然是对双方都非常有利的事情，能够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讲，雍正十年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年份，欧洲各国的外洋大船大量抵达广州，进行规模巨大的国际贸易。一方面，雍正年间朝廷对广州外洋贸易限制很少，基本上是鼓励促进的政策。因此雍正十年的广州贸易，正是清初开海贸易以来，非常成熟和富有成果的一年；另一方面，向来没有和中国有过任何关系的瑞典，从这一年开始，也派遣了外洋大船前来贸易。
从十七世纪末开始，到雍正十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具体实践，广州的国际贸易已趋成熟。到港的有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和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外洋大船，还有一些注册在印度的欧洲贸易船，总数近二十艘之多，贸易规模达二百多万两白银。雍正朝的大致岁入为四千万两，广州的对外贸易，就相当于当时岁入的二十分之一强。由此可见，广州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南京以南，各地的物产纷纷涌入广州，尤以江南的丝绸、福建的茶叶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最甚。
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一七三一年，也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