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怀周"到审江青-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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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聚谈。邓楠说，“你们敢于组织‘童怀周’，听说是这里的党委书记支持你们。”我们的同志哈哈大笑，有个快嘴姑娘说：“他不支持我们，他支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楠又问，“他是不是我爸爸的老部下？”我们的快嘴姑娘说，“没听说过。我们主任才是你爸爸的老部下。他在周总理逝世周年，还写了一首长诗《无题》，是反映小平同志一生的战斗经历的。”并问邓楠要不要抄走。邓楠说，“不要抄了。你们贴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家就抄了两三份。”又问到我什么时间是他爸爸的部下，我说：“在中央西南局的时候。不过，你爸爸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是一号，我是新华日报的记者、编辑和校对科科长，隔得太远。一批判，有的人就硬给拉近乎了。”大家又哈哈大笑。在我们讲了一些反对王、张、江、姚的“反革命政治谣言”之后，邓楠问我：“你有什么话对我爸爸说，我可以带回去。”我说，“我们的意见，以后千万千万不要瞎闹腾了，大家齐心合力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吧！”临走时，邓楠给我们留下了她家的电话、住址，要求加强联系。从二楼下楼梯时，我请邓楠同志站着让大家看一看，像不像她爸爸。她站着了，挺了挺胸。大家说：“真像！”以后，小平同志就出来工作了，但他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我们也就不好意思去加强联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一百名中央纪委委员之一，是陈云同志建议的，他说：“要从反对‘四人帮’的群众中选一个人到中央机关来工作。”据说，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老同志到二外院了解我的情况，负责接待的同志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相当强烈，对来调查的人说，“他呀，哈哈哈哈，是个一保到底的老保。”去调查的同志后来说，当时他们正在找老保，就碰上了个一保到底的老保。还真要谢谢第二外语学院那位接待调查组的同志，她的用意是贬低我，却说出了实情。在那段时间，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的名义，先后编辑、出版了《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编，《天安门诗词一百首》，《天安门诗词三百首》，《“四五”运动纪实》，《天安门运动画册》等。这些书，在华国锋同志题写了书名并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即在海内外已经发行了二百万册以上。我们的书，都收了一点工本费，除购买纸张、印刷发行的支出外，税务机关曾向我们提过收税的问题。当我们把情况如实报告以后，他们也表示可以不收我们的税了。余下的二、三万元钱，全部交给了第二外语学院的财务部门。“童怀周”小组的每个同志，赠送《辞海》一部，作为对大家辛勤工作、搬运扛抬的酬谢。　　　　
　　　　


第二章着手审理“两案”（1）

　　　　　　三　　　着手审理“两案”（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重新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问题。林彪虽然早在1971年“九·一三”就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了，但是当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还盘踞在中央。江、张、姚、王为了保护自己，极力阻挠对林彪集团的错误和罪行彻底清查。并且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采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手段，不准审查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同时利用搞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机会，又继续陷害一批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军队里的一些好同志和虽然有一定错误、但不属于林彪集团的同志。他们以此来排除异己，插手军队，继续他们的篡权活动。　　　　
　　　　　　江青集团是1976年10月6日被粉碎的。但是，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有些同志，本身在十年内乱中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他们也没有能彻底解放思想、消除顾虑，也不同意采取坚决的措施，彻底清查林彪、江青集团的错误和罪行，反而一方面说清查“四人帮”的罪行只能清查到1975年1月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顶多只能清查到1973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画框框，定调调；另一方面，又沿袭十年内乱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在对林彪、江青集团的“揭”、“批”、“查”中，虽然打击了一批林彪、江青集团的残余分子，但也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干部、群众。他们在对江青集团主要成员的逮捕、预审中，既不去追查他们的主要错误和罪行，又采取了乱批乱斗的方法，甚至沿用了开批斗会的办法，以致给江青以口实（尽管她干这些事情的时候干得特别起劲），用以对审查进行反咬。老实说，“四人帮”虽然被逮起来了，当时还没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大量的冤、假、错案暴露出来了，怎么查处？怎么查证落实？每个案件的责任何在；被诬陷、被伤害的广大干部、群众，不仅从人身上、政治上予以解脱，还要从精神上、思想上给予解放；对冤死的、伤残的，又怎么办？林彪、江青集团，十年当中采取了一些“造反”标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人员，有的是属于造反起家的分子，打砸抢分子，坚持错误路线不改的分子。必须把他们调离领导、要害部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直到开除党籍，有刑事罪责的还要依法追究。但的确也有些表现较好的同志，需要分别对待。所有这些问题，靠原来的中央专案组，是难以解决的。　　　　
　　　　　　我曾到云南、河南等地对那几个地区的“揭、批、查”进行过实地考察，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说是不重要的。主要是打击面太宽，不少是完全搞错了的。我曾经亲手转呈中央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王鹤寿同志两个大案，一个是北京的“李冬民案件”，一个是江西的“李九莲案件”。鹤寿同志作出坚决查清的批示以后，在各方的艰苦努力下，都作了平反处理。李冬民原来是北京中学“红卫兵”两派中一派的头头，因此被吸收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并当上了常委。他嫌北京市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许多事情不跟他商量，甚至有时开常委会也不让他参加，因此在林彪案发以后，对这位主要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大的大字报。1976年三四月，北京天安门爆发了“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　‘四人帮’”的斗争，他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就有所觉悟，进行了一些反对江青集团的活动。殊不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却伙同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之流，派人与李冬民会面，提出了一个“抬邓保王反华”（诬指抬邓小平、保王洪文、反华国锋）的问题，被李冬民拒绝。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仍炮制了一个“抬邓保王反华”的反革命“李冬民集团案件”，并由当时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层层传达，北京市更做到了家喻户晓。逮捕了当时已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李冬民以及他的许多亲朋好友。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冬民提出了申诉。这时北京市纪委筹备组的甘英等领导同志，认为这是一大冤案，主张坚决平反。但北京市的主要负责同志却以此案经过了中央工作会议，北京市无权平反为由，几经反复，拖延不理。李冬民把申诉材料送到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宿舍的家里。王鹤寿同志看到材料后，指示我一定要见一见李冬民，仔细谈一次话，关键是看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态度。我遵照他的指示约李冬民在第二外语学院大操场谈话，后来向鹤寿同志作了汇报。他批示北京市纪委筹备组彻底调查。有中央纪委的大力支持，北京市纪委筹备组把“李冬民集团案”查了个水落石出，写出了平反决定，由中央批准。　　　　
　　　　　　事隔半年以后，当我在京西宾馆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粉碎“四人帮”以后还逮捕了反对“四人帮”的干部、群众时，公安部的一位领导同志仍不认账。对此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在会上说了话，支持了我的发言。黄火青同志并命我们整理了有关李冬民案件和其他案件的材料，那些同志才无话可说。李九莲是江西的一个女青年，由于反对江青之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被逮捕入狱。应该说，错的是当时颁布的“公安六条”。问题是，在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有的人出于派性，竟在提审李九莲时蓄意提到林彪，采用诱供方法。李九莲由于长期在押，不了解外面的情况，担心上当，就说了不许污蔑林副主席等话。而有关部门竟以她在林彪集团垮台以后，还吹捧林彪，罪加一等为由，残酷地处决了李九莲和她的几个同伴。鹤寿同志把此案批给中央纪委办公厅朱利同志，几经周折，才使李九莲的冤案得以昭雪。　　　　
　　　　　　所有以上情况都说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后，在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案件，首先在党内进行审理，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而分清是非、分清罪行与错误，只将确有严重罪行的重大罪犯移交并建议国家司法机关起诉判刑，达到教育挽救绝大多数的目的，是多么的必要和重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建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百名委员。我也是在这次会上由基层选拔出来，经过全会选举担任中央纪委委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制造十年内乱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它们首先是反党集团，由于搞阴谋，有大量祸国殃民的严重罪行，因此也是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交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审理，是完全正确的。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受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交给的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任务。　　　　
　　　　　　开始，建立了以副书记刘顺元为首的一组，审理林彪集团案件；以副书记张启龙为首的二组，审理江青集团案件；还建立了王鹤寿同志直接领导、以副书记章蕴为首的另一组，审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当然，三个组都由王鹤寿同志抓总。在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王鹤寿的统一领导下，负责具体审理工作。我被分配到张启龙同志领导的二组，审理江青集团案件的工作。二组的成员有张启龙、曹瑛、刘鸣九、汪文风、刘丽英。王鹤寿同志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1958年8月16日，毛主席发出了“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号召。确定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向世界公布了比上年翻一番的数字。尽管冶金部在测算时也曾表示过困难，但后来还是执行了。这就是全民大炼钢铁的历史。因此，王鹤寿被从冶金工业部部长调任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领导小组和造反派召开的批斗王鹤寿同志的会议达500多场，但广大干部消极，群众消极，全国著名的工业劳动模范消极，因此总是形不成批斗的气氛。他们把这情况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指示说，“这是王鹤寿拥兵自重，越是这样，越要狠斗，一定要把他斗臭。”真乃“不是冤家不聚头，”现在是轮到王鹤寿同志来领导对她进行审查了。还有一个康生，早在延安时期，王鹤寿同志就因为他的极“左”，搞两面派，拒不接纳中央组织部调往他所管辖单位的干部，与之发生过争执。问题直闹到陈云同志处，才获得解决。这次，也是由王鹤寿同志领导来审查康生、谢富治问题。有人说康生在敌占区有被捕、叛变的问题，后专案组未查到确凿材料，鹤寿同志仍坚持，不确凿的材料，不能写到审查报告上。张启龙是红军初创时期的老干部，原来是个小学教员。朱德、陈毅同志领导南昌起义的部队到湘南的时候，他发动群众，参加朱德等领导的湘南暴动，后又跟随部队到了井冈山。他为人正直正派，敢于仗义执言，疾恶如仇，但说话也直。从井冈山开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在延安担任高级党校一部主任，建国以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康生这个家伙的幽灵一直紧跟着他，从在井冈山时期开始，就一直诬陷他是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向康生索要的准备打倒的领导干部的名单上，就有张启龙，还用铅笔画出一条线，批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第二章着手审理“两案”（2）

　　　　　　在我进入中央纪委机关工作以后，有一天，我原来的工作单位给我送来一个平反决定，主动纠正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我的错误批判。我把它交给了张启龙同志，他看完后开心地笑了笑，说：“这没什么的嘛，我们两个是一样的。”这才把康生为江青开的那个名单给我看，并说：“你送给人事室吧，有个东西也好……”江青在延安时是张启龙的学生，他常抱怨：“嘻嘻，我教出了这么个学生……”可他仍想劝她悔过认罪，交代陷害大批干部的真相，拉她一把。张启龙同志的耿直，是令人敬佩的。有一次，他叫我写一个材料，他逐句逐字地审阅那个材料，阅后对我说：“哧哧，你这个大学中文教研室的主任，还让我这个乡村小学教员来给你写的文章改标点符号，嘿嘿嘿。……”对王鹤寿、张启龙这样1925年就参加革命、参加党的高级干部，我原来以为他们的生活不知有多么好。有一次，王鹤寿同志来到办公室就提到他新雇了一个保姆，专门照顾他的生活，给他炖了一只鸡，真好，赞不绝口。我却不以为然。像他那样炖一只鸡吃，我自己当时作为一个科级干部，每月98元，真是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做到。他一个人单独生活吃一只鸡，竟感觉无比幸福，可见其生活的简朴。我跟张启龙一起住在万寿路中央组织部大院里，他们全家住在一幢别墅式的房里，每到傍晚，我从他的门前经过，他常爱叫住我，跟他喝上一杯白酒。菜，也就是四五个七寸盘的小菜，只有一个是带荤的。他老给我挟，也挟不了几下子就光了。后来我到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