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怀周"到审江青-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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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后记（1）
后记
这部稿子，不是党组织按组织系统从上到下布置我写的。在中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我的工作主要是参与审理。我是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组长，工作基本上是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集体会议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
我当时虽然说是审讯组长，那是因为当时对党内的审理与在司法意义上的审讯，还一时分得不够清楚。更确切地说，是党内的审查、审理，也就是一种谈话。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具体负责人是王鹤寿同志。其办公室的负责人虽有好几位，但抓日常工作的是刘鸣九同志。刘鸣九同志主要是不时地询问一下审理谈话的情况，工作进展的情况。他在办公室的工作头绪较多，平时不大具体管我工作范围的事。王鹤寿同志则须将每次审理谈话的记录、他的意见，及时向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耀邦同志、邓大姐、黄克诚同志报告，并且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传达给我们，以便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贯彻执行。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时也看我们审理谈话的现场转播，作出指示。我们接手办理“两案”，是坚决要按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办事的，是坚决唾弃康生过去在审查中央干部时采取逼供、诱供，谁交代得越多，惩处得越重的错误作法的。
张启龙同志、刘顺元同志、曾汉周同志、李士英同志、于桑同志等人以七十开外、年近八十的高龄，还风尘仆仆地赶到监管场所参加审理工作，不止一次劝江青他们彻底坦白交代，把事情谈清楚，争取给予宽大处理的。尤其是张启龙同志，在延安时期当过江青的老师，行前上车，他也是告诉我：毛主席说过，对一个犯了错误、哪怕是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的人，是好心帮助或者存心不好，是对一个同志党性纯粹程度的试金石。谁知，他在与江青谈话的时候，刚动之以情，劝导了江青几句，江青就蹦了起来，举手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我担心她借机拼命，伤了几个老人，乃下令：“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战士进来，扭住了撒泼的江青，她还狠命地冲着我说：“我还要打倒你，打倒你这个官老爷，打倒你这个大官老爷！”其实，我是个什么“官老爷”、“大官老爷”呢？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的重庆，我自幼父母双亡，当过苦力，做过学徒，卖过报刊，充过纤夫。以后跟新华日报发生关系，被介绍进由周恩来同志支持，由陶行知、李公仆、史良出面办的夜大上社会大学。以后全国解放，又一直做新闻记者、高等学校语文教员。因为长期跟党在文化方面工作的同志们在一起，那些同志又是毫不保留把他们的学识、写作技巧，都一点一滴地灌输给我。
在我担负审理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之时，虽然我当选了中央纪委委员，“两案”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但还是一个刚从一所高等学校汉语教研室主任调到中央纪委工作的干部，行政十七级。大概江青是以其身份之高，把我们这种经办她的事情的人，也要吹到九霄云外吧！中央纪委常委曹瑛同志，原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曾几度出任驻外大使。以前，他长期跟陶铸同志一起，被关在国民党的南京监狱。周恩来同志费尽心血，把他俩一起营救出来的。曹瑛是一个老同志。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因此有的同志戏说，要说老，曹瑛同志是当得的。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他就是湖北省有名的学生运动领袖。曹瑛这位同志，我看真是毛主席所说过的，襟怀坦白，忠诚，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的同志。对党内出现的坏人坏事，不论是牵涉到谁，他都嫉恶如仇，敢于揭发，敢于批判，哪怕是要冒着非常大的风险，他也无所畏惧。他在一些会议上，激昂慷慨，倾述意见。鹤寿同志有时怕他说话“走火”，就说：“曹瑛同志，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当时，他对鹤寿的劝说还很生气，顶鹤寿说：“你还叫人说话不说话？”鹤寿同志无可奈何，只得陪笑说：“好，好，好。你说，你说。”好在他们是老同志，彼此知根知底，过了也就算了，谁也不计较谁。曹瑛同志在中央纪委，一开始也是专门审理江青案件的二组的成员，名字排在张启龙同志之后，刘鸣九、我、刘丽英之前。建立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之后，他主要做中央纪委纪律检查方面的工作，也参加“两案”会议，参与对案件审理工作的领导。他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给党、国家、人民群众造成的巨大损失的愤激之情，难以遏止。他知道我写过一些报道文章和长篇小说，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汪文风，你一定要把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写出来，让后人作为教训。否则，你就辜负了党、国家、中央纪委对你的教育培养。”当然，这不能算正式向我布置任务，但表达了一个老一辈共产党人对我的殷切期望。
由于我是长期搞纸纸片片的，工作当中，习惯作点记录，搜集一些材料。当时不能记的，就在脑子里有意识地多过几遍，狠记一些重要事实和情节。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仍当选中央纪委委员，那是因为我的生日是8月20日，还未跨过六十五岁。会后不久，我就超龄了，退居二线了。这使我有时间来思考问题，进行写作。写出了初稿，我把稿件送给王鹤寿同志。因为只有他了解全部情况。老人家很高兴，以年近九十的高龄，白天在办公室看稿，晚上还装进皮包里，带回家去审阅。他看得很仔细，甚至把稿件中有笔误的字和标点符号，有的改正过来，有的打上疑问符号。但是对于文稿的内容，他却不改，而是在旁批里写上意见。最后批上：“是一部很好的记录。但体裁上很不得体，如发表，尚须大的修改。”遵照他的意见，也参考别的同志的意见，我把稿件从头到尾改写了两遍。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多次去中央纪委机关鹤寿同志处，讨论稿件中的一些问题。我与他有时也有不同看法，有时还有激烈争论。好在相处十年了，我跟他是争论惯了的，他从不因此而不理睬我，我也从未因此而有什么思想上的芥蒂。鹤寿看完最后的稿件，对我说：“可以了。这样的东西，可能出版机关、有关部门，还要进一步斟酌。在我们这里，就行了。这也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工作。”鹤寿同志很赞成我的这么一个作风：写什么东西，对事实，一定要力求尽量符合实际，哪怕是在某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偏听偏信了某种传闻，也要予以说明，加以澄清，不怕被扣上“为坏事辩护”、“为坏人说话”的帽子。但对一件事情弄清事实以后，则应允许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看法，大家进行讨论。例如“文化大革命”前，为什么对当时的形势会发生过头的、过“左”的估计，曾有一些人一度把这一点完全归咎于毛主席。我却坚持说，过头的、过“左”的估计，在内忧外患并存的情况下，不止毛主席，还有别的中央领导同志估计得更过头、更过“左”。我还对此举例加以说明。争论来争论去，大家有点动感情。后来一查，我说的是有事实根据的。又例如对江青有些不符合实际的言谈，我也予以澄清。在我与鹤寿同志之间，也多次发生过争论，有时候老人家发了急，赌点气，我还是坚持我所了解的情况。直到事实弄清为止。有时候我记忆有错，我就认错。这部书的初印稿出来以后，有同志打电话问我，是否有为了维护领袖而在叙述事实上有隐笔、曲笔之处。我答复，我是尽量地使之符合事实的，至于对事实怎么分析，那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第六章后记（2）
我最先知道江青这个人的名字，是在1945年至1946年之间。当时，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新华日报在民生路营业部门口，贴了许多照片，宣传解放区的情况，其中就有江青骑马的照片。后来，有人告诉我江青过去叫蓝萍，是电影明星。不过，蓝萍在重庆，似乎不如白杨、黎莉莉、舒绣文、黄宗英那么著名，好像比后起之秀的张瑞芳都比不上。但是，没有听到过别人对她有什么恶感的说法。旧社会炒作的电影明星很多，无非就那么一回子事。重庆解放以后，我就听到人们对江青有些议论了，有人说她“不配”，说她在上海时生活上腐败。我还说过电影明星嘛，哪能用“贤妻良母”、“从一而终”去要求。1954年大区撤销后，我调到北京工作，传说江青招待了文艺界的老人。招待会上，江青对毛主席的称谓左一个“我们家老爷”，右一个“我们家老爷”。我听说后，感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这种称谓有失检点。但又觉得人家家里的称谓嘛，多管闲事干啥，也许是一种“谐用”、“戏称”，不必鸡蛋里头去挑骨头。在批判《武训传》时，江青奉命搞了那个对黑旗军和武训情况的对比调查。说实在的，我还真同意她的意见。虽然我对武训原来是有好感的，我是重庆社会大学的学生，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陶行知是提倡过武训的兴学精神的。对批判《武训传》，我有三点疑问：一、提倡武训的兴学精神，跟提倡全盘学习武训，是否是一回事？二、在封建统治时代，要兴学就要靠有钱人，在那种历史情况下，有钱人当然是地主阶级中的人。好人是否只有参加黑旗军一条道路才算好人？三、赵丹这些同志都是我心目中的进步演员。这一批判，使他们好像还不如有的政治立场反动、没有演过《武训传》的人们了，这样公平不公平？我这些心里头的话在一定场合是说过的，但是当时既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受到批判。尤其是后来涉及到对陶行知先生的批判，我不满意。然而，对电影中赵丹表演的“三个钿，打一拳，两个钿踢一脚”，我还是感到不恰当的。真正对我的上规模的批判，是我在成都说话得罪了一个领导同志。当时还出了一个典型——刘介梅。刘介梅幼小时穷得叮当响，靠党的阳光雨露成长，却“攻击社会主义”。这是“忘恩负义”。但他们批我时，总算一箭中“的”，我被称为我们那个单位的刘介梅，“入了彭德怀的花名册”。直到1979年我进入中纪委工作后，那个单位才主动发文件给我平了反。我对江青真正在感情上产生厌恶和仇恨，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老实说，我感到他们（尤其是江青和康生）是从“左”的角度，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新中国在十七年工作的评价上，在对干部、群众的看法上，得出了惊人的一致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应当灭亡，应当打倒。毛主席是坚持十七年要以红线为主的，是坚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观点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这么说过。
周总理总是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与林彪、“四人帮”进行艰难的、艰巨的、不懈的斗争的。而林彪、江青、康生及其爪牙们，却总是说这里烂掉了，那里烂掉了，都烂掉了，都应该打倒。打倒。打倒。以后，对于毛主席指示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群众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周总理是坚决执行的。而他们却总是竭力反对，百般阻扰，捣乱破坏。他们要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既成事实肯定下来，固定起来，一次又一次地反“回潮”，反“复辟”，反对所谓孔丘先生的“继绝世，举逸民”，实际上是几次把矛头对准广大干部、广大人民群众热爱、信任的周总理。江青用心狠毒，为了掩盖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电影界、文化界鬼混那段丑恶的历史不致败露，她可以对过去的同事、朋友、亲密者、亲爱者狠下毒手，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甚至对稍有知情者也不放过。江青品质恶劣，对于她自己发指示、发命令干的坏事，凡是被毛主席察觉了的，她都可以嫁祸于曾经效忠于她的走卒，撒谎也不脸红地说什么这些人是刘少奇的第二套班子，“是我把他们端出来的。”江青野心勃勃，她大肆吹捧吕后、武则天，其实是在效仿封建王权，竭力想继承“大统”。
毛主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她是想让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当党的主席。江青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露峥嵘”的。“文化大革命”中她把历来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的戏剧、电影都打入黑线之列，自己却耗费大量外汇，购进大批黄色、淫秽的拷贝、录像片，供她和她的政治搭档们享受。她着力拉拢一位才高欠德的外交部副部长，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