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3-媒介与权势-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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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Abraham），朋友们称他为阿贝（Abe），但按照《纽约时报》的委婉方式，他在报纸上签名为A。M。。那时罗森塔尔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大愿望是进入受人尊敬的驻外记者班子，虽然他从联合国发回过有名的报道，然而至今还没有被提拔为驻外记者。在巴黎时，有人从他的房间偷走了一张二十美元的旅行支票，罗森塔尔一时大发脾气，威胁旅馆方面要从他的账单里扣除这笔钱。法国看门人为此非常生气，当即通知《纽约时报》驻法国办事处向C。L。苏兹贝格（C。L。Sulzberger）提出抗议。C。L。苏兹贝格当时既是记者又是驻外编辑而且还是报纸发行人的侄儿，他随即便认定罗森塔尔是不适当的年轻人。罗森塔尔显然是小题大做了，他这样做也许会败坏《纽约时报》的声誉。苏兹贝格没有对罗森塔尔提及此事，但却让他在驻外记者中坐了七年的冷板凳。
这个家族确定了《纽约时报》的报风不能太犹太味的基调。1937年，当社论版编辑罗洛•；奥格登（Rollo Ogden）去世时，阿瑟•；克罗克认为他有希望承担这项享有盛誉的工作。但苏兹贝格却让约翰•；芬利（John Finley）替代了这项工作，这事使克罗克大为失望。“这是一个家族的事业，”苏兹贝格说，“它是一份犹太人办的报纸，我们有许多为我们工作的犹太人记者，但我在这儿的这些年来即便是作为点缀也绝没有安排过一位犹太人。”克罗克答道，他非常敬佩的母亲不是犹太人，只有他的父亲——一个非常无用的人——是个犹太人。按照基督教先知的规矩，他神气活现地补充道，如果我母亲不是犹太人，那么我就不能算是一个犹太人！苏兹贝格盯着他说道：“阿瑟，如果你不是一个犹太人，你怎么知道那些规矩呢？”克罗克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作为华盛顿办事处的负责人隐瞒了自己的犹太血统，而且根本不想要犹太人记者在他的办事处做事。在他多次挡回了纽约记者沃伦•；莫斯科（Warren Moscow）想要进入他所在办事处的尝试后，费利克斯•；贝莱尔，一位克罗克在该办事处的宠儿对他说道：“这里有些人认为你是反犹太主义者呢！”“喔，就算我是吧。”克罗克说。因此，事实上《纽约时报》在决定谁能为它工作，以及委派他们去哪里工作上都把握着一条双重的标准。
第二部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六）
家族式企业，世界性眼光
阿瑟和伊菲吉妮•；苏兹贝格缓慢而又稳固地提高着这份报纸的质量和记者的素质。不久，国外评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纽约时报》即便不像《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那样光彩夺目，也是美国各报中内容涉及面最为广泛和全面的报纸。出乎任何人所料，这份报纸已成了这个家族的坚定信念；报纸提高了家族的地位，反之这个家族又增加了这份报纸的威望。苏兹贝格也许比他的岳父更加相信在以退为进的过程中，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前进了。这个家族的本意并不是为了赚钱，他们尽可能多地赚钱是为了把这份报纸办得更好。虽然他们已经变得既有财富又有权势，并且能够凭着他们那种优秀的天赋去左右那些制定政策的政客，但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财富。更确切地说，那一切都是为了把《纽约时报》办得更加宏大，更加令人敬重和更加具有权威性。他们渴望的是那些第一流的德国犹太人家族的高尚、体面和职业上的认可，这是比钱财更加宝贵得多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赚钱，然而钱却能激化那种愤懑和反犹太主义。《纽约时报》愿意充当犹太人善良公民中的代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无论如何深信，在他的生活中他已经把握住了最为重要的东西，他对反犹情绪的敏感性丝毫没有一点降低。首先，他并不想要这份报纸在调子上过于犹太味，而且并不想要过多的犹太人高级职员。他像那个时代许多资历较深的犹太首领一样不想让犹太人处在容易引起注意和造成事端的地方。1939年他和一些犹太巨头力谏富兰克林•；罗斯福不要任命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进入联邦最高法院，因为担心这会导致反犹太主义情绪的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国际性的反犹太运动的升级，他和他的家族忍受了那极度可怕的、梦魇般的岁月。对他来说那些恐惧是非常现实的，因为那些事情已经威胁到了《纽约时报》。毋庸置疑，当1970年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利用自己的宣传工具别有用心地开始非难他们时，那些恶毒的攻击已经严重地损害了《纽约时报》的中枢机构及另外一些主要的传播中心，在那些地方，阿格纽的攻击是以那些浅薄礼教习俗的反犹太主义作为他的论点的。当随着反犹太主义信件的剧增，阿格纽的攻击更加厉害时，空气变得十分紧张。所有那些希望有一定地位，并成为高尚体面的人们的愿望全部变为了这个家族传统的一部分，变成了一种职责和信念。有些东西比家族本身更为重要，那就是唤起这个家族高尚的精神和气概，以及确定这个家族、这份报纸和他们传统的特色。这是一个家族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传统意识和责任感代代相传，让家族的年轻成员能够更早地、时常地意识到这点。他们确定自己的利润水平，这种利润水平一直坚持到60年代，而且常常低到了近乎危险的地步，除了在他们相互之间和对国内税务局公职人员以外，他们不会把他们的账簿拿给任何人看。从当时的金融标准来看，他们是守旧而又傲慢的，然而他们却把这份报纸办得很好。另外在自己的生活中，他们已形成了某些有其自身原动力的东西，那些到《纽约时报》来工作的编辑和记者们受到这些传统的熏陶而又加强了这些传统，他们和这个家族的成员一样成了这份报纸的忠实职员。
当时范安达对时髦的书面形式还存在着怀疑，许多报纸读起来就像是出自同一个写政府官样文章的人之手，而《纽约时报》却变得更加专业化而又不那么刻板了。独家新闻又开始了。报道显得更加鲜明。当纽约完全趋向于出版流行起来的东西时，20世纪20年代放任自流的编辑方针又开始变化了。在20年代，个别的《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自己决定他们想要采访的内容，这就是说三个记者可以采访同一个题目，以三种观点刊登在这份报纸上——到30年代中期设置了一个分配采访任务的编辑部以避免这种重复现象。这份报纸正在变得更加现代化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从而使《纽约时报》能够在纽约占据统治地位，继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又成为全国出类拔萃的大报。整个30年代《纽约时报》都死死地缠在了与《纽约先驱论坛报》那冷酷而激烈的竞争之中。《纽约时报》的业务基础更为稳实些，它完全垄断了纽约城零售商店的广告业务，并把它的星期天版的资产专栏办得别具特色。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两家报纸都办得非常出色：《纽约时报》发行量已达四十八万一千份，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发行量达到三十四万七千份。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也只是在过去的几年里，《纽约先驱论坛报》看来稍微有点赶上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在纽约市颇有市场，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共和党色彩较浓，它在郊区占有优势，当时那些人更倾向于共和党。1942年政府决定定量供应新闻纸，在怎样安排他们有限的报纸版面的问题上两家报纸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定。苏兹贝格坚信这并非一个牟取暴利的时代，因此《纽约时报》在它有限的版面上大幅度地增加了新闻报道的范围，相应却急剧压缩了原来刊登的广告。为此他的广告主顾们大为抱怨，并对他进行恐吓，但他并不为之所动。《纽约先驱论坛报》做出的决定是不同的，多年来他们一直妒忌《纽约时报》那种把持着纽约市所有百货公司的优胜地位。《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海伦•；里德（Helen Reid）认为，这是一个在刊登广告业务方面超过《纽约时报》的绝好机会。很快《纽约时报》的利润确实是下降了，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利润却开始直线上升。1942年，两家报纸的利润几乎不相上下，到了1943年，《纽约先驱论坛报》首次在登百货公司的广告方面占据领先地位，但这是做出了巨大牺牲才换来的胜利；《纽约时报》由于大量地报道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新闻，它牢牢地抓住了读者的心，其地位的稳固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显然这时《纽约时报》其本身地位的庄严性事实上已是不可否认的了。一当战争结束后新闻纸的限制解冻，《纽约时报》就蓬蓬勃勃地兴旺发展起来，这时无论在报纸的声誉还是利润方面都远远地超过《纽约先驱论坛报》。它总是会成为仅有的一份严肃的晨报的，《纽约时报》已经胜利了。《纽约时报》将会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兴旺，而《纽约先驱论坛报》已经不可能再像战前那样作为一名《纽约时报》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存在了。它将无法摆脱变革时期那种可怕的压力，那就是来自广播业的新的挑战，以及新的城郊报纸的强有力的竞争。1950年当维持原状的新闻界还没有一个较为长远的规划时，新闻业的这些新的变革成果开始流行起来，而《纽约先驱论坛报》依旧墨守成规。这时《纽约时报》已完全征服了那些新的读者，并完全处于了领先的地位，其时《纽约时报》的发行量是五十四万四千份，而《纽约先驱论坛报》为三十四万份。到了1960年两家报纸的发行比为六十八万六千份比三十五万二千份，《纽约时报》远远地跑到前面去了。现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实实在在地弄明白这是一场在竞赛前已经结束了的竞赛。1955年发生了一次具有象征性的离异，《纽约先驱论坛报》最杰出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两度普利策奖获得者——霍默•；比加特开始对他在业务上受到的挫折感到厌倦，他跨过面前的这条大街来到《纽约时报》申请工作，此人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元老，无所畏惧，桀骜不驯，看重实际。“霍默，”《纽约时报》的总编辑特纳•；卡特利奇说，“什么缘故使你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是两项普利策奖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无可奈何，比加特只有去通过《纽约时报》那标准的、高度官僚主义的人事审批程序；“你认为艾森豪威尔这个人怎样？”一位编辑以人事主管的口吻问道。“他在探我的口气，”比加特告诉朋友，“想看看我是不是共产党人。”）
在星期日版上两家报纸的差别就显得更为明显了。从奥克斯时代以来，《纽约时报》就一直是为纽约乃至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服务的报纸。实际上，设计家和铸造厂商们公布他们的新成果时，并不是通过专业刊物而是登载在《星期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纽约先驱论坛报》无法与之竞争。沉甸甸的《星期日纽约时报》使得这份报纸看上去更加富有和庄重，而《星期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内容却耗尽了平时的材料。《星期日纽约时报》有机地安排得无与伦比，莱斯特•；马克尔（Lester Markel）是该报的编辑，他安排的程序保证了每个星期天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的见解被穿插在最时新的成衣业广告之间，那些有关西方世界未来的广告和有关西式衬衣流行趋势的广告的宣传看了都令人心动不已。下面的数字告诉了这段经历：1940年《星期日纽约时报》和《星期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发行量为八十三万六千份比五十四万四千份，到1950年已是一百一十七万三千比六十七万五千，到了1960年这场战斗几乎结束，数字是一百三十七万一千份比五十二万一千份。
第二部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七）
掌握双重权力的赖斯顿
这样，《纽约时报》在上半个世纪就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也升为最有影响的报纸了。当报纸的存在仅仅是作为报纸发行人的政治和商业意志的体现时，《纽约时报》已经改变了新闻业的性质和风格，脱离了以前那个时代党同伐异的宗派观念和狭隘的地方色彩。奥克斯、范安达和他们的继承者们已经缔造了一份有权有势的报纸，这些权力并不体现在发行人身上，也不体现在报纸的社论上，而是最终给予了记者们。发行人审慎地淡化他们自己的作用。这是一份让读者们自己去评价的报纸。报纸首脑们的作用仅只是选择记者应该去哪里，他们应该采访什么而已；与前三十年发表的社论相比，现在的社论看起来很不显眼，然而几十年中却出现了对情报来源选择不足的问题，这将成为一个持续争论的中心问题。
詹姆斯•；赖斯顿完全清楚他的讲坛所具有的优点；关于他的成功有多少是由于为《纽约时报》效力所致，他绝不存在任何幻想。几年后，当他手下一位很有才干的年轻人马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由于深为不满这种整天伏在《纽约时报》编辑部的马蹄形办公桌上用笔进行的搏斗，决定辞职去《报道者》（The Reporter）杂志社工作时，赖斯顿跟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赞同弗兰克尔有关编辑工作的某些看法。“然而马克斯，”他最后补充道，“想想这块讲坛吧。你真的就能够放弃它吗？”赖斯顿对华盛顿是封锁的，因为他十分明白：鲍勃•；多诺万（Bob Donovan）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管理着一个出色的分社，但他缺乏人手；《华盛顿邮报》在这座城市有影响、受人尊敬，这份报纸在社论方面的能量比报道方面的能量要大得多，而且无论在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发行这份报纸都能得到好的评价。《时代》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