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怀周"到审江青-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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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诬陷周恩来的罪恶活动
八 诬陷周恩来的罪恶活动
林彪夫妻、父子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他们是自取灭亡。林彪从他以前制造的那么多最忠最忠最忠的“副统帅”的形象，从载入《党章》接班人地位的高峰跌下来，最终暴露出他们是策划反革命政变、要谋害毛主席的凶恶敌人。林彪、叶群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表演，受到毛主席的批判，但当时毛主席还是要保林彪的。毛主席只点了一个陈伯达的名字，对林彪的事，除很高层的少数几个人，广大干部、群众在“九·一三”事件公开之前，是并不知情的。以后，虽然拿出了毛主席给江青的密信，来证明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仍然难以让群众信服。毛主席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了。老人家不仅公开露面的机会少了，即使党内的高级干部，也难以见到他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的指示，要靠老人家戏称的几个“小人物”来转达。毛主席了解情况，要靠“小人物”来汇报。别的中央领导同志要见见毛主席，“小人物”一个“主席还在安睡”，“主席身体不适”，“主席不见”，就给回绝了。“小人物”掌握了许多条例规定之外的特殊权力。“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厌恶见到江青，两个人就不住在一起了。江青要见到主席，也得通报“获准”。她哪怕是在毛主席熟睡时，在毛主席身边站一会儿，出去也仍然借用毛主席的旗号胡说一通。在这种状态下，江青竟拿出欧洲一个皇帝送给清朝帝王的珍贵的蓝钻石手表，送给在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个“小人物”，以对之进行拉拢。几个“小人物”，为争夺最靠近主席身边的那个地位，就是在主席面前说别人的不是，你争我夺，把主席气坏了。有一次毛主席特别下令，不许那两个“小人物”到他那里去，还叫毛远新收回了存放在这两个“小人物”处的亲笔手稿。
有一件严重的事情发生在1973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到北京来，谈判中美关系问题的时候。毛主席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陈兵百万，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动辄扬言和挥舞他们的导弹核武器，十分震怒。同时毛主席出于改善中美关系，免至腹背受敌的考虑，愿意与美国缓和关系。在他的决策下，中美高层开始接触。1973年，毛主席会见基辛格后，指示由周总理接着与基辛格谈，由毛主席身边的两个“小人物”担任翻译。周总理在与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提出了一个防止北方的霸权主义，中国可以利用美国的核保护伞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向来思维敏捷，但对问题的处理又非常慎重，一时未便置理。殊知两个“小人物”当天就车不停轮地赶到了毛主席处，控告周总理没有立即批驳回击这个“核保护伞”。这就引出了毛主席说的“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必定搞修正”那段话。紧接着，在外交部使节会议上，在军委会议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批判周总理。但是反周不得人心，“曲高”和寡，除江青集团那些人和几个“小人物”外，各驻外大使们，各位元帅、将军们，都默而不应。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还闹了一个大笑话。当时，江青一上场，好家伙，手舞足蹈，不可一世。但是，她并没有弄清楚要批周总理的什么问题，而是申斥总理没有跟美国搞友好，是对修正主义如何如何。急得一个“小人物”悄悄拉了她一把，说把问题弄反了，搞颠倒了。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一直打招呼，说这次批评，是内部的，不许外传，不许去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不许搞“打倒打倒”。可是，江青不听毛主席的，把此事说成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上到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上。毛主席深知“批周民必乱，反周民必反”。所以，他在一次接见高级干部时说：“是这两个小娘儿们，把总理、叶帅整得好苦，话也不敢说了”。而且还叮嘱，要把他的这段话，写进记录里面去。一个“小人物”说：“主席，不能啊，你的这段话，不能写进记录。”主席还是坚持说：“写上，写上，就是这样。”这两个“小人物”也怪鬼的，见毛主席的身体一天天不行了，就往平反复出的领导人身边靠。毛主席知道了，说：“这两个小耗子，看见我这只船要沉了，就跑到别的船上去了。”当然，这两个人，也顶住了江青要派迟群插手他们所把持的阵地的命令，算是做了好事。可是，在以后的批林批孔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毕竟还是以迟群、谢静宜所在的清华大学为依托的。他们一面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不点名地酝酿，到公开地点邓小平同志的名，一面又搞“批林批孔批周公”，搞影射，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并演出了“一·二四”、“一·二五”两次批判大会的丑剧。这场混乱，一直延续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四人帮”垮台后，有的人还断断续续地搞了相当长的时期。
第五章实事求是落实政策（1）
九 实事求是落实政策
对“文化大革命”，有人称作“十年内乱”，有人称做“十年浩劫”。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缺点说过两句话：“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既然一切都打倒了，还不是内乱、全面内战，还不是浩劫吗？从中央到省、市、地、县，甚至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商店，都分成两派、三派，甚至许多派。各派互相打砸抢抄抓，搞纵火、爆炸，还不是全面内战吗？
至于各级领导干部，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干部，各大区的领导干部，各省、市、地、县、乡、镇的领导干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商店的领导干部，各系统、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属各部、司局、处科股组的领导干部，还有三个人一个肉案的商店组长那样的“领导干部”，只要有人贴两张大字报，刷两幅大标语，拉上一条横幅，就要被斗、被打、被游街、被关禁闭、被坐“喷气式”、被挂暖气片。他们还大整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整科技界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高等学校的教授、讲师，文化艺术体育各界的著名作家、导演、演员、运动员，甚至仅仅是一个学校的医生，也要挨整。有的人虽是权威，但并不反动，有的根本不是权威，也被当做权威来批来斗。至于抓“小爬虫”、“变色龙”、“走狗”、“黑手”、“叛徒”、“特务”，更是无尽无休地扩大打击面，甚至株连许许多多的无辜群众。在林彪、江青集团煽起的派性斗争中，从动木棒铁棍，到动大刀长矛，枪支大炮，坦克军舰，用飞机撒传单，还发射火箭弹，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伤残……造成这些严重问题的原因是：毛主席脱离实际，根据一些错误的汇报，错误地估计形势，采取了错误的措施，信用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坏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篡政、篡军的需要，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把它推到了极端，企图搞乱全国，乱中夺权。有极少数“小人物”，为了迎合潮流，充当“左”派，攫取好处，兴风作浪。干部中的极少数，正像一幅漫画的题诗中所说的：“弹簧脖子轴承腰，头上插个大风标”，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违背良心，紧跟着林彪、江青的指挥棒打转。社会上的确有些坏人，趁机捣乱破坏，趁火打劫。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异常复杂的。有的单位，领导班子一换再换，有换了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的。有的干部，这个月结合，下个月又被打倒，前一段结合，后一段又被批斗。他被打倒，别人批他斗他；他上了台，他也批别人斗别人……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邓颖超同志、胡耀邦同志和黄克诚同志，都亲自领导、过问了对江青集团案件的审理，发出过一系列的指示。他们指示的精神，就是要从“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条件出发，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江青集团活动的人，定为建议交付司法机关起诉判刑和开除出党的数量，缩小到最低限度。当然必须坚决清除靠造反起家的分子，打砸抢分子，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不加以改正的分子。对这些人，要把他们调离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
对这些人中罪行严重的，也要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王鹤寿、黄火青、黄玉昆等同志负责具体的审理工作，执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审理工作碰到的主要问题，是广大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干部群众，痛定思痛，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罪行，仇恨满怀，纷纷要求多惩处、重惩处。这当然是合乎情理的。而从党的、国家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又必须扩大教育面，尽量缩小打击面，使处理的结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由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主持召开的五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提出，需要建议起诉判刑的名单，由五百多名最后缩减到中央只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一名主要罪犯移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每减少一个人，都是经过了大量艰苦的调查工作和循循善诱的说服解释工作，才取得一致意见的。
五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每次都研究如何对待审理对象的问题，主要是考虑中央与各个地方在定性、定量、定人上的平衡问题。为了拿出一个典型，说明可以考虑不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的政策界限，就要选一个具体人。我们选定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谢静宜。谢静宜是河南人，“文化大革命”前，由专门从事机要工作的学校毕业，分配在毛主席身边担任机要员，主要负责文件的收发送阅。“文化大革命”中，谢静宜同迟群一道，作为8341部队派出的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党委副书记。她在领导清队、整党、斗批改等工作中，参与了对学校许多干部、教授、教员、学生的迫害，后来飞黄腾达，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她所具有的一个特殊地位，就是“通天”，并且跟江青过从甚密。在北京市委，甚至市委第一书记也要看她的脸色行事。这也反映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有段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正所谓小人得志便猖狂。谢静宜这么一被抬举，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她仗恃其特殊的身份，积极搞江青集团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篡政篡军的一套东西。在作风上，则飞扬跋扈，任意训人骂人。她对原来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政府的副总理、军队的元帅将军们，都不放在眼里。她同迟群一起，以清华大学为基地，搞反“回潮”，反“复辟”，“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完全都是按照江青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方针步骤行事的。她搞所谓批林批孔是假，诬邓诬周是真。《林彪与孔孟之道》第二批材料，就是她秉承江青的旨意炮制出来的。
在1975年的“一·二四”、“一·二五”万人大会上，江青纵容她出来当打手，在台上发言，对周恩来同志搞突然袭击，明目张胆地整周总理。她还率领一批 “打手”，冲进中央政治局会场，公然指着鼻子诋毁邓小平同志出来后的“抓整顿、批派性”，是所谓搞“右倾翻案风”。她什么坏事都干，广大干部群众提到她就咬牙切齿，因此她民愤极大。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谢静宜作为江青安插在北京市的两个黑干将之一，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许多干部群众都要求对她进行严厉惩处。谢静宜被隔离审查以后，反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