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3-媒介与权势-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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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肯尼迪狡黠地献媚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致使卢斯的出版物不断向他提供一些其他民主党自由派得不到的优惠。一条重要的原因是卢斯态度的重要变化。在艾森豪威尔时期，整整八年他都拥有自己的总统。1952年强烈的党派热已经缓解。此时，他和许多他的读者和记者一样被肯尼迪和肯尼迪家族迷住了——这是一批干劲十足、雄心勃勃、忠贞不贰的人，他们资金雄厚又光彩照人。尽管他在意识形态上对这位年轻议员持保留态度（还相当保留），但是，在人格水平上，他渐渐中意于肯尼迪，并超过了尼克松。“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大选前夕，他对一批手下的编辑说，“我就是不喜欢尼克松，我想我们必须支持他，但我就是不喜欢他。”他停了一会儿，“你们清楚，我从来就不喜欢尼克松。而我喜欢肯尼迪。在大多数事情上，我和肯尼迪意见相左。但我喜欢他。”几年后，一位朋友问卢斯他对肯尼迪有何印象，他几乎是愤怒地答道：“他诱惑了我。”“哈里，这倒不错。”朋友说。“不，糟透了，”他回答，“和他在一起时，我感到自己像是娼妓。”肯尼迪来而有往，对卢斯抱有同样的态度。他非常认真地对待卢斯和他的杂志，其程度与卢斯本人相仿。这是他对卢斯和该杂志的最高的赞赏，不仅如此，他还喜爱卢斯。他习惯于和脾气暴躁的人打交道，他自己家里就有这么一位。有一次，他问赛迪：“老卢斯（Lucey）怎样？”“卢西（Lucy）？”赛迪听成卢西了，“卢西是谁？哪一位卢西？”“你不知道。”肯尼迪说，“老人卢斯。我有些喜欢他。他很像我家的老人。他的成就是：他自己造就了自己。我对此深怀敬意。”
第二部（三）《时代》的时代（三）
主编是卢斯意志的延伸
在他们的关系中，重要的成分是某种奇怪的个人吸引力和风格。1960年竞选中，肯尼迪前往纽约出席《时代》编辑的午餐，当时，时代…生活大楼多窗的大厅里，一大群办公室工作人员变得目瞪口呆。卢斯对此印象很深，此情此景，赤裸裸地显示出肯尼迪政治上的引诱。不过，这种表现一晃而过，除此之外，肯尼迪的运气不错，对他没有什么凶兆。奥托•；菲尔布林格，这位在大多数《时代》高年资编辑眼里比教皇更加教皇，比卢斯更为卢斯的人，1960年因患严重的动脉瘤，病倒了。剧烈的头痛使他失去了知觉。1960年，刚开过共和党全国大会之后，他就不得不离开他的领导工作。在一般情况下，重要刊物的主编患病不会对政治运动产生什么影响。《纽约时报》主编的更换，连精明的读者也觉察不到。该报是由各部分所组成，它对各组成部分的依赖程度之大，连报纸主编对报纸的控制几乎也变得鲜为人知。《时代》杂志则不然。在《时代》杂志内，主编的权力无所不在，《时代》是编辑的杂志，如果说编辑对报道格调的决定权达到了超乎寻常的程度，那么主编则又凌驾于一切编辑之上，决定编辑们的认识。主编是卢斯意志的延伸，其责任是管住可能过于自由化的报馆人员。
当时，1960年的竞选在《时代》杂志内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含意，这一年在他们的心目中与其说是肯尼迪的当选年，不如说是奥托的患病年。主编助理汤姆•；格里菲思被任命为代理主编。卢斯多少清楚格里菲思有温和的自由派名声，所以，开始时，他倾向于罗伊•；亚历山大。这个人不久前才辞去了主编职务，但是他说格里菲思有能力干这份工作。格里菲思是汤姆•；马修斯的信徒，就其本人来说是一位有才华的笔杆子，在《时代》系统的高阶层中享有内部自由派的名声。在过去的竞选期中格里菲思对《时代》的党派热多少有些不自在。1956年他给卢斯写了一张措辞尖锐的条子，告诫说，他的编辑显示出过于强烈的倾向性。他说，过去在选举期中《时代》很少骗人，而现在的欺骗已经有危险成为“四年规划”了。他告诉卢斯《时代》没有能力赢得历届大选，现在这样公开操纵选民的企图只会降低杂志的影响力。格里菲思本人也希望出任《时代》的主编，从政治上讲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的技巧高超，思想开放，善于倾听别人意见，是该公司大多数高级采访记者的一致选择。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讲，要他占据如此关键的位置又放心不下。卢斯明白他在大多数高级人员中很得人心。在罗伊•；亚历山大辞职前，卢斯正在巴黎，和他当时的巴黎办事处主任弗兰克•；怀特在一起，他问怀特谁接任亚历山大为好。话刚说出口，他又把问题拉回来。“别介意，我知道你想提谁，他很不错，但是他得不到这个职位。”格里菲思是一个很受《时代》杂志年轻撰稿人和编辑们尊敬的人物。他很爱卢斯，这种感情流露在他写的两本描写新闻界尤其是《时代》杂志的书中，在这两本书中他一次也来提到菲尔布林格。在1960年竞选期中格里菲思接手了《时代》，他决心出版一家公正的杂志，这不是为了肯尼迪的利益，也不是为了自由派的利益，而是为了《时代》本身的利益。他感到该杂志的信誉已经危如累卵，每四年放弃一次新闻应有的公正态度，这种名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回想起富兰克林•；罗斯福写给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的一封严正的信，信上说，每四年中有三年半怀特都是令人赞赏的公正的记者。当时，路易斯•；班克斯（Louis Banks）是负责国内事务的编辑，格里菲思和他交换意见。虽然，班克斯比格里菲思稍微保守一点，但他们俩都感觉到他们可以一起共事，格里菲思很快决定对两位候选人的报道必须篇幅相等，持同样的批评眼光，对他们的说话内容和说话风格做同样的记录。随后，他又担心这样做是否会完全丧失犀利的锋芒，所以他又加上了一条标准：发现两位竞选人每周所做的最坏的事。但是，这样一来会显得过于《时代》杂志味儿，过于局限，所以他又加上了一条标准：提出各位竞选人每周所做的最好的事。
格里菲思清楚自己处于一种非常的局面之中。他确信如果在1952年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么良好的愿望，也不会坐稳这把椅子。竞选开始不久，送来了一篇报道，格里菲思感到有点支持共和党的倾向，与事实不符。格里菲思打电话叫来班克斯；两人一起修改，事完之后，格里菲思对班克斯说：“在政治上我们可以不同，但是，不要互相误解对方的动机，让我们始终记住我们所处的位置。”工作很有成效。采访记者都惊奇地发现杂志上的报道变得公正，不偏不倚。办公室内，士气大振，杂志像是变了个样儿。卢斯本人从未对新闻报道产生过抱怨，也从未驳回过任何一篇东西，最后，《时代》杂志正确地预测了选票的计数，卢斯显得十分高兴。他对格里菲思说，他干得真棒，让他出去给自己买一箱香槟。这倒合格里菲思的心意。如果卢斯送酒来，那么他起码会高高兴兴地喝上一瓶。但是想到去商店定一箱子香槟，然后把账记到哈里•；卢斯名下就显得有些不妥了。
如果说卢斯和很多《时代》工作人员，以及当选的美国总统都对《时代》报道的公平感到满意的话，却有一个人感到沮丧，此人就是奥托•；菲尔布林格。他在格里菲思面前只字不提此次报道，连淡淡地祝贺也没有一句。菲尔布林格回《时代》杂志后不久，去看国内事务的撰稿人，他对这些人公正的工作非但没有祝贺，竟发动了一场尖刻的攻击。他说他们不够坚定，现在不是优哉游哉的时刻。菲尔布林格复任，格里菲思谢职，卢•；班克斯决定为格里菲思举行一次宴会。受邀请的人中有菲尔布林格和他最保守的副手吉姆•；基奥。他们接到邀请后，立刻划掉了自己的名字。班克斯看到墙上的手迹，很快就退出了《时代》杂志，调往《幸运》杂志。格里菲思不久也调往《生活》杂志。
菲尔布林格刚一复任，约翰•；肯尼迪就嗅出了该杂志的变化。当时，他当选总统，但尚未就职。这是选举和宣誓间的政权空白期，一天晚上，肯尼迪的飞机在棕榈湾（Palm Beach）着陆，当选总统下了飞机，在飞机跑道上站了一会儿，在飞机的光照下读着《时代》杂志快版。他一边读手指一边指着铅字，脸色渐渐沉下。“这是错的……这是错的……这是错的……”他刻不容缓地从等待着的记者群中召来了赛迪。
“赛迪，我听说菲尔布林格回来了。”
“是的，他回来了，参议员。”
“赛迪，你曾肯定地对我说他已踏进了死神的大门……你使我失望。”他踏着重步走开了，显而易见，怒气冲冲。
第二部（三）《时代》的时代（四）
菲尔布林格回来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是新闻界的吉庆年。肯尼迪夫妇本身就是一部耐读的优秀刊物，有助于确保新闻界的丰收年景，像《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这类刊物的组织机构以及各广播公司都扩大了新闻报道，它们的驻外办事处亦纷纷扩充。《时代》杂志也不例外。《时代》的新闻部在迪克•；克勒曼领导下一派兴旺。迪克•；克勒曼逐渐建立起一家6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新闻网。但是，新闻部的扩展在《时代》杂志内产生了各种张力，因为，在菲尔布林格看来，《时代》是编辑的杂志。克勒曼越是推进新闻部的发展，越是不可避免地对菲尔布林格在杂志的统治提出现实的挑战。菲尔布林格严格地控制着这家金字塔状的结构紧密的杂志，在这儿，他拥有全部编辑大权。但是，菲尔布林格却无权控制记者的聘用和派遣。他多次企图接管新闻部，取得招聘权，但每次都被卢斯挡了回去。招聘权完全控制在克勒曼手里，他可以给记者提供很好的工作，提供很高的——在当时，是非常高的——薪金，提供非常大方的支出账单，在他那儿听不见为小事喋喋不休。可他无权把握记者的稿件能否在杂志登载。这一点使他们两人，第一线与纽约之间不断产生冲突。这正是哈里•；卢斯希望的。除了哈里•；卢斯，他们两人，没人获得全胜。赛迪是克勒曼的人，是克勒曼的掌上明珠，但赛迪的档案却不在他手上。那是菲尔布林格的事。而菲尔布林格又不愿意赛迪采访肯尼迪的白宫。选举刚结束，在卢斯主持的编辑会议上，菲尔布林格提出一个看法，他认为赛迪与肯尼迪以及肯尼迪的人关系过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他们之间是过从密切，但这正是《时代》所需要的，所需要的一条渠道。在过去八年中，《时代》的编辑从未担心过谁和艾森豪威尔的人交往过密。渠道和友谊密不可分，所有的出版商都希望自己驻白宫记者与白宫关系特别密切。菲尔布林格简短地叙述了调动赛迪的必要性，卢斯听了一阵，终于打断他的话，“好啦，此事就讲到这里，我们再往下讨论。”
上述情况将赛迪置于杂志和政府的长期冲突之中。由于一个严重的失败，1961年对肯尼迪是艰难的一年。《时代》对他格外吹毛求疵。对他的困难兴高采烈。这一年肯尼迪精心安排，尽量将政府向赛迪开放，供他采访。在这种局面下，他对新闻界的处理和尼克松形成鲜明对照。碰到压力，尼克松仅仅转向关照他的出版物，寻求庇护。而肯尼迪在困境中却转而信任对他最吹毛求疵的报家，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早已支持他的刊物有点企求，那倒是无可非议的。星期天《时代》关门，如果肯尼迪在星期一发表演说，他一定让赛迪在此之前看到演说稿。如果《时代》打算对政府，无论对政府任何一方面进行采访，白宫的任何人都会接待。卢斯常常应邀参加午宴，如果午宴气氛良好，那么在该杂志回复到其固定的口径之前的两三个星期内会登载稍有善意的报道。
但是紧张关系和愤懑情绪始终存在。赛迪在回忆中认为，肯尼迪总是在一些小事上发作。好像他可以在重要问题上忍受《时代》杂志的批评，但是在诸如家庭癖性，老乔•；肯尼迪，杰姬（Jacckie）［1］的网球训练等小事上却无法控制自己。他对小事过于认真，他注意自己的形象，不愿意被人愚弄。肯尼迪的人认为《时代》杂志在追击他们。对他们来说赛迪在工作中是一个易于合作的人，但是他们还注意到一条潜伏的线。1961年底，《时代》杂志出了一个封面照，把他称做年度新闻人物（Man of the Year），即便如此，肯尼迪仍然大发雷霆。肯尼迪打电话给赛迪：“我听说你们这些杂种又来了一手。”有什么问题吗？赛迪有些迷惑，他问道。接着他说：“肯尼•；奥唐奈（Kenny O誅onnell）看过这张封面，你真叫我摸不着头脑。”封面由一位意大利艺术家皮特罗•；安尼格尼（Pietro Annigoni）制作，杰姬喜欢这个人。坐的姿态不好。安尼格尼在椭圆形的办公室里呆了五天，他发牢骚说，肯尼迪从没为他摆好姿势。安尼格尼被告知按照他所看到的模样画肯尼迪，他照此画了，可画面阴郁，笼罩了一层薄雾，包括总统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幅画不理想。《时代》的编辑立刻看出会出现麻烦。吉姆•；基奥问道：“皮特罗，你是怎么画的？”“噢，”他说，“这就是我看到的样子。”肯尼迪看上去一脸倦容，一只眼睛像是要滑出眼眶。肯尼迪抱怨道：“他把我画得像个内视眼！”“噢哎，”安尼格尼说，“他就是一个内视眼。”
另一次，《时代》登了一篇报道，将肯尼迪的听众从八万人降到四万人，肯尼迪自然十分恼怒。恰逢卢斯来拜访肯尼迪。通常，他的怒气发在赛迪身上，而这次却冲着卢斯去了，在他们私下见面时，他痛斥卢斯，告诉他，他的杂志简直不公正，也从不打算公正，菲尔布林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