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名道姓-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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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和宋人不但喜爱用排行称呼，民间取名也常用数字，如一个人名“四六”，原来是出生时，父亲24岁，母亲22岁，加在一起是46。如果娘23，爹25，生下孩子就叫“四八”。从宋代开始，双字超过了单字名，以后双字名越来越多。　　　　
　　　　辽、金、元是少数民族政权，这是我国命名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一是，名中多用“哥”、“奴”等字；二是许多人有两种语言的名，如，辽太祖，一名阿骨打，又有汉名；金代的兀术，又名宗弼；金世宗名哈喇，又名。同时，也有一些汉族人取了少数民族名。　　　　
　　　　现代人名时代特征更为明显。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山西大学利用计算机对全国7个地区的人名用字作了统计，女性人名用字频率最高的四个字分别是：　　　　
　　　　北京淑、秀、英、玉　　　　
　　　　上海英、华、芳、明　　　　
　　　　辽宁玉、桂、英、华　　　　
　　　　陕西英、芳、秀、玉　　　　
　　　　四川华、秀、英、明　　　　
　　　　广东亚、英、华、明　　　　
　　　　福建丽、秀、华、明　　　　
　　　　新中国之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六个字是：英、秀、玉、珍、华、兰，而1949年到“文革”则是：华、英、玉、明、秀、国。“文革”中是：红、华、军、文、英、明，“文革”后却成了：华、丽、春、小、燕、红。从人名用字的变化，完全可以看出社会的变革及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唐朝人不敢吃鲤鱼——谈避讳姓道名MINGSHUxingdao说　　　　
　　　　唐朝人不敢吃鲤鱼——谈避讳大鲤鱼，多么诱人的美味，可是唐朝人愣是不敢吃。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上有这些记载：唐朝法律规定，鲤鱼不能叫鲤鱼，不许吃，捕获后必须放回水中；出售鲤鱼者要挨60板子。这真是怪事一桩。　　　　
　　　　原来是因为唐朝皇帝姓李，“鲤”与“李”同音，吃“鲤”等于吃“李”，当然吃不得。这叫犯了讳。　　　　
　　　　欧美国家将以人名做其他事物的称谓当做一种荣耀，而中国古代却反其道而行之，有一种不许提某些人姓名的避讳制度。　　　　
　　　　避讳，虽然不算是我国的“特产”，但是中国封建专制使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所谓避讳就是，臣民不能直呼也不能写皇帝和官吏的名字，后人也不能直写长辈的名字，尤其是皇帝的名字，更是谁也碰不得。谁违反了这个制度，就是犯下了大不敬的罪，是属于“十恶不赦”之一，重者要杀头问斩。帝王、官长、先辈的名字不能用，这叫做避嫌名。如果要是遇到这些字了，必须改用别的字，或者用同义词代替，或者减少笔画。例如，隋文帝杨坚，他爹叫杨忠，隋朝不但避讳“忠”字，因“中”与“忠”同音，也得避讳。凡“中”皆改为“内”，中书省改为内史，中牟县改为内牟县。唐朝开国皇帝是李渊，遇到“渊”字要改用“泉”、“深”等同义词代替；清朝雍正皇帝名叫“胤”，江苏省有个仪真县，就改名为仪征县。　　　　
　　　　避讳制度，大约是从西周开始的，秦始皇的父亲名叫子楚，秦国人就把楚国叫做荆国。“正”与秦始皇嬴政的“政”同音，为了避讳，始皇下令全国，把“正”念成“正（ｚｈēｎｇ）月”，不读“正（ｚｈèｎｇ）月”，从此一直把正月念成“正（ｚｈēｎｇ）月”。楚霸王项羽名籍，籍姓只好改为席；汉宣帝名询，“荀”、“询”同音，荀姓只得姓孙，连他们的先人荀卿也被冠以孙卿。　　　　
　　　　汉朝是避讳制度大兴时期。汉高祖刘邦时，改“邦”为“国”，《论语》中有“何必去父母之邦”，变成了“何必去父母之国”。汉文帝叫刘恒，春秋时齐国有个田恒，这会儿改写成了“田常”；北岳恒山，在《史记》中称为“常山”；奔月的嫦娥，本来叫娥，因“”与“恒”同音，才变成了“嫦娥”。因为西汉元帝叫刘，姓的改成姓盛。现在山东省有个寿张县，这个县本来叫寿良县，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叔叔叫刘良，为了避讳“良”字，改成了“寿张”。山东省有名的微山湖，得名于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微子启是有名的贤臣，因为汉景帝叫刘启，微子启只好叫微子开了。东汉以前没有姓严的，只有姓庄的。到了东汉明帝时，因明帝叫刘庄，庄不能姓了，改成严姓了。到了三国时，有的严姓又恢复了姓庄，有的继续姓严，结果出现庄、严两姓。“庄”、“严”同义，庄、严两家也是一脉相承。　　　　
　　　　晋武帝司马炎取代曹魏当了皇帝，追尊他的伯父司马师为晋景帝，令天下避“师”字之讳，姓师的倒了霉，只好减笔画改为“帅”。后来帅姓有的恢复了师姓，有的沿用帅姓，成了师、帅两家。汉安帝的父亲叫刘庆，姓庆的为了避讳，如法炮制，找个同义词“贺”，改成姓贺，庆、贺本来也是一家子。为了避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讳，将昭阳县改为邵阳县。王嫱，字昭君，就是《昭君出塞》中的王昭君，改为明君、明妃。古城南京三国时叫建邺，为了避晋愍帝司马邺的讳，才改成建康的。　　　　
　　　　唐朝，不但不能吃鲤鱼，还不能提“虎”字。江南人有一种大便器叫马子、马桶，其实这种东西古已有之，汉朝人叫“虎子”。到了唐朝不行了，避“虎”字，没办法，改为“马子”。都怨唐太祖的爹叫李虎。　　　　
　　　　武则天当上女皇帝，造出十几个怪字，她给自己起个名叫“”（读ｚｈàｏ，照），这个“”就是她造出来的。为了避她的名讳“诏书”改称为“制书”。　　　　
　　　　唐以后是五代十国，北方是五个暂短的小王朝，南方是十个割据的小国。短则短矣，小则小矣，避讳却是必不可少的。　　　　
　　　　王审知在福建建立个闽国，“沈”与“审”同音，福建的沈姓为了避王审知的名讳，而改姓尤。　　　　
　　　　西楚霸王项羽的叔叔项伯，身在楚营心在汉，替刘邦办了不少事，刘邦当上了皇帝，不忘他的功劳，赐他姓刘。五代时他的后代子孙，因“刘”、“”同音，为避吴越王钱的名讳，去掉“刘”的卯头刀旁，改姓为金。　　　　
　　　　那时候，对违反避讳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唐律疏议》规定，故意直呼皇帝名字的就是犯了“大不敬”罪，算是不赦的“十恶”之条，哪怕是无意也决不宽大。避讳制度在宋朝达到了极点，玄、朗、敬、镜、弘、殷、匡、胤、义、祯、通等字全要回避，而且国家有明确的规定，违者处以重刑。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和尚，因此连“僧”字也避；他又是被称为贼的起义军首领，连“贼”字也避。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写了“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本是给皇上打溜须，没想到，朱元璋勃然大怒：“生者僧也，以为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也，则字音近于贼也，罪坐不敬。”这么的，学府教授的头不与身体相连了。　　　　
　　　　北宋有个大臣，叫文彦博，祖上本来姓敬，他的曾祖父在后晋做官，后晋高祖是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瑭，“敬”字犯了讳。当时有规定“为了避讳，敬字得拆开，一分为二。凡是姓敬的，要么改姓文，要么姓苟。文彦博的曾祖父姓了文。可没多久，后晋为后汉所灭，上来的皇帝叫刘知远，姓敬的不存在避讳问题了，又都恢复敬姓。可过了十多年工夫，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赵匡胤的爷爷名叫“敬”，这样姓敬的又犯了讳，只好再次姓文。　　　　
　　　　无独有偶，勾姓有好几千年了，到了赵构当皇帝时，因当时“勾”与“构”同音，为了避赵构的名，有的改姓钩，有的改姓苟。　　　　
　　　　


第一部分封建礼教走上极端

　　　　宋朝，封建礼教走上极端，开始避孔子讳。凡遇“孔丘”，就读“某某”，单遇“丘”，则读成“区（ōｕ欧）”或“休”。　　　　
　　　　元朝皇帝是蒙古人，不大讲这套，元代避讳不严格。　　　　
　　　　明代的“十三陵”原来选在一个叫屠家营的地方，永乐帝大怒，皇帝姓朱，猪进了屠家，那还得了，这叫犯了地讳。后来，足足用了两年，才选好了“十三陵”的位置。正德皇帝朱厚照干得更绝：不许百姓养猪。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乙卯，上至仪真。时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存产者，竟投诸水。是岁，仪真丁祀，有司以羊代之。”朱厚照禁止养猪理由有二：第一，“猪”与皇帝同姓，要避讳；第二，朱厚照生于辛亥年，属猪。这一弄，株连到猪，全国的猪差点儿绝种。第二年清明祭祖，一时竟找不到猪。以后由于大臣们婉言劝谏，朱厚照也自觉过分，才废除这道叫人哭笑不得的禁令。　　　　
　　　　满清进关以后，也学起了避讳来。康熙皇帝叫玄烨，凡是“玄”字都要改为“元”，“烨”字改为“煜”。玄鸟成了元鸟，玄黄成了元黄，玄孙成了元孙。到了雍正、乾隆，变本加厉，因而构成的文字狱例子很多。为了避孔子名讳，雍正时明确规定“凡系地名，改丘为邱”。从此才有了个“邱”字。　　　　
　　　　吴三桂在云南称帝没几天，就搞出了一套避讳制度。“三”改为“叁”，“桂”改为“贵”。桂林改成了“建林”，桂阳改成了南平州，桂东改成了义昌县。离他的地盘很远的襄阳，也因他爹叫吴襄，而改成了汉南府。　　　　
　　　　乾隆时，江西举人王锡侯编《字贯》一书。巡抚海成发现书中竟直书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字，心中窃喜，赶紧上告皇上，想弄个检举有功。没想到，乾隆不仅下令斩了王锡侯及其子孙，连海成巡抚也以未能明言《字贯》凡例中的“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之罪，革职查办，最后判了斩刑缓期执行。这事连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江西布政史、按察史等也受了株连。　　　　
　　　　农民起义建立的太平天国，竟然也讲起了避讳，而且既繁琐又严格。为避上帝称号，上海改为尚海；为避北王韦昌辉的名讳，武昌改成了武（读ｑｉāｎｇ）。　　　　
　　　　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也把避讳制度坚持到了最后，而且影响到了外国人。东京的一位名叫师广信子的针灸师，看了《末代皇帝》后，将一份书帖向报社公开。这份书帖上写着“广濑义忠第三女，赐名信子。宣统御笔”。上面还盖着皇帝的大印。这是一份命名书，是1931年溥仪写给师广信子的，当时师广信子叫广濑宣子。宣子的父亲是日本驻天津商社的职员，溥仪向他学打高尔夫球。溥仪感到宣子的名字与他的宣统相讳，就给她改名为“信子”，并写了这份命名书。广濑信子结婚后，依日本习惯改从夫姓，变成了师广信子。　　　　
　　　　以上所举的是“避君讳”的例子。封建地方长官，在自己统治的范围内，也大施淫威，不许冒犯自己的名字。　　　　
　　　　有句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的是，古时候有个叫王登的州官，他规定谁要冒犯了他的名字，就要受刑罚，遭鞭打。因为王登的“登”与“灯”同音，谁也不敢说“灯”，只好把灯叫做火。元宵节到了，官府贴出告示：“本州依例，放火三天”。百姓看了说：“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在有些文人中，还讲究避家讳。　　　　
　　　　宋朝有个叫徐秋的人，因为父亲名“石”，他终身不用石器，出门不走石路，要人背着他过石桥。　　　　
　　　　杜甫的母亲名叫海棠，因此杜甫的诗中不写海棠。　　　　
　　　　苏轼的祖父名叫序。苏轼为别人的文章作序时，从来不写“序”，而把序叫成叙。苏轼的父亲苏洵则把“序”写成“引”。在苏洵的文章里竟找不到一个“序”字。《淮南子》的编者刘安的父亲叫刘长，《淮南子》中的“长”都写成“修”。　　　　
　　　　有个叫钱良臣的州官，教儿子读《孟子》。儿子读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这句话时，怕读出“良臣”二字，犯了父亲的名讳，挨板子打，读成“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气得老子死去活来。某君父名阿谷。一天，读《四书》，遇上“旧谷既没，新谷已登”一句，无可奈何，只得高声诵曰：“旧爹既没，新爹已登”。　　　　
　　　　五代时冯道的学生读《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之句，因为要避冯道的讳，念成“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唐朝诗人李贺，父亲名晋肃，“晋”与“进”同音应当避讳。有人说他不应参加进士考试，为此韩愈写了一篇《讳辩》，批驳这种谬论。可是才子李贺竟终生未中进士。　　　　
　　　　避讳制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疽痈，给当时人们造成很大的不便，而且给中国文化造成极大的混乱，时至今日我们还深受其害。　　　　
　　　　因为多数避讳用字，同是一本书，印刷时间不同，用字也不一样。这本书避这个字，重印后又改成那个字，读起来非常困难。让人摸不着头脑。　　　　
　　　　“昏”字，本来上边是“民”，下边是“日”，为了避李世民的“民”字，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有个成语“皮里阳秋”，从字面看，真不知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成语原来是“皮里春秋”。《春秋》是古代有名的历史书。皮里春秋意思是：肚皮里有本《春秋》，比喻表面不作评论，可是内心自有褒贬。到了晋朝出的书变成皮里阳秋，就因为皇帝的一个老婆名叫什么春。　　　　
　　　　五岳之中的北岳恒山，到汉文帝时叫常山，南北朝时又叫恒山，唐玄宗时又改成常山，唐肃宗又改成恒山。七改八改，使人莫衷一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原本叫启蛰，是避汉景帝刘启讳而改称的；野鸡本叫雉，汉高祖吕后取雉为名，于是才有野鸡一说。　　　　
　　　　为了让人们弄清复杂的避讳用字，著名史学家陈垣写了一本书，叫《史讳举例》，书中详细列举各朝各代避讳用字，想读古书的真得先看看这本书。　　　　
　　　　为什么会出现避讳这种制度呢？　　　　
　　　　《封神演义》中有一个张桂芳，他与别人交战时，必要来将先通报名字，动手的时候，大叫一声：“×××还不下马，更待何时！”对面那位就会啪地一下跌下马来。这个故事反映了，在古代由于人类对自然界认识能力低下，认为名字与人体或灵魂有神秘不可测的联系，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