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人生(之二)-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女操心。我觉得应该用自己的经历，去让别人少走一点弯路。
第二部分让蜡烛燃到天亮
在经历了生死劫难后，小汤开始关注艾滋病人这个生活在社会角落里的群体。2001年9月初，在网友们的支持下，小汤又创办了一个民间组织“爱之家”，为无家可归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一个避风港。 小汤：我们在离市区大概有30公里的地方租了一幢独立的四层楼的楼房。一是怕别人发现，二是房租会稍微便宜一点，所以位置较偏。在公路边上，方圆几百米没有第二所房子。我们当时租下了这个房子，预计可以住上三四个人，但一开始我们接受了十几个人。进来以后，给他们吃、住，每人每天六块钱的伙食费。大家一起开家庭会议，分配工作，谁负责洗衣服，谁负责买菜，谁负责做饭，做家务。对于残疾不方便的病人，我们分配专人去负责照顾他们。饭菜吃什么，大家发表意见。 来之前，这些人居无定所，他们主要的生活就是犯罪，或者独自偷、抢、然后吸毒，大多失去家人的谅解，这便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小汤：当时我们六人吃住在一起，共同支撑起网络和现实中的两个“爱心家园”。每一个“爱之家”的成员背后都是一个五味杂陈的故事。阿四、阿朱、光仔都因为吸毒患上艾滋病，被家人遗弃来到“爱之家”，在这里他们慢慢地戒了毒瘾。 然而“爱之家”这个小小的屋檐并不能为这群苦难的人遮蔽风雨，不到100天，他们就搬了三次家。2002年的12月1日这一天，小汤永远都不会忘记。 12月1日是第15个“艾滋病”宣传日，广州下着绵绵东雨，清晨6点当人们还在睡眠时，他们就开始搬家了。 小汤：当艾滋病日在一片掌声和笑脸中结束时，我们搬进了一座废弃的旧楼。一块钱一碗的刀削面成了我们新居入伙的第一餐，一袋饭后的桔子让大家感到酸也感到甜。大概只有两个多礼拜的时间，就被附近的人把消息传到这个小区里面。结果小区的管理就让小区的保安，几十人冲进来，把我们都抓下去了，就像抓贼一样。要我们当天晚上马上走，好像冲进来要砸东西一样。这一次，“爱之家”的人员反应特别大。他们感到了羞辱，重新做人的路完全堵死了。 “爱之家”就这样解散了！虽然没有成员说没有着落，但是最不幸的，小汤听到至少两个月来，有一个人，已经开始复吸了，而且身体状况又开始变坏。住在“爱之家”几乎八个月的时间里面，他除了早期有些病痛以外，基本上都生活正常，身体状况都良好。可是，就这短短的两个月，一切精神与身体的痛苦又回到了从前。
第二部分“爱之家”消失了
“爱之家”消失了！这个曾经带给痛苦者欢乐、无助者希望的小窝就这样消失了。阿四、阿朱等曾经下定决心要重新来过的艾滋病患者们带着身心的剧痛又踏上了那条不归路。烛火曾经燃起过，传递过，但就这样熄灭了！夜漫漫，这些人如何走到天明？ 阿四说：我希望社会上对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希望社会不要歧视我们，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正常人，只要我们能够真正地自强自立。 阿朱说：我希望人家现在能了解这个病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感染的，在一般的生活上，并不会传染给他们，能接受我们重新融入社会。 他们的网站上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让蜡烛燃到天亮的时候”。“天亮”对T哥来说，就是当整个社会、大家都有爱心，彼此相待，没有歧视，能正确面对疾病的时候。他说“我们艾滋病人都在黑暗之中度过，只有一点点的光芒，可以互相传递，我们一直会持续到那一天”。 陈晓楠：小汤说，我们的天地是光明和温暖的。但患者中的多数人依然生活在黑暗之中。那么，是什么在二者之间划出了这道分明的界限。在交谈中，我深深体会到障碍之深，以及它对这一特殊人群形成的破坏力。对于他们来说，疾病不可怕，精神的寒冷却足以将他们窒息。他们说希望让蜡烛燃到天亮，于是，漫漫的夜凭着微微的光，他们便可以相互依偎着、温暖着、期待着。也只有凭着对天亮的渴望和憧憬，他们才可以如此顽强地坚持下去。 蜡烛还未燃尽，希望天会快亮！
第二部分关于艾滋病的统计数据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数字，在发达国家捐助者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至2004年年底，全球70万发展中国家艾滋病患者获得了抗逆转录酶病毒的治疗。这一数字比上一年提高了近75％，也比去年7月份的44万有了很大的提升。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03年9月提出目标：在2005年12月31日前使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接受治疗的人数达到300万，约占这些国家所有需要接受治疗患者人数的50％。该组织预计，此计划所需的资金约为31亿至38亿美元，但目前获得的捐助承诺仅有15亿美元左右。 中国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统计是有两个数字，原来基本上宣布的是100万，去年宣布为84万。我们国家目前性传播的比例正在上升，比方说1997年我们在一些卖淫的妇女中进行检测，当时的感染率只有0。1％，而到2001年上升至0。6％。 中国卫生事业面临三大矛盾 2005年1月10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说，近20多年来，中国卫生事业规模空前扩大，但卫生事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仍相当突出，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高强说，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重大突发传染病疫情、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以及严重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 高强说，近两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建设，完善应急预案，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我们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工作方式、人才队伍、体制机制和经费保障等方面都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而且越到基层越薄弱。” 其次，重大疾病的流行蔓延仍在严重威胁公众健康。高强说，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肝炎等传染病目前在中国流行广、患者多，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此外，慢性非传染病，如恶性肿瘤、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日益成为威胁公众生命的主要“杀手”。 第三，“看病难”的问题比较突出。高强引用卫生部不久前公布的数据说，中国有约48。9％的居民有病不去就诊，29。6％应住院而不住院。高强认为，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医疗保障覆盖面太小、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和政府投入不足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一局面。 高强说，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工作，逐步缩小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是卫生部门的重大职责。2005年，中国将重点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重大疾病防治、农村卫生及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工作，促进卫生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我们这些艾滋病人，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我们更要坚定信心，参与到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队伍里，尽自己的一份力，让艾滋病感染到我终止。 ※ 光靠宣传可没用哦，要用心研究特效药，政府应多花些钱研究。 ※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啊。
第二部分我的兄弟姐妹（图）
宋杨萍 1987年生于陕西省汉中； 1996年，父亲患白血病去世； 1998年，母亲患脑溢血去世，但是他们的户口簿丢失；家里只剩下她的孪生妹妹宋杨丽，和一个9岁的弟弟，于是，宋杨萍成了一家之主； 1999年8月，姐弟三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每月共180元； 2001年4月，他们的户口由汉中迁到了临潼； 2002年，小杨萍考取了省重点中学，临潼华清中学； 2003年，姐弟3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提高到了每月540元，生活渐渐稳定了下来。 陈晓楠：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们听说了故事的主人公宋杨萍。别人对她的描述只有寥寥几句，说在她11岁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当时家里只剩下比她小几分钟的一个孪生妹妹，还有比她小两岁的一个弟弟，于是，这个11岁的女孩子，就成了一家之主。 于是，我们来到陕西的临潼，在课堂上找到了宋杨萍。她很瘦小的样子，和其他同龄的孩子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话格外少，而且非常的礼貌。看到我们之后，甚至浅浅地鞠了一躬，我觉得很显然，她和陌生人之间保持着一种非常客气的距离。 不过，当我们提出要采访和拍摄的要求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给了我们一个很简短，但是非常坚定的回答。她说：“我不再想提起以前的那些事情了。”不过，我们还是受了她的邀请，到她和弟弟、妹妹住的那间小屋子里去看看，我发现，当姐弟三个静静地并排坐在那张小床上的时候，宋杨萍自己一下子就放松了很多。 闲聊之中，我也忘了是在哪一刻，她一下子打开了她记忆的闸口，那些过往的岁月，那些很特殊的感受，好像一下子倾泻了出来，所以这个故事是在我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时刻，由宋杨萍带给我们的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动人故事。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父母相继去世。于是11岁的姐姐成为了一家之主。姐弟三人孤独无助，人间悲苦，谁人能知？ 这位年幼的一家之主是怎样渡过人生最艰苦的这段岁月呢？又是怎样和妹妹、弟弟一起携手经过艰辛岁月，死也不分开的呢？
第二部分亲人辞世（1）…（图）
1993年，还没满7岁的宋杨萍领着弟弟、妹妹随父母从陕西汉中的老家来到了临潼，一家人靠摆摊维持着生计。生活虽然清苦，但是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和和美美。 然而，灾难却接连地降临在这个普通的五口之家。1996年，宋杨萍的父亲因患白血病去世。1998年的一天夜里，他们的母亲又突发脑溢血。 宋杨萍：那天晚上是我和我表舅把我妈送到医院去的。跑到医院去的时候，就把我妈放到床上，医生就在那个地方忙乎。但是五分钟过去之后，我妈就再也不说话了，我再也见不着我妈了。我当时就跟医生说，“叔叔，你再试一下，你再试一下，我妈一定会活的，她不会死。现在我就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了，再也没有别人了。”我妈就再也没有为我做过饭，再也没有叫我“萍萍”，再也没有听人这样叫过我，再也没有给我做过饭…… 陈晓楠：还记得你妈妈后来跟你说些什么吗？ 宋杨萍：一定要照顾好我妹跟我弟，一定要让我妹跟我弟成人，一定要照顾好他们，但是，我能做到吗？我当时也只有11岁，我能做到吗？我做不到，我当时真的做不到，我只有11岁，我当时甚至连去找民政局都不知道，还不知道我们三个是黑户，还不知道我每个月要给人家交房钱，还不知道做一顿菜，我要放多少盐，醋怎么放，还不知道（除）我们三个（之外），我家里还有几个人。 我连出去给我妈买个骨灰盒的钱都没有，之后我就跑到民政局去了，然后让民政局开一个条子，然后送到火葬场去，然后再给我妈赊一个骨灰盒的钱，把我妈火葬了。回到屋里之后，就只是一个（空）房，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就只剩下几张床，只剩下几个被子。 失去亲人的三个孩子，开始还有同村一个姓韩的叔叔照顾。韩叔叔听说宋家三姐弟的遭遇后，到他们家里，给他们送了一点钱，还把姐弟三人带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第二部分亲人辞世（2）…（图）
宋杨萍：我在他（韩叔叔）家里吃着饭，我就在想，如果我现在不回去吃饭的话，我妈是不是还到处找我呢？我妈是不是还要到别的地方去问“我娃儿到你这个地方来了没有？”我想我妈就在哪个地方找我们三个！所以每次饭一吃完之后，我就赶紧往回跑。我怕我妈在家里担心我们三个……但是回去之后什么都没有，椅子上也没有个人，炉子上也没有火，屋里冻得很，就只有一个床，然后我们三个就坐在床上，就三个人挤在一起，就三个人挤在一起，就看着那个门，我们三个真希望我妈从那个门外头进来，然后骂我们三个说“放学了，还不赶紧去吃饭”，“还不赶紧去洗手”，我就希望我妈进来把我们三个骂一下，但是还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周围好心的人们，看着这无依无靠的姐弟三人，决定将他们送往孤儿院，但没想到被宋杨萍一口拒绝了。当时宋杨萍并没有想到自己是否能够很好的照顾弟弟和妹妹，她看到的只是妹妹哭着跟她说：“姐姐，我不去孤儿院。” 宋杨萍还记得有一次开玩笑地跟弟弟和妹妹说：“现在姐姐也供不起你们了，也没有能力养活你俩。现在有人要领养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就跟别人去吧。”他们都哭着说：“姐，我们不去，死都不去。我们就要三人生活在一起，我们三个谁都不离开谁，长大还在一起。谁都不离开谁！姐，你也不要去，我们也不去，我们三个都不去！” 孪生妹妹和弟弟对宋杨萍讲的这番话，让她觉得：“我们三个真的死都不分开，就算饿死，都不分开。我们三个一定要生活在一起，这个世界上，从此以后最亲最亲的就是我们三个。”
第二部分独挑重担（图）
尽管对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生活上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但是坚强的宋杨萍对这一切困境却没有感到害怕。因为她觉得如果自己把这样的生活当做一种负担的话，自己自然会害怕。但是只要自己还和妹妹弟弟还像平常一样生活在一起，自己又有什么害怕的呢？ 然而生活是残酷的。摆在宋杨萍面前的是这样一些极其现实也是非常琐碎的问题：中午回去吃什么饭？回去还能不能赊到方便面？家里还有多少钱？学校又要交书费了，这该怎么办？……这些问题时时纠缠着年幼的宋杨萍。她说，自己只是感到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