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3-媒介与权势-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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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正当无害，无论比尔•；佩利办公室墙上挂的是埃德•；默罗（Ed　Murrow）而非“贝佛利山的乡下佬”的照片，在相当长的岁月里，进行商品宣传的天性是无法抑制的，特别是大多数的广播官员，打心眼里视新闻与公益服务为一种施舍行为。事实确实如此，先在无线电广播，随后在电视播映中取得的重大成就，都不是自觉自愿争取得来的。只有某一联播网在节目制作方面落后，或者时间安排不尽如人意，在损失较小的情况下，它才强调公益服务。仅在此时，播放新闻与公共事务便成了赢得声誉的最好方式。　　　　
　　　　1954年，罗伯特•；金特纳（Robert　Kintner）利用电视转播军队…麦卡锡（Army…McCarthy）听证会，向全国（也对美国广播公司）作了一次公益服务。只有他的联播网做过这种事。实际上，当时全国广播公司处于可怜的衰弱状态，没有排定节目，当然就谈不上损失。于是，这一多少带有英雄主义意味的壮举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此后，金特纳让全国广播公司偏重播送激动人心的新闻，这个做法同样出自于需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各个方面都比全国广播公司强一手，为什么不在新闻上下工夫，使电台鼓舞人心，毫不懊悔地打破千篇一律名声不佳的节目安排？何况这种安排随时可以弃之千里。但到最后，各个联播网均加强了节目安排，都有了各自的势头后声誉鹊起，谁也不愿无端打乱节目了。　　　　
　　　　比尔•；佩利参与公共事务的首次行动，发生在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早期。原因是他看到全国广播公司在大众娱乐节目上硕果累累，从而明白新手要想建立声誉，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抓住新闻不放松。尽管它不能马上给联播网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可以很快地给联播网增光添彩，到了1930年，比尔•；佩利首先清楚地发现，公司的公共事务部变得越来越重要，其次，这个部门的工作也将变得非常敏感和困难。联播网可以在公益事业方面做出许多事情，但也会招来争议、不和、压力、愤怒乃至法律纠纷。佩利本人应付这些事十分外行，他既未经过专门训练，又讨厌争论和纠缠不休。于是就在那年，即他接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后两年，做出了一个对联播网内部结构影响极大的决定。他雇用了一位叫埃德•；克劳伯（Ed　Klauber）的人。此人在公司担任两个角色。第一任务是组织新闻广播，第二任务是确定广播的标准和联播网公益事务部门的工作范围。他的第二任务与前者紧密相关。他成为对比尔•；佩利有影响的人物。


《媒介与权势》第一部克劳伯：广播网新闻之父（一）

　　　　克劳伯：广播网新闻之父　　　　
　　　　克劳伯最重要的工作是确定广播新闻的标准。四十年后，大多数高级电台记者都把他誉为电台和电视台新闻广播之父。从此，他不光属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辉煌时代，而且属于今天所有联播网的新闻广播。他被请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赋予他那么广大自由的权力，标志着佩利对此项工作的极大兴趣与支持。克劳伯能向佩利展示新闻的重要意义，全赖佩利希望有人提醒他。如果没有佩利，如果佩利不认为这是件好事，克劳伯将一事无成。克劳伯十分固执，略带病态似的疑心，办事机械，待人霸道，实在难以相处。他曾在《纽约时报》搞文字工作。他给纪律涣散、专业人员甚少、所播内容多半下流的公益事务广播领域带来了严肃的知识。不但让工作人员知道什么是消息，还告诉他们什么是新闻责任。　　　　
　　　　1930年前，当他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电台所播的消息基本上掺杂讹误。它的存在一定程度靠充当广告的陪衬。克劳伯把他在上流读者喜闻乐见的上流报纸那儿学到的新闻知识，转到了拥有大量普通听众的新型新闻媒介上。正是他的作用，才使埃德•；默罗及其他新闻记者们在十年后的崛起成为可能。他看到了电台新闻的广阔范围及其光明前景。他更未低估听众的水平，坚信广大美国人民是盼望严肃的优质新闻节目的。他并不机械地反对广播的出现，只是经常忧虑所播新闻的质量，担心没有特色和个性。他在这方面与同时代的高级报界人士大相径庭（埃德•；默罗就是一例，他初次抵达英格兰即被认为没有资格成为伦敦新闻协会的成员）。克劳伯并不害怕电台大量播出商品广告所产生的潜在危害，他认为人们买不买汽车或蛋黄酱完全根据他们的生活经验，电台在一定时间内是无法引诱消费者购买质量低劣的汽车的。他认为消息则大不一样，普通美国人尚未具备分辨新闻的能力。所播消息的题材，大都属于远离他们生活范围的人物、地点和事件。他在这一时刻的出现至关重大。没有克劳伯，电台会极其容易步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新闻广播骗人的后尘，不然就会内容空洞，最后招来政府介入，在美国人民头上架起一个法国式的政府控制的广播系统。由于克劳伯神速地建立了严格精密的衡量新闻的客观标准，从而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所播发的消息在十年间在公正和信息量上大大超过美国百分之九十九的报纸杂志。四十年后，克劳伯的直接传人之一弗雷德•；弗兰德利（Fred　Friendly）给一大群激动万分的记者们一张印制精美的卡片，上面印着克劳伯关于公正新闻的标准：“新闻分析员必须做和应该做的事情是：阐明和解释常识或特殊知识中包含的新闻，或者通过其来源，经过这个组织使其获得新闻。他们应该指明双方的事实，根据已有记录标明其分歧。他们必须牢记，在一个民主国家，重要的不单是要让人民知道，而且还要让人民深入理解。分析员的职责是帮助人民去理解、分析和判断，而不是越俎代庖。”这无疑是相当不错的关于新闻职责的明智定义。然而四十年后它仍使人民愤怒不已。　　　　
　　　　克劳伯具有强烈的标准观念，极善于识别优秀的和充满理智的新闻。他要求合格的记者写出高质量的报道。埃德•；克劳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积极活动，终于让他的好朋友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此人在他1917年结婚典礼上任傧相）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许多人对于这一做法半信半疑。戴维斯极可能成为辩才雄健的记者，可惜他的声音酸涩，仪态平庸。戴维斯本人也拿不定主意，相当长的时间不敢接受克劳伯的盛情。1939年，他终于屈服，当了一名模范评论员。他惜墨如金，写得一手好短文，他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标志着实质内容战胜了花言巧语。对比之下，H。V。卡滕伯恩（H。V。Kaltenborn）这个资历颇深的新闻分析员的问题突出了。克劳伯和卡滕伯恩就后者用第一人称的异常偏爱展开了持续不断的争执。在公司内，几乎人人相信，只有卡滕伯恩在他的打字机上把大写的“我”变成小写，他才会成为第一流的新闻分析员。克劳伯争论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非打算剥夺他的言论自由，他完全有权尽兴发挥，但是否能将“我想，我认为，我深信”一类变得含蓄一些？如果他把自己的意见变为引证他人的，他会干得更好。克劳伯最后战胜卡滕伯恩是在1940年。当时，争取总统提名的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新闻广播员对此加以详细述评。卡滕伯恩最先草就的评论如下：“昨晚我聆听了温德尔•；威尔基的讲话。这篇讲话值得赞赏。”后来，他在克劳伯的坚决反对下，才将其改为：“昨晚，属于两党的亿万美国人民聆听了温德尔•；威尔基的讲话，绝大多数听众认为，这篇讲话值得赞赏。”


《媒介与权势》第一部克劳伯：广播网新闻之父（二）

　　　　佩利真心实意支持克劳伯介入新闻与公众事务，他深信这一做法会使联播网获益匪浅。正如卡滕伯恩插曲表明的那样，佩利也深知这是一个相当困难与敏感的任务。它引起愤怒的大浪和争论的巨澜。为了当好年轻的广播业主，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前卫来扼守这片可怕的阵地。克劳伯欣然从命，随后又授之于弗兰克•；斯坦顿。后者使这事达到完美的境地，成为一项艺术。他替佩利跑苦差，多次出现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面前。但不可忘记最先在联播网内外做这项工作的人是克劳伯。克劳伯极难相处，他待人粗鲁，因此少朋鲜友。他没有佩利的出色风度，好像他的风度已被风扫残云。他是比尔•；佩利的一具绝好的化石。实际上克劳伯也无需被人喜爱，他如疯着魔似的改革机构，应付强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忘我的，甚至是无辜的。那位将克劳伯推荐给比尔•；佩利的爱德华•；伯奈斯，最先发觉克劳伯是这个日益成长壮大的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优秀人才。这位最早的对外关系联络员其实也不喜欢克劳伯的为人。果然，克劳伯马上为佩利里外执掌大权，但他因形象不佳和众口攻讦而从不与广告商打交道。　　　　
　　　　1931年，查尔斯•；库格林神甫（Father　Charles　Coughlin）把电台当着扩大机大声嚷嚷，造成新的严肃的问题。对付他的人就是克劳伯。库格林以前所未有的可怕方式使用广播，其政治态度越来越鲜明，反犹倾向与日俱增。克劳伯会见库格林，建议神甫先递原稿，以便编辑成广播节目。可爱的神甫立即把他下次的说教主题变得毫无政治含义。就是说，让人看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意在对他实行新闻检查。他要求他的信徒们向该公司投书抗议。大约百万听众闻风而动。这种强烈的反响，说明当时人们感情用事已达登峰造极。当时正处于大萧条顶点，这桩插曲让人们第一次洞察到广播具有无穷的政治力量。同时又使人看到，因为它缺乏固定的标准，广播又不堪一击。佩利和克劳伯立即着手制订了一个灵活的方案。一边限制库格林的广播时间，一边反对新闻检查。他们让电台为讨论更加尖锐的宗教问题敞开了大门。从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了固定的宗教专题节目。它对各门宗教领袖一视同仁。更有趣的是，它在每个星期天造成了各宗教轮流执政的局面。库格林哑口无言，公司则赢得了对各宗教宽宏大量的名声。　　　　
　　　　在那些年月里，克劳伯力挽狂澜。他不但设置和肯定了新闻的内部标准，而且定出了如何对待政治和政治家的办法。正是克劳伯的努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才在公益事务方面独占鳌头。他所制定的规矩，最后以不同的变异形式为其他联播网所袭用。罗斯福在其第一任期内对广播电台的使用，便充分说明这一新兴工具是何等的强大和有效。到了1936年，随着竞选日益抵近，各位政治巨头们要用广播电台的压力越来越大。克劳伯发觉自己在抵制由麦迪逊大街的那些广告撰稿人为共和党写的出价低廉的政治商品广告。他认为政治应是严肃的，不宜搞得商品味十足，更不能逢场作戏。政治广告也必须严肃。　　　　
　　　　那年，他还为现代广播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他决定广播在担任总统的宣传工具方面应上升到非同寻常的程度。这在开始时似乎十分自然。总统希望利用电台广播，人民希望听见总统的声音。而各个联播网也乐意充当中介，因为这样做能使联播网更有威信。每个人都同意“美国公众想聆听总统的声音”的说法，总统将以国家领袖的身份而非一般的政治家出面讲话。但是众多的令人烦恼的问题接踵而来：总统将在什么情况下向全国露面（此时是指大萧条时期）？在什么情况下总统利用这一崭新的手段和国民心灵的创伤来加强他作为一个老练的职业政治家的国内政治地位？他在此时应算一个国家的总统还是一个政客？这条线画在哪里？由谁去画？如果允许有人和总统辩论，这个人应是谁？　　　　
　　　　1936年，这些问题显得分外紧迫。那年，罗斯福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其他联播网一道转播。国情咨文在选举年恰巧是总统的竞选讲演，染上了强烈的党派色彩。共和党人大吃一惊，罗斯福利用电台广播打得他们落花流水。这赤裸裸的一党宣言，宣告了选举的到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汉密尔顿（John　Hamilton），要求联播网给他同样的机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答应让他在公司下属的两个联播网中的一个去讲演。这个联播网是保守派的，愿意满足约翰•；汉密尔顿的请求。接着，汉密尔顿会见佩利，就他使新政具体化一事大动肝火。佩利把汉密尔顿引到克劳伯处。汉密尔顿抱怨说，罗斯福的演说是独出心裁的一党发言，如此评价不为过，在国家利益和党派宣传之间应有一个截然分明的界线。克劳伯断然反驳，坚持不给汉密尔顿时间。克劳伯本人亲罗斯福和拥护新政。他说，总统作的是官方咨文，并未贴上党派标签。因此，在实质上无立宪功能的政党，都不得使用广播电台进行罗斯福所做过的活动。克劳伯就这样帮助总统确立了特权，总统使用广播的权利本来就够大了，此例一开，无疑使那些总统的潜在对手及其批评家们望电台兴叹。　　　　
　　　　四十年后，克劳伯制定的规定仍然有效，但引发的问题并没真正得到解决。这些做法极大地强化了总统的地位，大大地削弱了其他党派的力量。由于总统意识到他不可能遭到政治反对派的有力抗议，因而想使用电台和电视的欲望越加强烈。同样的，鉴于反对党发觉自己接近这种威力强大的新型交流工具的可能性几近于零，它对潜在的总统候选人的吸引力，以及它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日益降低。政党工作的一部分，乃是为政治家们唤起民众，现在无法完成这一工作，从而也就删掉了全国对话意义重大的一部分。


《媒介与权势》第一部英雄年代中的真正英雄

　　　　英雄年代中的真正英雄　　　　
　　　　1937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站负责人的职位空缺。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