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3-媒介与权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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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嘴里哼着约翰•；菲利普•；苏泽（John Phillip Sousa）的进行曲。现在，这个想法变成了他自己的想法了。他立即决定建立乐队。销售经理文斯•；里杰沃（Vince Riggio）说他不喜欢这样搞。希尔又在办公室内派头十足地又转悠几周，“呜啦——呜啦”，嘴里大声地唱着。但里杰沃仍未被打动，正当比尔•；佩利打算说服里杰沃时，希尔又沿着办公桌绕一圈，膝盖抬得老高，大声喊道：人人喜欢听军乐。力图把自己的想法传给里杰沃。里杰沃终于说道：“我开始理解了。”比尔•；佩利就是这样高明地把自己的主意，先有意贬为无用，诱使希尔把它当做自己想出来的绝招。美国烟草公司慷慨解囊，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了一周五次，每次十五分钟的军乐广告。年轻的联播网就这样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他比他的同行显得更机灵，他不光播出娱乐性节目和推销产品，他还巧妙地向听众暗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众不同，它高人一筹，颇有政治家风度，愿忠心耿耿为全体国民效劳。早些时候，一些批评家曾攻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轻泻药广告太多。1935年，比尔•；佩利堂而皇之地宣布：由于公众的不满，联播网将停止播出有关轻泻药一类的商品广告。他的这一大将风度立即受到广泛欢迎，但大家都没有注意，他在声明中还说，这一新规定不适用于现存的合同。那时，药商们因夏季滞销停止了广告，却签订了秋季的合同。这一变动意味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加强了对药商的控制，使他们无法度夏季的假期。这一年，公司播出的轻泻药广告比历年都多。
《媒介与权势》第一部永不下台的强硬国王
永不下台的强硬国王
比尔•；佩利最显著的特点是强硬。他不只建立帝国，而且全力保护它。他绝不菩萨心肠，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广播网需要什么，敢于面对一切挑战，无论挑战来自政府，来自蛊惑人心的政客，还是其他广播网，甚至公司内部。他有时对人充满魅力，对部下关怀备至，待人机智幽默，不过谁也别想占他丝毫便宜。那些来公司为他服务的人，无论呆的时间长短，都会获得丰厚的报酬。他们可以享受联播网给予的权力和荣耀，但当他们自己的机会来临，在这里又无法达到目的；或者他们变得雄心勃勃；或者最终不合条件，他们统统都得离开。佩利提到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重要法人。这个人在他不愿发挥作用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保护他，并为联播网的名誉立下汗马功劳。在斯坦顿做了一件极不合意的事情后，佩利说：“我总是有斯坦顿这样的人去做那些事。”佩利从来就执拗专断，无论规章制度定了多少次，对他都不起作用，他可以随意更改之。他一个人就更改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强制性退休条例，但他还装得清白无辜。他在后来解释道，他其实并未破除多少规矩。由于董事会哀求他留任，他为此深感荣幸，奉承说，董事们惜才，因此不得不全力效命。曾有其他人前来供职，结果大都极不情愿，心情沉痛地离去，唯有他稳坐不动，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因为他身上爆发出一种特殊的活力，野兽般的活力。在他七十大寿后，曾有一位年轻妇女与他共进晚宴。这位女士为他的容光神采和勃勃精力大为惊讶。这位女士向佩利当时的一位朋友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提到：“他真是鹤发童颜。”卡波特深信不疑，说：“他像刚刚吞下了一个人！”
就这样，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大权在握，从不心存侥幸。部下对他敬而远之，谁也不能随便接近他。他是世间罕见的幸运儿，永远那么富有和权势骇人。哪怕十分富有和权大无边的总统也无法与之相比。他们来去匆匆，而他则永远身居宝座。罗斯福掌过权，终于撒手而去。三十年后，比尔•；佩利仍然稳操权柄。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生活按照他的意愿在进行。他愿意见谁就见谁，不愿见谁，谁也别想见他。有人自诩是他的朋友，要么是判断错误，要么是恬不知耻。最明显的例子当算可怜的拉尔夫•；科林（Ralph Colin）。他当了佩利以及公司三十年的律师。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忠心耿耿替佩利卖命。谁也没有像他那样亲眼目睹佩利的德行和恶行。两人在纽约的文化圈子内都是德高望重之辈，都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内身居要职。1969年，作为当时博物馆董事长的比尔•；佩利，依照他治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习惯，打破博物馆的惯例，在未与其他董事商量的情况下，即决定解除贝茨•；劳里（Bates Lowry）的主任职务。当时，作为董事之一的拉尔夫•；科林，以后来使他们本人都困惑不解的理由，对佩利的决定表示异议，说佩利擅自违反条例。但已于事无补。贝茨•；劳里仍然免冠而去。科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为难佩利的那次董事会结束时间是星期二下午五点半，第二天上午十点，佩利将科林召到办公室。科林进来时，佩利并不起身迎接，也不向这位卖命多年的同事示意坐下。他只是说，经过仔细思考，他决定两人中断友谊。不过科林对外仍然代表公司。几月以后，佩利外出度假，弗兰克•；斯坦顿奉命告诉科林，他的公司已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失去了账号。这一打击是十分沉重的。这位温文尔雅的人对此大惑不解。最后他打电话给佩利请求会见。他向董事长表示这么快就失去了深厚的友谊难以理解。他解释道，他感到十分难堪，因为他们今后还将在许多社交和文化活动，许多音乐会、博物馆展览仪式上见面，能否保持表面上的友谊关系？拉尔夫•；科林永远不会忘记比尔•；佩利的回答：“不行，拉尔夫，我们不是朋友，您只是做过我的律师而已。”
20世纪30年代，通讯和广告事业爆发另一场革命，年轻的比尔•；佩利则处于这场革命的中心。他经历了这场革命的每一时刻，满怀激情地接受挑战，享受着胜利所带来的喜悦和激动。他成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年轻、英俊、富有、聪明和热情，仿佛生命每一阶段的活力，都从他身上迸发出来了。他在曼哈顿购置了一座漂亮的三套一新居，让当时最负盛名的舞台设计师李•；西蒙森（Lee Simonson）搞房间布置设计。在一间价值约一万美元的房间里，李•；西蒙森搞出绝妙的戏剧效果。这是一间酒吧，装饰着五彩缤纷的彩灯，哪怕躺在床上，也可用若干方法控制灯光效果；琴房内只有钢琴键盘外露，其余部分均隐藏墙内；每间屋里都安装着收音机。连佩利的穿着打扮习惯也未忽略：房间内修有藏而不露的壁橱，可装三百套衣服。专门的架子悬挂着百条领带和衬衣。比尔•；佩利不单是个生意人，更是风流公子，常在女人中间厮混，与她们勾肩搭背招摇过市。
艾萨克•；佩利的子孙终于在美国出人头地，转眼发迹。在比尔•；佩利面前，几乎每件事都是一帆风顺的。但他的俄国犹太人根底则不那么令人愉快了。这一直是比尔•；佩利的心病。近些年来，有个名叫罗伯特•；梅茨（Robert Metz）的记者写了一本关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著，提到佩利是俄国犹太人。佩利的公共关系秘书基德尔•；米德（Kidder Meade），立即去函要求作者更正，说佩利不是俄国犹太人而是美国犹太人。此位秘书的价值，部分的在于他本人不是犹太人。好的，正如犹太谚语所说的那样，上帝的耳朵长在基德尔•；米德的嘴巴上。但是，比尔•；佩利作为俄国犹太人在美国犹太人的圈子内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在那时。俄国犹太人的名声还不如德国犹太人强。德国犹太人在社会上更容易为人所接受。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阶层视他们正直诚实，他们自己也觉得比俄裔犹太人更受人尊敬，俄裔犹太人总是被人描绘为拖着长发、衣冠不整、思想过激。当比尔•；佩利刚来纽约时，他的熟人以为他极可能被“我们这一群”（Our Crowd）德国裔犹太人体面的堡垒所接受，实际上并无这回事。他的钱财散发着雪茄烟臭味，他所从事的广播事业鲜为人知晓，大有无法上台面的厄运。一个苏兹贝格（Sulzberger）［4］可以办到的事，另一个叫佩利的人则办不到（其实，天知道在以前有哪个人的名声比佩利大）。佩利的朋友本•；索南伯格（Ben Sonnenberg）认为，那时这些话未免太伤人感情。佩利的确风度翩翩，惹人眼目，但他本人对此并不过于炫耀。他已是一个蕴藏巨大潜力的公司头目，但他尚未看到它的力量。他对公众的吸引力和重要性，比许多自以为是的人小得多，当时他不得不拼命争取那些人已取得的承认。
《媒介与权势》第一部犹太血统的矛盾情结
犹太血统的矛盾情结
佩利对于他的血统，一直抱着矛盾的心理，既为自己是犹太人骄傲，又为是俄裔犹太人惋惜。他在以前对自己的犹太人血统感到自豪，可随着年龄增大，声名日隆，他又不愿意被人们提起这背景。他力图将这事抛开，不但周旋于盎格鲁…撒克逊德裔白人新教徒集团。甚至还周旋于超盎格鲁…撒克逊德裔白人新教徒圈子内。即使这样，他的血统问题仍令他隐隐不安，乃至强烈地影响到他对通俗娱乐节目的一贯敏锐的识别力。他的助手们弄到一个叫做《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的节目，佩利读完脚本和听完配乐后，立即否定了这个节目，他说：“节目本来不错，但你们没发现它的犹太味儿太浓了吗？”助手们对此震骇不已，特别是力劝佩利买下这个节目的迈克•；伯克（Mike Burke）更是茫然不解。他回答说这个节目并没有什么犹太味。伯克不是犹太人，自然嗅不出来。
犹太人背景一直萦绕在心，佩利对此极其敏感。那些喜欢佩利、发觉他相当聪明和魅力无边的人，都劝佩利加入他们的社团。每每到此，佩利就变得更加不安。他对这些人的善意深表感谢，但对后果则忧心忡忡。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发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建议佩利加入舰队街俱乐部。他说，这个俱乐部的人都有权有势，精明能干，十分适合佩利的身份，他在里面一定会如鱼得水。当佩利知道这个组织的拜占庭作风和小房孤岛似的排犹思想后就十分紧张，他对格雷厄姆说，他不太喜欢俱乐部一类的主张，他的个人经验是在不参与这些组织的情况下，事业更顺利些。格雷厄姆是热情的、感染力相当强的人物，他对佩利说：别把那件事放在心上。俱乐部的人思想开化，处世严肃，心肠仁慈。作为本城的一名“君侯”，菲利普•；格雷厄姆将以他个人的地位游说四方。格雷厄姆说话算数，他以极大的热情绞尽脑汁八方活动。但是几周后，他的朋友雪莉•；克勒曼（Shirley Clurman）在格雷厄姆穿梭往返于华盛顿—纽约的旅途中碰见他，发现此人面带忧伤，他往常的生活热情似乎全部泄光。克勒曼太太惊问何故，“噢，天哪！”格雷厄姆悲叹道，“目前是我一生中最倒霉的日子——我今天专程去纽约会见比尔•；佩利，告诉他入会申请已被舰队街俱乐部投票否决！”
年轻的佩利，被老成持重、甚至有点目空一切的“我们这一群”拒之千里以后，立即转而要求加入“咖啡馆交谊会”。这是“佳人社团”的前身。这个团体崇尚事业和成功，不重血缘与出身。成员们名气在外，招人注目。他们无非是作家、电影明星、体育健将之类的卓著勋劳之辈。比尔•；佩利一下成了风流小生，时常与美妇人一道出入。他于1932年第一次结婚，娶了刚刚同约翰•；伦道夫•；赫斯特（John Randolph Hearst）离异的多萝西•；哈特•；赫斯特（Dorothy Hart Hearst）。此女是洛杉矶的名媛，聪明伶俐又热情洋溢。她为佩利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家庭，一个生机盎然的沙龙。戴维•；塞尔兹尼克（David Selznick），以及著名记者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Herbert Bayard Swope），包括罗斯福的智囊人物都是座上客。他们在事业上春风得意，相互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慨。女主人是罗斯福的拥戴者，并使佩利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在人们坐下来批评新政和罗斯福总统时，佩利便时常为罗斯福的新政辩护。那时，认识比尔•；佩利和多萝西•；佩利的人对他们观点一致深为满意。这倒不是他俩显得非常引人注目，而是朋友们感觉到，她给他带来了良好的影响；并给他引来了一批朋友，他们足以抵消在工作中包围着他的那些持不同价值观和思想观念的人的影响。同时，朋友们还发现，她的道德观念极强，人们时常从她嘴里听到“原则”一词。不过她身上也有一种危险倾向，她爱表现自己，自以为比比尔还强三分，甚至还纠正比尔。而比尔•；佩利非常讨厌在家里被妻子“纠正”。
广播是个稀奇古怪的行业，它既可以做商品宣传的威力无比的武器，也可以做公众服务的潜在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它的这种双重作用时常界限不清。作为政府批准的公益服务设施，它必须为社会作贡献；作为商品宣传工具，它的物质标准又制约于消费和股票市场的变化。因此，在作用的分配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冲突，结果常常以牺牲公益服务告终。无论新闻和公益服务为电台带来了多少美好时刻，赢得了多么广泛的尊敬，无论联播网的官员们根据第一修正案发表的演说多么强有力地证明他们每一时刻的所作所为都正当无害，无论比尔•；佩利办公室墙上挂的是埃德•；默罗（Ed Murrow）而非“贝佛利山的乡下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