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3-媒介与权势-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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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过去是一座南方小城，而《明星报》一直是老华盛顿城的报纸，由考夫曼和诺伊斯两个家族经营，两对夫妇都多福多子，后代繁衍茂盛，个个都进了该报不断膨胀的行政行列。他们和城里的多数生意人都有私交，由于存在着这种私人关系，再加上该报多年来一直是该城最好的报纸，所以他们得以经办该城大部分广告业务。《明星报》支配着该城的政治经济结构。该城官方新闻发布日都定在有利于《明星报》的日子。修建联邦大楼一类的建筑是因为《明星报》希望修建；种族隔离得以残存也是因为《明星报》希望如此。《明星报》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新政没有特别的好感，只是把他当做过眼烟云式的奇人奇事而已。真正迅速变化着的正是《明星报》所依附的那个城市，该市已经今非昔比了。统治华盛顿的政府再也不是由过去那些互相了解，彼此信赖的风雅之士所组成。现在的政府规模宏大，权力和地位在里面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到1963年是十分关键的年代，在这段时间里，该城和该城的新闻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时《明星报》的首脑是萨姆•；考夫曼。他健壮、有力、固执、骄傲、一脑子的偏见。他不喜欢黑人，当时他更不喜欢犹太人。他没有认真对付尤金•；迈耶，他看不起他，把他当做没有踩热地皮的新居民，出版界的小毛头，一个犹太人。萨姆没有能够预料到电视对午后报的冲击，没有能够领悟到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报纸的阅读习惯，也没有预见到菲尔•；格雷厄姆的出现。考夫曼对纽博尔德•；诺伊斯说，《邮报》只能保住五千份《时代先驱报》的发行量。当然，这是一个荒唐可笑的错误。《邮报》可以赚多少钱，格雷厄姆将把多少利润投回办报事业中去，对这些问题他是一概茫然。格雷厄姆总是让钱生钱。他尽最大力量寻觅人才，例如，他用三万六千美元从代顿聘来了约翰•；斯威特曼，此人后来很快成为他手下得力的业务经理。从一开始，格雷厄姆就以脱缰之势迅跑。等到《明星报》着手行动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邮报》占领了整个地区。1954年《明星报》还拥有整座城市，十年后，它变得虚弱不堪，仅仅是在苟延残喘了。
合并前的几年是《邮报》最虚弱的几年，它主要依靠广播业的财产维持局面。广播业在扩展，先是WTO广播电台，然后是WTOP电视台，接着又是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的广播电台。电视刚一出现，就使格雷厄姆着迷。他不敢确定电视是否会摧毁报纸。大多数报纸的经营者对电视不是感到害怕，就是表示蔑视。而格雷厄姆与这些人迥然不同，他明白电视的问世意义重大，他打算插足其间。迈耶对电视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属于老一代人，他不喜欢广播，他觉得那玩意儿是廉价贷，吵吵闹闹的，像到处叫卖的小贩，他不愿意进行投资。1947年在电视真正成为新闻界的一股势力之前的十年左右，格雷厄姆聘用了约翰•；海斯做他的电视广播负责人。此人在二次大战期间执掌过美国武装力量广播网（The American Forces Network of radio stations）。1950年，《邮报》买进了第一家电视台，即后来的WTOP。迈耶对此并不情愿，只是勉强接受而已。不管怎样，这家电视台还处在华盛顿的范围以内。但是，在1952年当海斯建议买下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一家电视台时，迈耶反对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点不松口。最后，他问海斯，除了他还有其他人想得到这家电视台吗？“菲尔对此朝思暮想。”海斯答道。“那么，我们把它买下来吧，”迈耶说。菲尔想要的，最后都能到手。1953年《邮报》买下了杰克逊维尔电视台，接下来又是迈阿密和辛辛那提的电视台。格雷厄姆不仅走在迈耶的前面，也走在苏兹贝格夫妇和钱德勒夫妇的前面。那一代里大多数的报界人士和苏兹贝格夫妇一样，让电视传播搞得心绪不宁。即使电视传播有利可图，在他们看来，那钱也染上了不光彩的色泽。格雷厄姆却大不相同。他深切地意识到正是靠这样的财产，《邮报》才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格雷厄姆给记者增加工资的时候，常常要加上一点小小的训词，指出这笔钱来自WTOP。
合并完成后，《邮报》的经济根底变得令人眼红。约翰•；斯威特曼身为业务经理，曾为保持新报的发行量做出很大贡献，成了该报内部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他有系统地击败了那些一心要编制更庞大的新预算的编辑人员。在头几个月里，正是这位斯威特曼和格雷厄姆一道保证了报纸的按时发行，坚持保存了原《时代先驱报》中，《邮报》编辑人员认为是赤裸裸的保守主义的特色。斯威特曼从格雷厄姆那里赢得了许诺，保证在十年内不去掉《时代先驱报》的标志。不过，在合并后的第十七天标志就变小了。也正是这位斯威特曼的孜孜不倦的工作扩大了星期天报纸的范围，将星期天报纸办成了大容量的节目，更注重娱乐性，使娱乐性充溢于所有的专栏之中。他还力促将工作日内的报纸办得更能吸引中产阶级读者。该报过去着眼于华盛顿的新贵，而现在，斯威特曼则推动它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群。这是《邮报》财务上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一点对编辑工作的最后成功也至关重要。第一流记者队伍的建立耗资甚大。而建立这样的记者队伍，以及建立一支在报纸和政府对抗时所需的律师队伍又是资金丰厚的半垄断化报家的特别开支。对资本主义饶有趣味的讽刺是：在少数财力和实力都强大得足以和庞大臃肿，偶尔行事鲁莽，却稳固强大的中央政府抗衡的策源地中竟然有财政基础分外牢靠的新闻机构。
凡是有读者的地方，广告商都立刻寻踪而至。报纸杂志的广告栏最能表现出这种情况，广告栏目始终接近报纸的脉搏，同时也接近社区的脉搏。万贯家产的出版商尤金•；迈耶一坐上出租汽车就拉司机打广告，绝非一时兴之所致。迈耶一直盼望着在报纸的广告栏上超过《明星报》，在他看来，这样才能证明他的报纸真正进入了这座城市。实实在在进入了工作着的人们中间。1955年，合并后的第二年，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人詹姆斯•；戴利（James Daly）受聘出任《邮报》广告业务经理，上班的第一天，他遇见尤金•；迈耶。迈耶问道：“戴利先生，我们在发行量上超过《明星报》需要多长时间？”戴利的老板唐•；伯纳德（Don Bernard）接过话头：“怎么现在谈这个问题，我还没告诉戴利先生他的桌子在哪儿呢。”不过。戴利还是做出了预言：五年。“五年，”迈耶应声道，“不错，我想我能活这么长的时间，我想我能活着见到那一天。”1959年，四年后，他们超过了《明星报》，他们在财政上很快得手，成功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格雷厄姆和迈耶的预料。1954年，《邮报》亏损额降至二十五万美元。从1955年开始，每年赢利二百万美元。在合并前，《明星报》和《邮报》的广告业务数量为二比一，《明星报》领先。十五年后，这个比例完全颠倒过来了。
第二部（二）报起报落十年间（四）
不拿薪水的总统高级顾问
美国有两座影响最大的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观念和形象形成于纽约，而政治上的观念则出自华盛顿。《邮报》又是一座城市中影响最大的报纸。《邮报》和议会、最高法院、行政机构的所有成员都建立起联系。任何报家派往华盛顿的通讯记者都必读《邮报》。这种局面将菲利普•；格雷厄姆推上了华盛顿首席政治动议人的地位，成了全国性的重要人物。他再也不是一位经营能力强、光彩四射，却只能经营一家资金周转不灵的报纸的年轻人了。现在，他在一家势力强大、资金雄厚的报纸支持下，成了一位耀人眼目、举足轻重、干劲十足的人物，他咄咄逼人，富有扩张精神。但有时做事不够谨慎。哈里•；卢斯认为这只是年轻人的不检点，《时代》杂志写了一篇吹捧他的报道，把他称为“美国梦想中的混合型人物”，好像是在为他的“不检点”寻找借口。格雷厄姆成了新华盛顿最重要的人物，他认识所有应该认识的人，他一直战斗着：粉碎守旧派，结束旧的规矩，结束种族隔离。他是一名积极分子，而《邮报》则是他实现理想的工具。他热爱《邮报》，也愿意自己深入其间。
格雷厄姆的婚姻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他不依赖凯——迈耶设法让菲尔获得了多数的股份——凯属于中产阶级，她不直接插手丈夫的工作，她以一种崇拜和恐惧参半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丈夫，偶尔还夹杂着一些怨恨。丈夫聪明智慧，妻子尽职尽责。她对一些严肃的社交场合感到害怕，她清楚自己应付不了这些场合，她不懂得如何打扮，在这类场合又举止失当。每当参加化装晚会，菲尔总是给哈珀商场（Harper誷 Bazaar）的南希•；怀特（Nancy White）打电话，让南希给凯买衣服，免得凯大出洋相。他说他要尽力保护她。这种局面对她是一种无声的羞辱。她自惭形秽，不知怎么，她的丈夫更增强了她的这种心理状态。看来她缺乏对自己的把握，陷入了窘迫的境地。她不会调配像样的饭菜。有一次，他们请阿德莱•；史蒂文森吃饭。吃饭前，菲尔下楼来倒葡萄酒，发现酒是酸的，整个席面也一塌糊涂。她对丈夫有一种敬畏感，但她却爱她的丈夫，人们对她丈夫的赞誉使她骄傲，即便有时这种赞誉之声高到使她忐忑不安的程度。她和老朋友一起时最轻松自如。虽然这些人不总是富有特色，地位显要，但他们都是丈夫做法律员时的朋友，他们不仅爱他，也爱她，和他们在一起她总是轻松自在。老朋友们开始注意到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凯•；格雷厄姆：一个是陪伴菲尔出席各种聚会的女人，看上去举止失当，对自己缺乏自信。在丈夫说活，或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有时仅仅是很小的注意之下时，她都紧闭双唇，缄默不语。当菲尔忙于工作或离开城市，凯独自一人时，她就变成了另一个女人，虽然羞怯话少，但却深沉，睿智，充满好奇心。刚结婚后不久，有一次在宴会席间，菲尔说道：“你们知道凯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没人作声，他接着说：“她看着镜子说嫁给我多幸运啊。”全场一阵笑声。他的话说得充满了善意，没有什么取笑的意味，引起了人们的笑声。如果在现在，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现在一清二楚，他更加意气风发，而她却更加寒碜，不入时令。这种活再也不会有什么令人发笑的地方了。
丈夫如此发奋，常常让她担心。在那些年里，只有她一人感到了菲尔•；格雷厄姆的两副面孔。这种感觉的滋生并不意味着她打算说出来。但是她十分清楚两种面孔间的不同。在公开场合他全神贯注，妙趣横生；独自一人时，很快会变得沮丧，变得自暴自弃。虽然当时表现不严重，却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令她担忧。每当他努力超负荷工作时，他都变得精疲力竭。她希望他能够放慢速度。现在，他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报纸、成功的保障和可靠的未来。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变得平静，变得轻松。如果有什么变化的活，只是他感到了更大的压力。他拥有的东西多了，看来就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他的影响力大了，就得去影响更多的事物。他的重要性增加了，就迫使他去获得更加重要的地位。在整个50年代中，他越来越深地涉足政治，在华盛顿任何层次的事务中都积极工作。在全国政治中，他很快丧失了对艾森豪威尔的幻想；艾克是一个维持现状的人，而格雷厄姆则恰恰相反。渐渐地，他越来越倾心于当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他孩提时的朋友乔治•；斯马瑟斯是他俩最先连接的纽带，不过他俩的友谊之花很快就独自开放了。约翰逊来自南方一个半衰败的家庭，他本人持自由派观点，信奉实用主义，倾向人民党。格雷厄姆把约翰逊视为自己在政界的延伸。约翰逊懂得现实的世界，他和多数机灵诡诈，缺乏道德目标的人完全不同，他对道德目的有全面的理解。1954年，最高法院做出决定，取消公共学校的种族隔离制，这使格雷厄姆相信在这个国家里应该有一个能够调和不同意见的总统，这一点至关重要。
格雷厄姆成了约翰逊不取报酬的高级顾问、发言撰稿人和竞选鼓吹者。显而易见，他成了林登的人，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他把报纸办得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倾向林登。他的工作不局限于《邮报》，他还尽力讨好林登塞给他的自由派的朋友们——“你们一定会喜欢他的，他比你们想象的要好”——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不是他的乡音使自由派对他避而远之，而是他身上的石油天然气味儿损坏了他在公众眼睛中的形象）。格雷厄姆千方百计劝他的朋友充当林登的专职发言撰稿人。〔他曾对埃米特•；约翰•；休斯（Emmet John Hughes）说，林登只差一个教他说北方（曼森…迪克森〔Manson…Dixon〕线以北）话的人了。为了使休斯和约翰逊共事，他安排了一次两人的会面。休斯的文章里处处都坚持以前的调子，不久他发现自己和约翰逊之间在文化和知识上的极大差异，他就歇手不干了。〕格雷厄姆不断向林登施加影响，要他要面向全国。东部自由派可能永远不会接受林登，可格雷厄姆仍尽力促使约翰逊克服对东部自由派的偏执看法。约翰逊担心为自己争取一个自由派形象的努力到头来不仅会被自由派所拒绝，还会使他失去南方的基地。他的担心很有道理。菲尔不断对约翰逊说他通向总统位置的唯一办法是将公民权作为他行动的基础，抹去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形象。如果他在国会里保证一份公民权利提案的通过，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1957年他敦促约翰逊进行了一次尝试。当时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