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3-媒介与权势-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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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他敦促约翰逊进行了一次尝试。当时南方种族隔离分子在国会中的势力正值顶峰时期。林登的大多数高级顾问又都是南方人，他们对眼前这片没有标明的水域恐惧万分。关于提案的最后摊牌是那年夏天。当时菲尔•；格雷厄姆由于劳累过度，身体和精神都十分疲惫，正在乡间别墅休息。林登打电话要他返回华盛顿，请他在他本人给保守派做工作的同时，帮助稳住自由派。约翰逊来电话时凯和菲尔正呆在一起，她立即感到前景不妙，她知道菲尔已经筋疲力尽，可能身上已经有了严重的疾病，现在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她寻找理由反对他返回华盛顿。但是，林登定了日子。格雷厄姆回去后充当了约翰逊的得力助手。他和林登同吃同住，天天夜晚研究战略，白天守着电话，哄人劝人，为通过提案字字句句做解释工作，这些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林登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泄气，变得暴躁，想退出了事，这时格雷厄姆就给他打气鼓劲。南方在程序方面的实力超过北方所掌握的票数，力量很强。提案必须作重大妥协。按自由派的标准，这样做实际上砍掉了提案的精髓。在此关头菲尔•；格雷厄姆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不停地和自由派朋友通话——他在自由派人士中享有信誉，具有影响；他作为该城自由派最重要报纸的出版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报纸上表明并代表自由派的姿态——现在他争辩道：一个削弱了的提案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万事开头难，通过这个公民权议案就算开了一个头，给未来打开了通道，今后棘手的提案也会变得容易。在公民权这类牵动人心的交易中，开创一个先例十分重要。局面势均力敌，前途凶吉未卜，格雷厄姆的院外活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公民权派的人眼看就要起来反对约翰逊的妥协案，最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和格雷厄姆的老朋友，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DA）的律师乔•；劳（Joe　Rauh）改变了局势，使提案得以通过。他们帮助赢得了战斗，第二天早晨六时，菲尔•；格雷厄姆的电话吵醒了精疲力竭，头昏眼花的劳。他拿起电话筒听见菲尔•；格雷厄姆富有神采的声音。一开始，劳还疑惑是不是自己睡过了头，是不是自己的钟出了毛病，不过格雷厄姆的声音没有一点清晨的味道。　　　　
　　　　“你知道今天林登是怎么说你的？”格雷厄姆很兴奋。　　　　
　　　　“天啊，菲尔，我怎么会知道林登说些什么？”劳回答道，惊诧之意未消。今天？今天不是已经过去了。　　　　
　　　　“林登说，是你拯救了他的提案。”神采奕奕的格雷厄姆说。才六点半钟。　　　　
　　　　《邮报》几乎没有报道提案精髓被抽去的情况，以及幕后的操纵活动。《邮报》堂而皇之地赞扬约翰逊对提案的处理，宣称他没有冲淡提案的精华，还把他誉为南北双方共同的分母。这样一来，这次胜利成了约翰逊个人的胜利，而这正是格雷厄姆期望并竭力劝诱约翰逊扮演的角色。毫不奇怪，这双鞋十分合脚。


第二部（二）报起报落十年间（五）

　　　　小石城事件引爆格雷厄姆　　　　
　　　　然而，凯•；格雷厄姆的忧虑是对的。公民权之争耗尽了菲尔的精力，甚至榨出了他所没有的能量。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农庄。几乎与此同时爆发了小石城（Little　Rock）危机，他第一次垮了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健康的人了。当时人们对他患病的猜测消失在他表现出的力量、镇静和魅力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病症变得明显了。他在《邮报》上的胜利非但没有减轻他的压力，反而增加了他的责任，把他推向一种近似疯狂的状态。他变得如此强有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强人在他这儿寻求咨询和帮助。和他争辩，对他冷眼相看，拒绝或反对他的意见的人越来越少。人们都征求他的意见，希望得到他的友情。他像一个滑得越来越快的溜冰者，虽然逆风越来越弱，但脚下的冰却越来越薄。　　　　
　　　　小石城引发了他的第一次垮架。在此之前虽有类似的发作，都不大严重，只有凯知道，被当做轻度劳损治疗。迈耶仅仅认为菲尔过于消瘦，过于紧张。凯则感到这些症状和某种更严重的疾病有关，但是她不懂精神病，又没有人可请教。信神的凡人难于诊断天使的病症。不管怎样，和他相处最多的人最爱他。她对眼前的情况有一种预感。这些年来她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的丈夫，有时，她可以几天不让他露面，而又不让人知道，或者不让人知道其中的主要原因。几乎从一结婚起她就看见过丈夫绝望的场面，看见他突然间从飘扬的神采直落无限的阴郁之中，她已经学会，起码她自认为学会如何和丈夫交谈，使他脱离这种状态。　　　　
　　　　小石城为什么给他的打击如此之大，仍然是一个谜。　　　　
　　　　但是可以肯定，部分的原因是来自公民权辩论时帮助林登•；约翰逊而产生的劳累，那是一桩在他精疲力竭时，增添的苦差事。还可以肯定，部分原因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种族问题上，小石城象征着全国结构在当代的第一次破裂，而有着南方根的他确实对此动了感情。也还可以肯定，部分原因产生于随着合并而来的扩大了的作用和增加了的权力。他对自己产生了更大的期望，过高地估价了自己的作用，认为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了。　　　　
　　　　人们对这种病的了解十分有限。有的医生认为该病部分属于生化疾病，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是应激反应，使该系统出现不平衡，影响大脑，以致产生循环周期。首先是狂躁周期，在此期间，活力变成疯狂状态，在此上升时期内，没有办不到的事；没有办错的事；没有违抗自己意志的事，他创造着历史，在这类周期中，他机敏睿智，精神焕发，才智超群，具有创造性和能动性，似乎能透视未来，完全相信自己的魅力。随后，进入抑郁期，在此期间，哀云愁雾低压，脑子里装满了失败和失误，灰心丧气，自暴自弃，对自己的为人和所作所为感到绝望，严格地说，此时应该卧床休养。他的自嘲自讽和对新近所犯巨大罪孽的忏悔，将朋友对他自身价值的提示拒于千里之外。　　　　
　　　　正是小石城，在菲尔•；格雷厄姆身上引起了第一次周期性大发作。虽然随后美国许多其他城市发生了种族骚乱，这些城市的名字成为令人痛苦的历史的一部分。但是，1957年，小石城事件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1954年最高法院命令南方各学校逐步取消种族隔离，这个过程太缓慢了，以致三年后，不得不命令小石城的中心学校接受九名黑人学生。阿肯色（Arkansas）州长出人意外地插足其间，宣称他将阻止当地黑人和白人合校。他鼓励当地的抵抗行动，好几天黑人孩子被暴民驱逐出校。当时，艾森豪威尔还在总统位置上，他是一位被动型总统，反应迟缓。他并不特别喜欢高级法院的决定，看来他不急于迫使南方人遵守他本人不喜欢的法律。所以，他没有迅速采取行动，从而，造成了一个真空。整个世界都在密切注视着阿肯色州州长对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挑战。　　　　
　　　　在这个时候，菲尔•；格雷厄姆进入了这个真空。他的行动显得激动、狂乱。他成为自己任命的小石城危机的处理人。他不分昼夜和所有有关人员通电话：白宫，总统顾问舍曼•；亚当斯（Sherman　Adams）和马克斯韦尔•；拉布（Maxwell　Rabb），尼克松，比尔•；罗杰斯（Bill　Rogers），小石城编辑哈里•；阿什莫尔（Harry　Ashmore），小石城议员布鲁克斯•；海斯（Brooks　Hays），黑人领袖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和罗伊•；威尔金斯。他绞尽脑汁搜索任何一个能够和艾克谈话的人，他给本报驻白宫记者埃迪•；福利亚德打电话，让他向艾克传递信息；他给艾克的朋友打电话，要他们促使艾克采取行动；他在千方百计调动福伯斯（Faubus）的时候，他想到了杜鲁门，想到杜鲁门可以影响他。杜鲁门是一位优秀的浸礼派成员。一位传统主义者，说不定杜鲁门可以给福伯斯打电话。但是谁给杜鲁门打电话呢？布鲁克斯•；海斯——小石城的那个议员，他是全国浸礼派领袖。于是他打电话给海斯。他所干的一切事情都蒙上了一层拼死一战的色彩。他总是力图调动车马炮，而不是那些小卒子。他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想：艾克以他巨大的声望，说不定可以一手牵着一个黑孩子，另一只手牵着白孩子走进学校。白宫否决这个建议后，他又产生了另一个设想，艾克牵着一个孩子，他，菲尔•；格雷厄姆也牵一个，肩并肩向前走。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似乎接近歇斯底里，他同时接通六个电话。他将自己搞得越来越紧张，肩负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仿佛这个方法再不奏效就是他的过错，就是他的失败。魔鬼附身，越缠越紧。半夜三点钟他给乔•；劳打电话：“乔，我必须马上得到瑟古德的电话号码！我现在就要和他通话！今天晚上我们就能处理这件事。”他的办公室成了作战指挥所，二十四小时都与小石城的阿什莫尔保持联系，将阿什莫尔的作战报告转给舍曼•；亚当斯和比尔•；罗杰斯。他告诉阿什莫尔，罗杰斯是一位重要角色，可以影响尼克松。尼克松在这件事上表现不错，和艾克争辩，要他负起责任。他对多少有些吃惊的阿什莫尔说，尼克松实际上比人们对他的看法要好。事过之后，格雷厄姆请阿什莫尔写了一张条子给尼克松，感谢他在这次危机中的支持。他日复一日在“指挥所”里，握着电话，彻夜不眠，看上去，情绪一直很高。一位朋友说，在此期间，菲尔•；格雷厄姆似乎把自己看做美国总统，即使不是总统，也是一名代总统。所做的一切只是履行自己的责任。他曾一度认为林登•；约翰逊应该前往小石城调停。他给当时在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挂了电话，如果考虑到事件的微妙和他个人的野心，林登•；约翰逊无意私人干预小石城的局势，他将此意告诉了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对着林登大喊大叫，林登也不示弱，他俩的关系一度冷却下来。格雷厄姆的另一位朋友，艾森豪威尔少数民族问题顾问马克斯•；拉布［1］认为那时的菲尔•；格雷厄姆和以往的他很不一样。以往的菲尔•；格雷厄姆处事冷静，态度谦恭，自我幽默，而现在的格雷厄姆则拼命，迷惑，狂乱，几乎像疯了一样。好像每隔一个字就得加上一个“必须”，像是一个魔鬼附体的家伙，在充满邪恶的道路上推动着时间的车轮前进，无暇倾听旁人的意见。艾克终于采取了行动。他一开始袖手旁观，尔后又突然派出101航空师。小石城危机结束了，菲尔•；格雷厄姆也垮掉了。


第二部（二）报起报落十年间（六）

　　　　恶化的病情引发权力的狂热　　　　
　　　　他到韦吉尼亚的格伦•；韦尔比（Glen　Welby）别墅休假，只有极少数《邮报》工作人员被告知他的病情的严重程度，是精神崩溃。在格伦•；韦尔比别墅，格雷厄姆变得麻木，终日放下窗幔，躺在床上。凯瑟琳•；格雷厄姆千方百计应付他，但是她羞涩，缺乏自信，和丈夫相比，感到自己语言的贫乏，在谈话中不能将他引入别的话题。丈夫虽然善于辞令，但是她，尽自己的能力让他明白，有很多人爱他，尊敬他，需要他。他却反而一股脑地倾吐自己的耻辱。他的心情阴郁。每当她提起他的魅力，他就嘲笑她，嘲笑她提到的智巧和魅力。他说智巧和魅力是唯一可以使他和人们保持距离的方法。只有这样他才能了解人们，而又不被人们所了解。他向她讲起一件事，有一个人为了一件事来看他，他使那人倾倒，使他笑声不断，使他着迷。他告诉那人他要剪头，两人到了理发店后，他把他扔在那里，到了这个时候那人仍然迷惑不解。他讲故事时，充满了对他叙述的那个菲尔•；格雷厄姆的恨。　　　　
　　　　抑郁期终于过去，1958年，他渐渐恢复自制，重新开始工作。但是，从那时起他变得时好时坏，更加难以把握。好的周期越来越短，自控力越来越弱。1958—1959年间，他的工作时停时续，行为更加脆弱，但是只有少数人知道内情。多数人只是在好的时候才见到他，此时他仍然和往常一样光彩照人。亲友们知道他重病在身，在他患病期间都努力工作，保守他的秘密。一次在患病期，他在和朋友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的谈话中，嘲笑人们嘴里夸张出来的他的礼貌，“有人告诉我，说我的举止十分得体，是从来没有过的好。”在这些时候，他被笼罩在自己的黑暗的意识之中，无所作为。他会给诸如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Edward　Bennett　Williams）律师一类的朋友打电话，然后一起到某个没人认识他的码头饭馆，一谈好几个钟头。格雷厄姆沮丧失望，凄恻哀怨，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末路。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可怕的人，罪孽重重，此时自我毁灭的本能已经几乎无法治愈。朋友们认为（虽然常常是事后的回忆）从1958年起，他身上就开始显露出自怒、自毁的企图和意识状态，不仅要摧毁自己，还要摧毁家庭里，以及工作上和自己亲密的人。他斥责朋友，斥责家庭，就像斥责他自己一样严厉，而陌生人却能在很多方面免于这类斥责。在他的心理压力中，还能看到另一种张力，对女婿地位的日益增加的深深的嫉恨，对年迈体弱、没有抵抗能力的尤金•；迈耶的日益增大的敌意。最使朋友们惊诧的是这位罕见的，情感强烈的人道主义者身上表现出的，针对迈耶和家庭其他成员的反犹太倾向。这一点标志着格雷厄姆的病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　　　　
　　　　疾病增加了格雷厄姆的权力欲。仅仅围着政治和政治家绕圈子已经不够了，现在他比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