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管理能耐-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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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人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它不仅简洁，而且推崇无言、默契。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真理（道）往往是不能说（道）出来的。的确，中国人关注比较多的是人间的风云变幻，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去探究有规律可循的大自然。人间的事有没有逻辑性，是很难用语言说清的。
中国人思维还有一个特点是惯用比喻、暗示，喜欢以外物间接地隐喻内心。这在成语、俗语中相当多，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等等。但实际上，“山”、“马”、“水”与“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无穷的暗示一方面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含蓄，这一点常使外国人觉得中国人的思维过于简单，只会在人与动植物之间进行简单类比。
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诚然独具特色，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总体来看，它过分强调矛盾和谐；而回避矛盾斗争；忽视了对社会与自然的改造；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模糊综合与整体直观妨碍了思维的精确化；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对宇宙奥秘的探索；但遗憾的是中国古代却没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却没有改变中国科技落后的历史。应该说这种局面的形成都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关。此外；玄妙的直观顿悟也影响了中国人思维的理性化。中国哲学很早就放出了奇光异彩，却从没出现过康德、黑格尔式的辉煌巨著；中国的文化艺术在世界艺术殿堂里熠熠生辉；却没有出现达芬奇式的艺术理论大师。中国文化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诗化特征；这些现象同样也都与思维方式的这些特性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擅长直觉、悟性、感性思维，而理性思维能力比较弱。我们崇尚的是对大自然、社会、人生的体验、感受和顿悟，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境。
正因为感性思维的妨碍，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性认识始终是欠缺的、原始的、模模糊糊的，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明确的自然科学体系。如中国史籍虽记载了哈雷彗星出现31次，拥有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但发现其平均周期的却是英国人哈雷；中医以及针灸技术有西医望尘莫及的疗效，但其理论基础——经脉学说，至今仍然说不清、道不明。
不少中国人往往只注意一些现象，却不想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抓住背后隐藏着的本质，也就是说，很少有纯精神层面的冲动，对现实之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它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理论的肤浅和不成体系，更进一步的后果就是技术的落后。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陷入停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近代却落后挨打，难道不是这种思维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维崇尚简洁无言。中国人的诗词、文章都写得言简意赅。中国哲学关注的是人生、社会，是教导普通老百姓如何做人，因此它也写得简练而不繁琐，唯有这样才能普及、推广。《论语》、《道德经》等书全是由上下没有什么逻辑联系的警句格言式的东西组成的；这也算是中国古籍的一大特色。由此可见；一般中国人对问题总是大而化之，缺乏精密性和严整的逻辑连贯性。
总之，中国人的思维方法虽然有自己的长处，如辩证、整体思维为当代智者所称道，但我们思维的短处也是致命的，它成为中国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到如今，我们应当虚心学习现代思维方法，改造民族性中的缺陷，借鉴西方人的思维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只有这样才能“坐集众人之智”，创造出辉煌的现代中华文明。
第二部分 中国人能耐面面观第12节 中国人判断是非的能耐
中国人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来判断事物，人皆有是非之心。可以说，中国人是具有很强的是非观念的群体。然而要绝对分清事情的是非却是很困难的，是非为什么难以分辨？主要是“时空”在作祟。任何事情，总离不开时间和空间。只要时空一改变，是非的准绳就会随之而变化。中国人最了解这种关系，所以任何问题，中国人大多都觉得“很难讲”。
“很难讲”的确是事实，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听起来又似乎“怎么说都有理”。中国人喜欢说：“话都是你说的。”意思是“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都有道理”。
聪明灵活的中国人
中国人做事崇尚堂堂正正、讲求“名正言顺”，因此凡事总喜欢争辩一个是非曲直。面对同一桩事情，人们往往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方，而且双方偏偏都还理直气壮，甚至让局外人都觉得难以决断：这件事到底孰是孰非呢？原来，中国人最会为自己的立场找理由，而且都喜欢找理由。再加上我们头脑灵活，随手一抓，就有一大堆理由，怎么找都找得到，怎么抓都抓不完。不管是歪理也好，正理也罢，反正正反两方都能各执一理、振振有词。试问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判断是非？
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具有判断是非的能耐。在这方面；中国人的能耐还是很厉害的；他不仅能分清是非，还能求得圆满。原来，中国人的方法，是“站在很难讲的立场来讲”，而且在“两选一”之外，出奇制胜地来个“二合一”，使人有意想不到的感觉。中国人的脑子一向都很灵活；所以我们的头脑中绝不是只有一根筋；不会转不过弯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是非的判断；当然也不会那么拘泥、呆板、固执。我们可以充分运用辩证的观念；把原来“相反”的东西“相成”起来，获得相当圆满的是非判断。由此看来；中国人不是分不清是非；而是从不就是非问题轻易下结论；显得头脑很活络、会拐弯。有些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样做圆滑透顶、不足为训。有这种想法的人，实在是头脑僵化的表现。其实，中国人脑筋会拐弯儿，绝对不是时时刻刻都要七弯八绕的，因为万一弯得过分了，便会在脑筋中拧成一股乱麻，永远也纠缠不清、转不过来。当然，转动的方向，有正必有反，我们深切盼望，大家的脑筋尽量向正道去转。实际上；正道、反道有时也很难分辨，因此才产生了“合理化”的难题。中国人当然想“一切求合理”，问题是“合理”的标准却很难评判。你看合理，我看不合理，究竟谁合理？
在变动中求得合理
中国人的脑筋灵活变通；是一种变动性的表现。倘若变动得不合理，中国人当然不接受；但如果变动得合理，人们就自然能够接受了。俗话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究竟孰是孰非？其实判断起来很简单：无论孰是孰非，只要合理便好。
既然是非是经常变动的，而且变动的目的是为求合理，因此难免产生一些“不合谐”；使得“一致化”现象不易被接受。
如果人的“一致性”相当浓厚的话；那一定会使团队精神高昂但多少也抹煞了人的个性。中国人也强调“一致性”；不过它往往站在“变动性”的基础上，有时一致性很高，有时却不然。例如企业中；常有高层领导深入基层巡视，员工便提高警觉性，步调一致，合作无间。中层领导率领众人表示欢迎，也是整齐划一而且铿锵有力，表现得士气很旺盛。但如每每如此，大家很可能会越来越觉得乏味，到后来无非是应付应付而已，甚至转化为不满或厌恶。
强求一致性往往要求个人有一定的牺牲；很难为众人普遍接受。不过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求大家行动和观念一致；那倒也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任何时刻都希望大家记取一致性，大家就很难想得通了。我们要求员工团结一致，必须考虑某些心理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老板的理念；究竟公不公、诚不诚、正不正。
变动得合理，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合理。如果不变，大家就会质疑“为什么不求新求变？”但如果乱变，大家又骂“为什么胡乱变”？所以说，应该变才变，不应该变千万不要变，这才是我们变动中的一致性。
判断是非的规则和裁判
在这种变动性是非的环境中，制度似乎是最倒霉的东西。有制度不知变通，大家不以为然；而制度若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稍作变通，大家就痛责“根本没有制度”。不变不行，一变往往就打乱了制度，中国人的制度时常因此背黑锅，被众人当做借口，屡加责骂。
制度就是所谓的“游戏规则”。今天我们喜欢谈“游戏规则”，总认为中国社会缺乏游戏规则；而且以为如果有了游戏规则，中国人就可以循规蹈矩。事实上我国历代以来，无不致力于建立游戏规则。只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与西方实在是大相径庭。因此千万不要用西方的游戏规则来衡量我们自己；也不要以为任何事中国人都可以遵循西方的游戏规则；更不要仅仅因为游戏规则的东西方差异，就轻率地否定我们的游戏规则。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缺乏的，与其说是游戏规则，倒不如说是“裁判水准”。如果球场上裁判水准低下，经常乱吹，就算有整套的游戏规则，又有何用？
中国人绝对有是非
所以说，中国人绝对有是非，我们最讨厌没有是非的人。然而，中国人对判断是非的要求比较高，不仅仅是单纯地分出孰是孰非；而是应该在圆满中分清是非，分得大家都有面子。诚然这些要求是困难了些，但是值得我们努力去达成。
是非的判断，乃是管理的基础。缺乏是非，根本无法管理。中国人不可以不明是非，否则管理的基础不可能扎实。中国人也不可以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判断是非，不然的话，颠倒是非的后果更加可怕。慎断是非，才是中国人应该坚持的正道。
有些人的思维，却一向十分圆熟。表面上拿制度来大做文章，实质上却暗含着在针对某人，这才叫做“合情合理”，既顾及情面，又力求合理。这种方式，给管理者极大的弹性，可以进退自如，也可以左右逢源。处置得妥善与否，关键全在管理者。这也就是中国式管理倡导“正己正人”，强调“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
第二部分 中国人能耐面面观第13节 中国人能耐的消极面
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台湾出了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柏杨，他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名曰《丑陋的中国人》，轰动一时。在这本书里，他提到了“劣根性”这一概念，认为中国人受封建传统影响的积习太深，中国文化几乎就是一种“酱缸文化”，在中国这个大酱缸里泡大的中国人，难免会带有很多陋习。这一观点虽有些偏颇，但确有使人振聋发聩之功。其实平心而论，但凡中国人，多多少少都会带有一些祖辈遗传下来的毛病，这一点无需讳言。这些缺陷如果表现在管理中，无疑会给管理活动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中国人能耐中消极的一面，绝对是值得管理者警惕的。我们姑且将其归纳为四大特性，即派性、奴性、妒性和盲从性。
派性
不少中国人喜欢拉帮结派，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中国有着“君子不党”的古训，而且孔子也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训诫，但中国历史上，仍然是党争不断。从东汉时期开始，就有了著名的“党锢之祸”，此后历朝历代，党争之祸愈演愈烈，未入朝堂往往要先认
山头。明朝的东林党，清代的维新党，就是在政治斗争中失利一方典型的例子。直到民国时期，蒋介石的麾下还分为“黄埔系”、“政学系”、“CC系”等若干派别，相互倾轧；明争
暗斗，使得民国政局一片混乱。解放以后，这种现象被斥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经过数次整肃；已然很难明目张胆形成气候。但是“山头”和“宗派”在我国远未绝迹；在各种组织中都会存在；而且更多的则转入了地下活动。其主要表现为；在大团体内部搞小团体，然后再把小群体的利益凌驾于整个集体之上；轻则闹闹独立性，重则走上分裂道路，使整个组织土崩瓦解。这就是派性的危害。然而在有些中国人的群体中，派别林立、互不买帐。组织和单位里面，有时好几个派别同时存在，组织的最高领导者也往往拿它们没辙。
其实，如果是一帮志趣相投、观念接近、目标一致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一些工作、生活乃至思想上的交流，互相促进、彼此激励、共同提高，当然是好事。这在西方管理行为学中，称为“非正式组织”，不见得能有什么危害，反而是正式组织的有益补充。然而有些中国的小团体与西方的非正式组织有很大不同。因为这些小团体总是会为了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惜损害整体利益，对于圈子以外的人视同寇仇；这些无一不是派性在作怪。
奴性
鲁迅先生的文风相当犀利尖刻，他就这样评价过中国人：中国人无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做稳了奴隶的人，一种是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有的中国人身上存在奴性。在中国历史上，为抵御外侮而铁骨铮铮、正气凛然的英雄人物诚然不少，但是那些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的汉奸，也不乏其人。难道这是因为这些中国人都贪生怕死吗？不尽然。当年慈禧太后在忙不迭地割地赔款的时候，就说过一句名言：“宁与洋人，勿与家奴”，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有些人甘做奴才的嘴脸。五代时的石敬瑭，心甘情愿向契丹称臣，并自名为“儿皇帝”，实在是无耻到家了。所以在中国这样的国度，一度汉奸辈出；实在令国人汗颜。
奴性还反映在甘受命运的摆布，总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这一点上。他们面对一些不公平的事，很少自主自觉地奋起抗争，而总是希冀能有什么“救世主”出现，好拯救万民于水火。这一点从很多在百姓当中流传广泛的故事、戏文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