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修炼-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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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是读MPA的中国学生中第一个来自非政府部门的——零点调查公司。初到哈佛，读MPA或MPP（公共政策硕士）的中国小同学最常问我的两个问题是：“你干嘛读MPA？”和“我们读MPA有什么用，干嘛不读MBA？”
部分哈佛同学合影
也许我是最适合读MPA的人之一了。1992年我离开国家司法部，创办零点调查，我当时的基本理念就是，中国的市场将是长久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的市场，而中国的社会资源需要更多地使用市场目光去考量。在前者，我认为只有充分理解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与公共环境，才能理解中国的市场，因此中国特色的市场研究必须充分地嵌入社会研究；在后者，我认为即使政府制定政策，其原理也应日渐趋近商业模式——充分考虑政策消费者或曰民众的感受与需要，争取获得公众的高满意度。因此，零点历久以来追求的市场细分特征非常明确——市场与社会文化的组合研究；而带给客户的管理理念也非常明确——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的协调策略。
中国学生，有意返回中国工作即使有意从事企业管理，MPA仍然比MBA好。一则MPA少，是稀缺资源；二则MBA更重组织架构、行为模式、资源整合的规范化，但在中国，组织变革应与公共环境的进化相配合，在这个意义上，MPA更适合作为领导MBA的组织领导人。没有MPA的学生不爱听我这种判断的，也很少有MBA爱听这样的判断的，但是中国的组织领导人即便是私营企业领导人，要求有很强的政策性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哈佛的MPA有很强的MBA性，因为肯尼迪学院（KSG）允许与鼓励学生通修哈佛商学院（HBS）的课，而且许多KSG的课程本身就是由HBS的教授教的。
但是如果没有梅森（Mason）项目，我的哈佛梦也许就永世难圆了。梅森项目是一个面向发展中国家公共领域人士的MPA学位项目，要求的入选资格是工作8～9年，在所在领域有卓越成就，托福已过600分——这差不多是哈佛惟一一个只要求托福分数的学位项目。我的哈佛梦由来已久，早在1990年就曾计划报考哈佛法学院，也是为英语这一关吓退。1999年3月，梅森的面试人卡罗尔（Carol）女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听说梅森，第一次听说MPA；第一次听说还有一个可以资助我全额奖学金的香港新世界公司。面试对我来说很轻松，我介绍了我正在领导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社区管理改革项目，我的构想及我们的成果，可能这是在中国第一个具规模的社区行动研究项目，卡罗尔听了很高兴。我在《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朋友李淑珊后来告诉我，卡罗尔告诉她，“袁简直就是天分的MPA”。我当然很爱听这种带点恭维的洋人的马屁话。不争气的是，我的托福一考570分，再考567分（要知道在KSG有那么好几位TOTEL、GRE、GMAT满分的野兽级的中国小MPP学生呢），比我平时自测分数还低。那段时间，周一、三、五傍晚我就去新东方上课，但不幸的是我只接受了一半的新东方考试规则，另一方面我顽强地坚持英语学习的其他固有收获：语感、逻辑等等，这大概是我不能得高分的主因吧。这一次，KSG依然格外开恩，由一名语言专家电话测试我半小时，请两名我的美国教授推荐人书面确认我的英语学习能力（可以达到听课和做作业的水平）没有问题就算过关了。坦率地说，直到后来做作业时，仍然偶有教授忍不住在我的作业上写下“我希望你知道我不是来批改你的英语的”，“我可不可以请你重新把用词和语法再Review”这样的批语。开始很伤心，后来也就习惯了。
梅森好啊，只要一年，要两三年耽误我的生意就大了。那一阵老盼中国暂时不加入WTO，虽然加入的风声很紧，在我的祈祷之下（千万别当真！），中国果然是在我毕业回国后才加入WTO的。其实我是1999年被录取的，之所以没有成行，就是因为放不下公司的那点生意，到了第二年调理得差不多了才上的路。还有梅森里面的老同志多，我35岁就算年轻的了，有青春感，同时也可受益于这帮已然在各国江湖上扬名立万的人物。对梅森的要求也是比较适宜我们生存的，因为我们的课几乎全部是选修课，基本上可以由着我们的爱好来选。虽然我们的学习压力很大，我差不多天天晚上作业做到两三点，但是心里踏实——有收获，也知道教授真的不会太为难我们这些老同志。用香港政务司司长、老梅森毕业生曾荫权的话说，“在这里考试得A很难，但要毕不了业更难”！
就这样，我连滚带爬地进了哈佛成了哈佛的学生，又连滚带爬地出了哈佛，成了哈佛的毕业生，而且是中国人不太熟悉的MPA毕业生。
（作者袁岳）
一 过关斩将：我的哈佛路半年考了三次托福
在我多年记者的生涯中，总是本着迎接挑战的精神，尝试在同业竞争中出类拔萃。对于外交记者而言，专访友邦总统，应该算是工作成绩单上的Ａ＋。因此，我悄悄立下目标、默默进行。
我透过各种想得到的管道，我找上了巴拿马驻台湾“大使”孟道撒，没想到他大力帮忙，促成我能专访巴雅达雷斯总统。专访完巴雅达雷斯总统，我和孟道撒成了莫逆之交，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哈佛人。
孟道撒是我所知全世界最骄傲的人。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都曾任巴拿马总统，而他自己在巴拿马则是很成功的职业律师。哈佛法律学位证明他有过人一等的头脑，再加上他的家庭背景高人一等，连他自己都承认，骄傲使他不容易交到朋友。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很微妙，我这位高傲的“大使”朋友却和我相当投缘。我们在台北几乎每星期固定在西华饭店二楼的法国餐厅用餐聊天。他告诉我圈中的趣事，而我则对他大吐工作上的苦水。我们的结论是，我要离开这个不愉快的环境，而方法就是进哈佛。
申请哈佛需要三封推荐信，据说这是申请条件中最关键的一项。哈佛是个有门户之见的学术机构，如果有哈佛校友的力荐，绝对是一大助力。而孟道撒“大使”自然大方允诺为我推荐。
其实，我对于申请入学并没有信心。我的大学成绩平平，托福考试必须花时间准备；但是长时间的工作令我没有时间去补习托福。我买了十数组模拟考题，利用工作中难得的休假日做试题。在学业上，我相信熟能生巧，勤能补拙。
我曾经怀疑自己的能力，我问孟道撒“大使”：“就算我被哈佛录取了，我能念毕业吗？”
我对哈佛充满了憧憬与崇拜，对自己却充满疑虑。
孟道撒沉默半晌，空气中有十数秒的静默。
“可以的，因为你够坚持！”
申请哈佛的过程，的确需要一股持久的力量支撑。
我首先需要完成托福测验，才有余力进行其它项目。哈佛规定托福最少要有600分的成绩才能申请。我当年去加州念第一个硕士学位时，考的托福成绩早就过了时效，势必要重考。英文程度测验对我其实并不困难，只是担心在忙碌的工作中，是否还有余力抽空准备。我真希望能免去这道烦人的手续，于是算好时差，在台北时间半夜两点钟打电话到哈佛肯尼迪学院询问，接电话的是院长助理。
“我是黄宝慧，从台北打来。我想申请肯尼迪学院公共行政研究课程的入学许可。我已经有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的硕士学位，是否可以免去托福考试的成绩？”
“黄小姐，这个问题，我得询问入学评审委员会，现在无法回复你。”
至少还有希望，我算准了时间，隔天深夜再拨了通电话。
“很抱歉，黄小姐，按照规定，凡是非英语系国家的申请者，都必须考托福。”
“可是，我已经有一个美国大学研究所的硕士学位，难道这还不能证明我的英文能力？”
“很抱歉，根据入学申请规定，你还是必须有托福考试成绩。”
好了，这下我知道不能心存侥幸，非得花时间及心力准备了。
有很多情况事与愿违，因为人很难克服自己的惰性，总有借口允许自己因循怠惰。日子一天天过去，原本计划要完成的模拟测验，从来也没追上自己订的进度，眼看8月7日就有一次托福考试。应考前一天竟然还满心不在乎拖到三更半夜才就寝，隔天应试时头痛得力不从心。最可怕的是，这次考试还包括英文作文，我居然事先毫不知情，真混！头昏脑胀地考完试，发觉自己已经在台大考区拥挤的教室中坐了四个多钟头。真是一场智力、体力、意志力的大考验。
托福成绩要等两个月才有结果。等待是痛苦的，尤其是苦等之后得到的消息并不尽如人意。
我心跳加速，颤抖着拆开挂号寄来的托福成绩单，597分。天啊，差3分就可以过600分门槛了！真是又恼又恨，就差那3分，我还得再来一次！朋友一面安慰，一面又忍不住教训我：“你看，你毫无准备就能考597分，其实已经和600分没有差别，学校才不会为这区区3分而拒绝你。”
“不过你也真该定下心来，看看你，没有一刻静下来准备，这是给你的一次教训。”
教训就是再重新经历一次考试的磨难。我开始利用工作之余，按进度做仿真试题，休假日也休想玩耍，乖乖去补习班参加模拟考，感受一下现场气氛；当然，也焦虑、心虚地企盼哈佛不要为这3分拒绝我。
10月份的考试到来，这次我已较规律地按照进度执行“应考计划”，心里也较为踏实。
人算不如天算，考题比上次还难，真没想到，以我的英文程度竟然有四、五题阅读测验没做完，必须用猜的。走出考场时天色已暗，在台大校园的万头攒动中，挫败感使我禁不住哭了起来。或许有人觉得好笑，年过30还会为考试不如意而哭泣，不过对我来说，英文是我一直自认能够掌握的科目，没想到竟然会做不完考题！看来这次600分无望了，难道我的哈佛梦就此破碎？想着想着，回到家忍不住嚎啕大哭。
冷静了一天，我再度重燃斗志，决定用第一次考的597分托福成绩申请哈佛入学许可，并且注明2000年1月还有一次考试机会。这次的考试成绩将直接寄往哈佛的入学评审委员会，以赶上评审截止日期。
我如此要求学校，同时也要求自己，因为我没有退路了，明年1月的考试，无论成绩好坏都会寄给哈佛，成为决定我是否录取的关键，我只好孤注一掷。
过河卒子，只能向前。
2000年1月，我跨过了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托福门槛。
（作者黄宝慧）
二 极限生存：我的哈佛学习生活之一到美国的第一个夜晚：在机场的椅子
在飞机上，邻座是一位热情的美国老太太，她问我去哪里，我说到哈佛上学。她是波士顿人，就滔滔不绝的介绍起这所学校。快到的时候，她指着下面的一条河流，说这就是查尔斯河，哈佛的母亲河。我看着被夕阳映照着的波光粼粼的河水，思绪仿佛已经随着它流进了校园。可一下飞机，麻烦就来了，我的行李有一个找不到了。服务员告诉我可能在下一个航班里，需要等两个多小时。当时已经晚上8点了，没办法、也只能等了。可是下一个航班也没有（最后也没有找到），已经11点多了。
初到美国
我想还是先到学校再说，只好推着剩下的一个行李出了机场，叫了一辆出租车，谁知道当我把地址给司机后，他竟然不知道那个地方，原来哈佛法学院给我的地址只是我的宿舍楼名字，忘记写了街道名。
这时，我的脑袋真有点儿晕了，毕竟飞了20个小时，行李丢了不说，现在连要去哪儿都不知道了。无奈又推着行李回到了机场大厅，赶紧检查带的材料里有没有宿舍楼的街道名，结果一无所获。最后，我拨通了哈佛警察局的电话，在电话的另一头听到了美国警匪片里常常出现的台词，“这里是哈佛警察局，您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吗？”我说明了情况，告诉了楼名，过了一会儿，警官终于查到了地址。
折腾完这件事，已经半夜了。本来哈佛法学院通知我到院里取钥匙，可现在早就下班了。我想干脆就在机场忍一晚上吧。坐到椅子上，到美国的兴奋感一点儿也没有了，大厅里空无一人，初秋的夜凉风阵阵，我从箱子里取出棉衣，和衣躺下去，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油然而生。就这样，自己在美国的第一个夜晚就是在机场的椅子上过的，打的第一个电话居然是打给警察局的。
次日一早，我坐上一辆出租车，直奔哈佛。车行半个小时，在一片淡黄色的楼区前停了下来（终于到了哈佛法学院宿舍）。我总算来到了哈佛。
（作者 王忠晶）
二 极限生存：我的哈佛学习生活之一GSAS食宿的好处
拿到哈佛录取通知书后最烦心的一件事就是到哈佛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因为宿舍申请表是和录取通知书一起到的，必须在去美国前就确定住什么地方并交相应的申请费，但问题是没有去过哈佛的人也不知道哪个宿舍区好、哪个宿舍区不好，虽然学校也给了一些住房的相关信息。要考虑宿舍的远近、还要考虑价格问题，包括能不能做饭、卫生设施如何、是否和别人share等一系列问题。看得我实在是不知道选什么地方好，于是咨询一些曾经在哈佛上过学的朋友。他们说GSAS（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文理研究生院）的宿舍还不错，因为在那里有来自各个系的同学，可以交更多的朋友，但那里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共享的，不太方便，特别是对喜欢做中国饭的中国学生来说做起饭来不太方便。住在GSAS的宿舍最好在研究生的食堂——Dudley House吃饭，但在那里每餐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