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管理能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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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企业亦是如此。对企业来说，宗旨性的规章制度和大原则不能变，只能因时间推移、市场演变和大小、软硬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企业只要抓住了大的原则，制定了大的、基本的规章制度，使企业有了一个正确的、基本的运行轨道，在通常情况下，就应当坚持“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基本的东西是正确的、大体完善的，就不要轻易去“翻弄”它。这有点像今日企业所谓的“使命声明”（mission statement）或“目标宗旨”；有扼守不变之说。
所以，统治者治理国家，企业管理者管理企业，道理跟烹煮小鱼一样，不要常常翻弄。因为，一个企业几十人至上万人，国家十数亿人，如果制度反复无常，老百姓就无法适应，大家的行为无所适从，不知该做什么才好；最终使人步调不一；思想混乱。如果制度稳定，大家就会心情稳定，就会专心于工作，出大成果。
朴素的辩证观和原始的“相对论”
《老子》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堪称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渊薮。老子在他的五千妙言中；以自己独特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探寻着宇宙和人生的奥妙；处处体现着深邃的哲理。我们甚至可以说；《老子》就是一部哲学著作；这一点是儒、法、墨等各家学派均未达到的高度。
老子看待问题；总是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在他的著作中；时时都体现着“一分为二”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老子具有非凡的智慧；他通过观察身边的事物；发现它们总是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且可以相互转化。例如；寒暑、阴晴、树木的荣枯、海潮的涨落；都是自然界中阴阳互变的现象。由此再联想到人类社会；老子的感触就更多了。人的生老病死、祸福、贫富；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存废；无一不充满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又不断消解、转化、融合；然后再制造出新的矛盾。正是目睹了太多的世事变迁和人世悲欢；老子摒弃掉了以前那种看待问题时静止、孤立的眼光；逐渐产生了联系、发展、辩证的思想观念。
老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物极必反。每一事物；它本身就蕴含着一对甚至多对矛盾。任何生命诞生以后；虽然处于成长的过程；但成长也就意味着衰老；生命一天天成长；也就是在一天天走向死亡。所以说；任何事物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我们不能光看到其中一面而忽略另一面。任何人都不能指望事物只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因此必须同时作坏的打算。而且；事物也是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没有“坏”的一面作陪衬；怎么能显出“好”的一面呢？所以人们应该全面看待事物；理智对待其优劣和短长。《老子》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存；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就充满着这种辩证的智慧。
在老子的思想观念中；没有“绝对化”的概念；他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都具有可以相互转化的对立面；简直就是一种原始的“相对论”。把老子的这套思想拿来启迪人生；就是“福兮祸之所；祸兮福之所伏”。就是说；人生的祸福也是无常的；好事也许会变成坏事；坏事中没准也蕴含着好事；因此老子用这两句话告诫我们；顺利的时候不能骄傲自满；要时刻居安思危、防备灾祸的到来；当灾祸降临的时候；也不要灰心气馁；要想办法调动一切积极的力量；争取逢凶化吉。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还真的有这样的例子；那就是著名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失马的掌故；想必中国人都已耳熟能详；不再赘述；但它确实留给了我们很多启迪。
虽然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坏事可能带来好事；但我们却不能消极地等待；坐等“否极泰来”。道家虽然主张“无为”；但并不是要我们消极保守；碌碌无为。什么才是积极的态度呢？庄子说得好；“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也就是要注重平时点滴的积累；从细微的小事做起；久而久之；便能从量变到质变。因此要想让事物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就应该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放过一点点细微之处。在这里；睿智的老子又教给中国人一条格言：“合抱之木；步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其中深意；值得每个中国人；尤其是管理者深深记取。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7节 法家管理手段
和儒家的“仁义怀柔”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境界不同，法家的管理思想就远没有那么温情脉脉了。法家的思想，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法家的一套主张，似乎很符合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对人性的“X”理论假设。
“法治”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是韩非。韩非博采众长，形成了以专制主义为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他坚持法治、抨击人治。这些主张对于今天国内的企业而言当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对现代管理的启示在于，今天的企业一定要加强制度建设，混乱的家族制和僵化的长官制都不可能适应未来的竞争环境。
法家的管理是强制性管理，它认为人们都有其自私自利的一面，有着趋利避害的心理。人们之间不存在道德关系，只存在经济关系，即利益关系。因此法家的理论不指望人自觉，不要指望人不变坏，但是可以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人变坏。法家主张用严厉的法律制裁人的不法行为。人总是骄于爱、听于威，严厉是唯一的选择。
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管理需要用高压政策。同时在此基础上，要做到“信赏必罚”，赏罚分明。基于强大的法律加上丰厚的利益驱使，人民就好管多了。
从春秋时的商鞅开始；一直到后来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都一贯主张领导者应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只有树立法律制度的权威，才能使人民敬畏，这样才便于领导者推行其措施。因此一般而言，法家学派的观点是比较重视制度的作用的，而且强调令行禁止，领导者先要立威、立信，才能服众。此外，法家思想过于带有功利性，认为人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套理念难免给后世那些醉心于权术的统治者以口实。
法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法律的作用。法律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所有权一旦确定，就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法律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在那个年代里；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战争的胜利。
（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3）“不法古，不循今”的变革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观点。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则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并防止犯上作乱的行为，维护君主地位。
虽然法家思想并非中国文化的主流，但它的影响却不小，而且历来为很多人所尊奉。例如大家熟悉的诸葛亮，他不但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同时在政治上也是一位法家思想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这一点我们从《三国演义》中可不一定了解得到。事实上作为蜀国的丞相，诸葛亮在治国上也很有一套办法。他在治理蜀中的时候，就一再运用严刑重典，甚至不惜矫枉过正，这一点就让当时的一些官员很不理解。诸葛亮的重要助手法正就曾经问他，当前大局初定、人心思稳，而且国家连年征战、民生凋敝，正需要施以轻徭薄役、宽减刑罚的怀柔政策以休养生息，也就是说本来应该效法汉初的“无为而治”的政策才对，为什么还要采取如此苛严的政策呢？诸葛亮笑答：“当年刘璋治蜀的时候，暗弱庸碌，使得巴蜀的百姓日益骄纵狂放，民风刁蛮，视法律条文如同儿戏；面对这样的人民如果还一味纵容，无疑只会使他们更加顽劣，于国事无补。所以我偏偏要加重刑罚，以图扭转蜀中长期不治的混乱局面”。一番话说得法正心服口服，从此下属再无异议。几年之后，蜀中果然民风大变，人人变得务实勤奋、遵纪守法；国家渐入正轨。
由此可见，在对待具体的问题上，一定要审时度势具体分析，一味地“以人为本、与人为善”并不一定就是理想的状态，相反往往可能还会因为对下属的姑息迁就而误了大事。而诸葛亮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采取的严厉措施无疑是很为后人称道的。后来有人给孔明先生题了一副对联，至今悬挂在成都的武侯祠里，它是这么写的：“能攻心则反恻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无疑是对诸葛亮一生是非相当中肯的评价了。如何能够像诸葛亮那样把管理的效用发挥到极致；确实值得后世的管理者深思。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8节 兵家的斗争手法和能耐（1）
一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盛衰兴亡；起伏更替，一治一乱；分分合合；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动荡、分裂与割据，团结、统一与融合，是中国历史前进中的两大永恒主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确实是前人对中国历史高度鲜明的概括。那么在这些变乱与纷争的背后，是什么力量在左右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呢？是战争。正是因为这大大小小的战争，改变着世界的版图，磨砺了人类的斗争经验。战争是具有破坏性的，但它何尝又不具有建设性呢？可以说，战争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同时也丰富了人类的智慧。在当今社会，战争的威胁虽然已经渐渐远去，但是古往今来运用于战争中的谋略，又何尝不能运用在管理上呢？在日本和西方，管理学者们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讨。
中华民族虽然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中国历史上并不乏战争；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无论是内战也好，外战也罢，中国人在其中都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应对战争的策略。古人通过总结他们的战争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兵书战策，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例如一部《孙子兵法》，区区十三篇，不过数万字，却蕴含了丰富的兵家斗争哲学，囊括了军事斗争的各个层面，几乎代表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高成就。然而如今，人们已经远不止把它当成一本兵书看，而是将孙子的智慧运用到了政治、经济、乃至企业的经营管理等各个层面。直到现在，关于《孙子兵法》如何与现代管理相结合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堪称“显学”。
在本节中，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斗争艺术，给了现代管理哪些有益的启迪。当然在这些思想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孙子兵法》。我们将结合《孙子兵法》的微言大义，来看看它在管理中有哪些值得人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未战庙算，知己知彼
中国古代作战前，要在庙堂举行谋划会议，称为“庙算”。庙算的目的不仅在于准确地分析敌情，还在于如实地了解自己一方的战斗力和其他主客观条件，做到成竹在胸，未战而先胜。中国古语所说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所强调的就是庙算的意义。
庙算的目的，是要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才能在决策的时候立于不败之地。管理决策和军事决策一样，同样需要了解自身实力地位、掌握市场动态、分析竞争对手策略，在这些信息俱已齐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无论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也好，还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也罢，他们到底要掌握哪些情报，才算是“知己知彼”呢？
孙子认为，兵家的制胜之道分为“五事”、“七计”。“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也就是说，决定军事组织效能的因素有：首先是政治背景，人心所向，战略方针；然后要看将帅是否具有智、信、仁、勇、严等素质；此外，取决于环境，条件，天时，地利；另外军法制度，职责划分等方面也不能忽视。己方的情报倒是好办，敌方的有关情报如何获取呢？孙子认为，可以通过“直接观察敌情”、“通过小规模部队和敌人直接较量”、“派遣间谍实施侦察”等方法来获取情报，从而稳操胜券。
上兵伐谋，出奇制胜
孙子十分重视谋略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认为“兵者，诡道也”，说的是兵不厌诈，要极尽诱敌、惑敌之能事。所以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只要战略对头，即使情势一时于己不利，也终将能够出奇制胜、化险为夷。诸葛亮就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谋略家，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通过一番隆中对策，使得当时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刘皇叔茅塞顿开；尤其是赤壁之战前的一番筹划，最终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局面。
而具体到战术层面，中国的兵家就很讲究“出奇制胜”。可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