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3-媒介与权势-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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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使众议院易于受到现代化力量的攻击，对立的机构很快地利用了这一点。雷伯恩与他的一些令人敬畏的前辈一样，不是以组织的姿态出现，而决定以十分个人化的方式掌握和运用权力。这还算好，在他的任期内由于他强健的脑力、体力和个性，这个机构并没有受到明显的伤害，然而在他离任后这个机构就倍加受难了。现代化的影响力是空前地强大了，而取代雷伯恩的是人微言轻的人——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艾伯特（Carl Albert）这两人是十足的侏儒，完全不具备在严峻的形势下领导这个古老社会机构的条件。那是没有雷伯恩的雷伯恩主义年代。他们信崇雷伯恩的信条和偏见，却没有雷伯恩的力量和才智；因为雷伯恩曾反对将众议院规则现代化，他们也反对；因为雷伯恩将过多的权力放在各个委员会的主席之手，他们也如法炮制；雷伯恩阻止现代的广播报道众议院，他们也照此行事。
在雷伯恩逝世的时候，电视新闻的播送时间准备从十五分钟延长到半个小时，这样电视新闻就成了向全国传播消息的主要形式。然而，他死后他的继任者们年复一年地拒绝让摄像机进入他们的建筑。萨姆•；雷伯恩决定不让电视摄像机接近众议院仅意味着众议院的损失；电视每天都在播送总统的形象。因为忽略使用电视是一种危险的机构性障碍。如果人们还没有在电视上看见众议院实施它的最重要的功能，那么就大多数人而言，众议院就什么也没干，同样如果众议院什么事情也不干，它就完全用不着存在。这些事情没有使雷伯恩感到不愉快。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那就是雷伯恩似乎意识到了国会民主在20世纪后半期会出现的局限，并努力限制这些局限性所产生的危险，确使众议院不阻挠总统的意志。事实是，他本人在众议院的经历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为进入国会他参加竞选众议员，在1912年获胜，于1913年进入众议院；他到华盛顿刚好赶上目睹伍德罗•；威尔逊的就职仪式，一位几乎以奥林匹斯山神的方式看待自己和自己权力的人。
第二部摄影机时代：CBS（十）
有雷伯恩的众议院就没有摄影机
他在众议院觉得舒适，然而试图在众议院以外行使他的权力时就感到别扭。在众议院内部他的所有优良品质似乎都表现出来了。他是农家后代，体格强壮，肩膀宽阔，以至于他好像比实际身高要高得多。他的朋友及信徒迪克•；博林（Dick Bolling）认为雷伯恩是他遇见过的形象最好的政治家：他有一副故意为他的同僚们准备的从容不迫的外表，面目令人敬畏，行为粗率，还有点爱发牢骚。事事似乎都在表明这样的事实，雷伯恩不是一个难得住的人，惩罚也会是严厉的。他的体态有力，这一点他十分清楚。然而他如果是一位具有形象的政治家，那么要利用这一点就必须有物理上的接近；他的权力没有触及现代传播媒介。他不喜欢电视摄像机的一个理由是他们没有反映出他身体的力量。他觉得电视使他看起来又秃又矮。同样他对报纸上的照片心怀疑虑；他确信那些人在搞阴谋，把他弄得小一些、秃一些，以此削减他的权力。
他常常夸耀他与美国总统并肩供职，而不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然而事实却迥然不同。他确实是在总统们的领导下工作，并且在这个时代大多数最紧要的问题上将众议院变成了行政部门的延伸，成了总统的供品。这并不是件偶然的事，他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私下的场合他谈到他本人知识有限，谈到他同伴的知识有限，确切地说是一种无知。他们的知识背景相当狭窄，想到他们参与国家安全事务他就害怕。他常常在背地里谈论工业革命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它怎样改变了这个国家，怎样使得这个国家更加复杂，而这些又怎样与像众议院这样的辩论团体相对立。他根本不认为在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众议院能够对付这场革命，认为一旦众议院取得支配地位，哪怕部分阻挡了总统的行为都很容易削弱国家对付潜在的极权主义对手的力量。因此他的职责就是尽力保护有点弱不禁风的总统免受可能杂乱无章而又狭隘的国会的影响。
当新闻界的权力增大，当越来越多的记者出现在华盛顿时，他变得更加讨厌新闻界了。显而易见新闻界使他的工作更加难办。他在千方百计地将一个意见分歧的社会机构团结起来，在这个机构里妥协是最重要的，而那些记者——他在私下里称他们为老雕和兀鹰——只对耸人听闻的消息感兴趣；他们每次出现都增加了施展妥协技术的难度。在他看来理想的众议员是径直前行，免开尊口的男女们。而新闻界喜欢并抓住不放的国会议员是一些总爱夸夸其谈，老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常常使薄弱的妥协力量受到威胁的人。暴露使妥协受到威胁；暴露激励自我、虚荣和过多的个人主义。雷伯恩相信他跟新闻界的任何交易都是以他的真正的工作为代价的，这也是妥协。
他打心眼里就不喜欢大多数记者，也没认真看待过他们的职业。马丁•；阿格龙斯基（Martin Agronsky）是这位议长喜欢和信任的少数几个记者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是少数几个为他录音和拍片子的人，他常常跟雷伯恩就此事进行争论，指出同新闻界平等交往是公众进程的一部分。阿格龙斯基从雷伯恩身上发现了根深蒂固的抵触和持续不变的不信任。这并不是说记者对他不好或是辜负了信任。相反，他的大多数交往是顺利的。其原因仅仅是在他看来记者不是严肃的人。他们是暴发户。他们玩弄公众事务的进程而不付任何代价。不论从公职的角度，还是从宪法的角度他们都不能和他平起平坐，但是他们报道他，于是突然间他们就成了他的同类了。他厌恨这一切。
在他掌权期间，萨姆•；雷伯恩从未有过一位新闻秘书。20世纪50年代，在他任职的后期，他曾跟林登•；约翰逊班子的成员布思•；穆尼（Booth Mooney）谈到过要他去工作的事。一切都谈妥了，但末了雷伯恩没有勇气跟林登讲他想要穆尼。雷伯恩要穆尼去跟林登讲，而穆尼又反过来说他更愿意由议长把这事提出来。“算啦，”雷伯恩说，“我想我们只好忘掉这件事。”（约翰逊后来告诉穆尼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同意在众议院为雷伯恩工作。“节奏太慢了。”他说。）雷伯恩躲避新闻界；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时候他和约翰逊常常去白宫，离开的时候，约翰逊总是停下来跟聚集在一起的记者交谈。雷伯恩总是向前匆匆走去。“我不明白为什么约翰逊每次都让那些想要抓住他的兀鹰给逮住了。我不想跟他们谈话。”当他确实要谈话时，谈话就总是受到最大的限制和约束，总是咬文嚼字。因此那些为数不多的能够获得接近他和他那内部圈子的有特权的记者都只是以高额的代价来换取和他谈话——禁止利用谈话时所得到的多数东西，或只允许按他的说法利用他的话——实际上记者们充当了循规蹈矩的老仆人的角色。
这对雷伯恩是有利的，他并不寻求更大的暴露，他愿意掌管众议院；1944年他曾一度自误，以为自己会上全国政党候选人名单，在这以后，他愿意当议长了；他确实不希望大量地暴露，他意识到自己的缄默会使抑制其他的人更加容易。
萨姆•；雷伯恩的规矩是广播记者采访众议院的重大障碍（虽然在广播系统的行政官员们看来并不必然如此，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没有支持那又长、开销又大的众议院会议）。记者们的工作条件是原始的，众议院做出的每一件事都是要使他们的日子尽可能的难过。他们常常提出抗议，但不起作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决定向这位议长递交一份正式的请愿书，于是他们聚集在一起，写了一份非常正式但有点冗长的抗议信：我们极愿就阻止广播和电视采访提出我们百折不回的反对意见……他们推举已进入记者席的鲍勃•；米劳（Bob Menaugh）把这封信转交给议长。虽然米劳有点战战兢兢，了解雷伯恩对请愿书的敏感性，但他还是把信接了过来。正当议长准备离开他的办公室的时候，米劳赶到了。
“我接到指示，要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米劳说。
于是，本来就站着的雷伯恩把信展开，并开始大声地读起来，话语间颇有点讽刺挖苦的味道：“我们极愿提出……我们……百折不回的……反对意见……”
他眼盯着米劳，并把信撕掉了。
因此不准让记者带进众议院的正是摄像机。这个决定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它使得众议院更少有能力同行政当局的各个机构相竞争，并缩小了它在公众眼中的重要性。雷伯恩不喜欢电视，电视威胁着他的传统观念，因此他完全摒弃了这玩意儿。那些追随他的人继续遵守他的布告，虽然到那时他们明明白白是生活在一个电视时代。更为特别的是，在这个时期内美国国会的情况只在电视上出现过一次，屏幕中美国总统在众议院发表他的国情讲话。那些国会议员让人看起来都在那儿恭敬地鼓掌，其实他们的角色都是由总统的演讲撰稿人早就导演好了的。当总统愈来愈超出他的职责范围时，众议院决定到底什么时候让电视进入委员会的调查庭房间，去开始进行弹劾总统的诉讼程序就并不是偶然的事了。
第二部摄影机时代：CBS（十一）
猜谜丑闻
电视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就并不是没有付出代价的；盛大的猜谜节目到头来是弄虚作假的。这件事震动了全国；要是美国人民不能相信直问直答的电视游戏节目，他们又能相信什么呢？那位牵涉进去了的人查尔斯•；范多伦（Charles Van Doren）是美国文学界巨子的后代，享有盛名，他本人似乎就表明我们如果不是有罪的话，至少是脆弱和易受诱惑的。国会对作弊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广播界明显处于守势。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痛苦是非常真实的，并由此做出了反应。长时间来，比尔•；戈尔登（Bill Golden），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杰出的设计师就一直在提醒默罗和弗兰德利要他们对猜谜节目进行调查，全城上下到处流传说那些猜谜节目是骗人的，并提醒道如果揭露真相的是一支电视队，那会对整个电视业更好些。但提醒没起作用。揭露真相的报道在报纸上发表。电视业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重损害——但仅是暂时的。
卢•；考恩当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之列，他当时是该电视网的总经理。考恩被认为是一位在广播界富有人情味的自由派人物——他曾在1952年当过史蒂文森的首席大众传播顾问，并在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帮助过上演主要反映黑人士兵问题的系列节目，这些节目帮助恢复了黑人的一些本来面目。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经理，他负有约束默罗和弗兰德利的义务，并不顾越来越大的商业上的压力，努力做工作挤出一点额外的时间来安排新闻特别节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往往给国家广播公司的鲍勃•；金特纳打电话，弄清楚他在干的事情，然后把金特纳和国家广播公司日益增长的想要参与公众事务的欲望当做一块楔子去迫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更加尽职）。当他和斯坦顿两人在私下里商量要迫使佩利更多地参与公众事务时，他多次受到过斯坦顿的鼓励，但只要佩利在场，一当佩利有条有理地驳斥他们的论点时，斯坦顿就不支持他了。到1956年的黎巴嫩危机时，这种争论达到了顶点，当时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战争的边缘上，艾森豪威尔派出了海军陆战队。考恩在新闻部的力谏下安排了实况播送联合国辩论的节目，斯坦顿表示同意，而且看来很热心。但其后佩利休假回来了，他对滥用时间和损失利润大为恼怒，事实上那场战争并未爆发证明了他们的那种警惕是多么的虚假。考恩一肚子的苦衷，但斯坦顿却没有支持过他。考恩也爆发过；他告诉他们，他来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因为克劳伯…默罗的传说，是因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乐于服务的美名。
但考恩的地位是脆弱的。猜谜丑闻使他的地位进一步受到了影响。因为他除了是一个公众事务的支持者外，同样是一个广告人。他创造了“六万四千美元的提问”，而当他声称没有作弊时——他的态度始终是：这个节目本身就非常自然，十分吸引观众，因此他用不着画蛇添足地去作那些假——他最终还是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攻击目标，要么是他的下属就在他的鼻子底下搞了假，这样他就负有总失职的责任，要么是他本人多多少少和搞假有牵连，同时，出了这样一件事情广播网需要有一只替罪羊，而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考恩就成了最大的替罪羊。斯坦顿发表了一系列公开声明，表明他相信考恩是无罪的，但同时又催逼考恩辞职，这个公司的利益需要一位高级人士下台，此人的职位应该很高。斯坦顿告诉考恩不要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其他任何人通气，并提出他应以健康方面的原因辞职（在这件丑闻的非常时刻考恩生过病）。考恩则去公开说他的健康状况良好，但由于来自斯坦顿的压力他只有准备辞职了。于是猜谜丑闻影响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利润至上的思想导致了这场丑闻，而有关的烦恼似乎又反映了这个系统的贪婪，反映出美元战胜了道德。谁会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接替考恩的问题讲述了大量有关威廉•；S。佩利和哥伦比亚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