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怀周"到审江青-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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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蓬子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2月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1934年叛变出狱后，在徐恩曾的手下做特务，每月领取津贴费100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姚家与徐家从此相好。徐恩曾是叛徒特务分子，徐的姘妇费侠也是叛徒特务分子。为了达到两家政治上的勾结，徐恩曾、费侠收了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为干儿子。像姚文元这样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只要放在他不断发迹的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在那段时期，我们的党和国家坚持了用干部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的正确的方面，但在某些工作上也受到了“左”的影响，水求至清，人求至察。在对干部的任用中，一看家庭出身是否清楚，实质上要求的是必须三代清白，搞唯成份论。二看社会关系，要一点不带渣子的。三看是山沟里出来的抑或是城市里长大的，认为山沟里出来的受资产阶级影响小，山沟里出马列，而在城市成长起来的就复杂。四看过去的工作是属于在第一条战线上拿枪拿炮跟敌人面对面作战的，还是属于做白区城市工作的。前者容易得到信任、重用、提拔，后者则要受到不断的怀疑，运动来了总容易成为审查的对象。这些虽然都是错误的和具有片面性的，但那时有的地区和单位往往是这么搞的。以姚文元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成长环境，生活地方而论，他当个普通干部、小学教员，都难以在政治上受到信任，怎么他就能青云直上，不仅当上了“中央文革”成员，中央委员，而且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岂非咄咄怪事！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大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审干等政治运动中，就其主流来看，是应当肯定的：清除了大量混杂在革命队伍中的敌人，查清了许多人的问题，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调离了领导机关和要害部门，纯洁了内部，保卫了政权，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保障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那段时期存在的问题，一是有的单位的工作还不够过细，漏掉了坏人和误伤好人的情况都有发生；二是有相当一批单位和部门，没有认真执行“历史问题看现在，社会关系看本人”的方针，出现了要求“水至清、人至察”的偏差，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桥梁作用领会不够，在处理和安排使用上有毛病。这是就我们今天总结经验来说的。但是，不论如何，像姚文元这样一个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人，弄到那么高的地位，只能解释为是适应了反右派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需要，适应了江青、张春桥之流篡党夺权的需要。姚文元变成了他们的所谓“金棍子”。
在这次审查中，我们对姚文元进行了讯问，他一直把他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桩桩件件都推到毛主席身上。我们指出了他们背着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政治局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的密谋与次日的行动，指出了他们对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运动，隐瞒真相、歪曲事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批判了他们在毛主席在世时打着老人家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攫取名誉地位，而毛主席逝世后尸骨未寒，则把一切推给老人家。这是一种恶劣的思想品质，是剥削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在把王洪文弄出来当党的副主席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是，王洪文出身贫农，当过兵，做过工，是工农兵三者得而兼之，因此算一个“好的接班人”。这种说法本身，反映了一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唯成份论的观点，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也是在事实上不符合实际的。王洪文在家里，还是一个娃娃，没有干过什么农活；在部队，他是在文工团吹黑管的；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他不愿当工人，整日里游游逛逛，打扑克，下象棋，混日子，聊闲天。后来混上个工厂保卫干部。“文化大革命”一来，王洪文就以所谓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为幌子，造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当时在我们国家，真正从农民到战士、到工人的，何止千百万。讲德，王洪文是个流氓习气浓厚的家伙；讲才，他胸无点墨，毫无政治文化素养，怎么能具有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条件呢。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在他被指定为党的副主席之后，他见论地位他比不上江青，搞阴谋诡计不如张春桥，舞文弄墨搞不过姚文元，就成天吃喝玩乐，给他看的文件也让别人为他圈阅，以混日月来待变。
王洪文是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流氓打砸抢分子。“文化大革命”建立群众组织，需要红布做红袖箍，他就带人抢了布店，抢了红布，解决了做红袖箍的问题。他以此起家，然后，又搞了上海安亭事件，上海柴油机厂的大武斗，康宁路大武斗，在武斗当中出了名。在他的手下，搜罗了金祖敏、祝家耀、陈阿大这么一大批打砸抢分子做“小兄弟”，拉帮结派，横行霸道，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器重。当然江、张、姚实际上也看不起他、轻贱他。说器重，无非在利用王洪文及其小兄弟打仨擒五的能耐而已。在名义上，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在江、张、姚之上，实际上，四个人绑在一起，他是听喝的。王洪文往往被江、张、姚骂为不干“正事”，但王洪文在挥霍国家财产搞生活享受上，却是占上风的。他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当时，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他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尚嫌不够，还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他的秘书廖祖康则为他看文件，替他在文件上画圈、批字。他的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玩牌、下棋、钓鱼、打鸟、打猎、看黄色电影和淫秽录像上头。有时还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反正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钓鱼，要有好几个女护士服侍左右，为他打伞遮阳，剥了橘子一瓣一瓣地喂进他的嘴里。他在北京设宴，要用飞机从上海接来专门做法国菜的厨师。他在上海宴请他的小兄弟，这伙流氓分子酒足饭饱之后，还要每人拿两条高级香烟。就是这么一个流氓分子，暴发户，却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嚷嚷着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在审查讯问的过程中，王洪文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同伙的一般罪行和错误，谈得很细，很具体，竭力想表现出似乎很能“悔过自新”的样子。但接触到实质问题，重大问题，他就当面扯谎，抵赖，装得傻而糊涂，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具体地叙述。
毛远新是在新疆为革命牺牲的毛泽民同志的儿子，毛泽东的侄儿。他的母亲，在毛泽民同志牺牲以后，与江西省一个老革命同志方志纯结了婚。他这个革命的后代，却不认自己老革命的母亲和继父，而去拜江青为妈妈。毛泽东就曾多次斥责毛远新叫他“爸爸”，指出“我是你的伯伯”。这些，都反映出了毛远新的投机性。“文化大革命”之初，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伊春市。当时他还是反对打砸抢抄抓的，还是主张对干部的问题要实事求是的。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错误估计形势所形成的思想有矛盾，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又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的“看法”就改变了。因此，当他去吉林延边时，就指挥造反派和军队，血腥围剿和镇压了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狠整朝鲜族的革命领导干部，成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之一。他因此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实际上成了东北地区的太上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毛远新审查的一段时间里，当时的专案组在审讯毛远新时，袭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做法，对他大轰大嗡，硬挤硬压，严厉斥责。尽管毛远新过去是搞这套名堂的老手，但别人用类似的这些他熟习的手段对付他，他也受不了。在那时的审讯中，他一言不发，采取了硬顶的态度。
我们接办这个案子后，严格遵照领导上的指示，采取党内审查的谈话方式。对问题，一律从他们犯错误和罪行时候的条件出发，实事求是，不强加于人。在与之谈话的过程中，采用探讨的方式，说理的方式，既耐心听取他的意见，也说出我们的看法。当我们与他有不同的观点时，我们宁可等待下次、以后继续谈清楚，也不与他顶牛，不与他争吵。经过若干次交锋，毛远新不仅开口说了话，而且动笔写了交代材料，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群众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与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公开讲话中就有差异，更多的时候采取各人都引用毛泽东的话，但引用的内容不同，说出的道理不同，结果是以各说各的，各干各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颠倒了，使国家落后了十五年到二十年，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害遭殃，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第三章江青其人其事（1）
在我们审理江青案件的时候，她虽然已经六十四五岁了，并且在隔离审查中过了三年多，但她还是很注意自己的仪表的。江青的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的是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也不是像外面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橡皮垫子，那里用了橡皮垫子。社会上流言之谬误，社会上流言之不可信，虽然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的仇恨，但终归是不合乎实际的。有时候，我到京西宾馆参加文娱活动，因为有的同志知道我是审江青的，总有三三两两围着我来询问。凡是有关案情的，我都“无可奉告”，因为还没有结案、定案，但对于涉及到人身侮辱性的，我还是予以说明。
我认为跟“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法西斯的斗争，是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不能跟“四人帮”一样，搞那些败坏对方形象的小动作。江青是“文化大革命”中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林彪是另一个集团的罪魁祸首），他的罪行，绝不止于直接诬陷了一些高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其影响所及，造成了大量的干部群众的被批判、被斗争、被抄家、被打伤打残甚至丧失生命。江青提出了一个“文攻武卫”的口号，挑动了全国性的派性斗争。在武斗中，双方使用了铁棍铁杖，大刀长矛，冲锋枪手榴弹，大炮火箭筒，甚至使用了坦克和军舰。武斗中虽未使用飞机进行空战，但用飞机撒传单进行煽动的事是有的。武斗造成了大批人员的伤亡。“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是打“黑帮”。“黑帮”就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于是，各大区，省、市、自治区，地、县、区、乡，各部、委、办、局的系统，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每一个小单位，都按照1957年反右派的经验如法炮制。从文化、文艺工作人员中抓出一大批“三家村”“四家店”，当作“黑帮”来批判斗争。平时喜欢说点怪话的，对党委、行政领导有点意见，贴了一张两张大字报、小字报的，甚至完全符合组织原则向上级写了书面意见的，一概被包括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接着又是主要整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瞬之间，上面派出的工作组（不包括陈伯达那样派到人民日报社的工作组），把各个单位的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几乎通通打倒、打瘫痪了。不管是红军时期的干部也好，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也好，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也好，建国时期的干部也好，一个一个都要“过刀”，被送到“牛棚”关押起来，随时接受批斗。
再后来，又说派工作组是执行“反动路线”，工作组的领导人又挨批挨斗。当然像陈伯达那样的“中央文革”组长，不在其内。紧跟其后，就是在所谓批判“反动路线”上发生意见分歧。你说我是反动路线，我说你是反动路线。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群众组织应运而生，拉帮结伙，三个人五个人也搞个战斗队，要求在“革命委员会”中有他们的席位，甚至“夫妻店”也开了起来。这个时候，已不只是批斗领导干部了，形成了群众之间的互打互斗，打砸抢抄抓，抢办公室，抢大楼，抢广播站，抢地盘。每个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是最最“革命”的，而“革命”，就在批斗领导干部和所谓牛鬼蛇神的“坚决性”和“残酷性”上表现。“中央文革”把持下的各种舆论工具，往往为搞阴谋而互相矛盾，互相冲突。一方面，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