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修炼-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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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哈佛的第一天，我就去校园熟悉环境了。看到身边匆匆而过的长者，我就觉得他或许是个世界著名的教授；看到年轻的学生，我就觉得他大概有一天会是另一个比尔·盖茨，或是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或是哪个国家未来的总统什么的——那种感觉真是奇妙！哈佛有360多年的历史，曾经出过6位美国总统、31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无数政界、商界名流。如果你去哈佛，不管是去学习还是去参观游览，我建议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哈佛广场旁的Holyoke中心一层的哈佛信息中心（Harvard info center）。在那里可以看介绍哈佛的录像（免费的），买介绍哈佛的小册子（既权威又便宜、比书店便宜多了，如果有哈佛的ID还可以打折，此外还有中文版），然后还可以参加从那里出发的免费导游团（Free student…led tours）。在参观哈佛园（Harvard Yard）的时候，导游不仅向你介绍哈佛的历史、建筑和名人，还会告诉你哪个名人曾住在哪个楼，比如比尔·盖茨，以及一些关于哈佛的传言，比如哈佛塑像的3个传闻和哈佛楼的故事。
在哈佛所有的院系里，肯尼迪学院由于和政界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而又显得格外特别。一是肯尼迪学院的名人讲座最能吸引人，哈佛各院系的人都跑过来听，人多的时候还要限票，重要人物的讲座总是戒备森严，比如有一次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来。二是肯尼迪学院每年春天都会组织学生去华盛顿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找工作，学生们在白宫、国会、世界银行等都能见到级别很高的人，并受到特别的礼遇。三是肯尼迪学院把政界名流变成普通的人，又把普通的人造就成领袖式的人物，因此肯尼迪学院又以领袖的摇篮著称。
肯尼迪学院的名人实在是太多了，甚至与某个国家的前总统说话聊天交朋友都变成了稀松平常的事，名流们也因此变得普通了，但与这些成功人士的近距离接触，有意和无意之间就开拓了学生们的眼界、提高了他们的素养，正是中国古人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比如说和我们一起上课的有一位厄瓜多尔的前总统，他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很感兴趣，上课的时候也会像普通同学一样回答问题，他还和我们中国同学聊天，告诉我们他当总统时访问中国的经历以及与江泽民主席的会面。他还出席了我一个中国同学的婚礼，并出任父亲的角色，当婚礼进行曲响起的时候，他把美丽的中国新娘带入教堂。
此外，到肯尼迪学院做讲演的名人就更多了，仅我在学校的那一年，亚洲的政要们就来过不少，比如说那年我们和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共进过早餐，和香港现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一起吃过午饭，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喝过下午茶，和泰国中央银行的行长共进晚宴……台湾前“行政院院长”唐飞还请过我们大陆来的同学在学校对面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共同讨论一些两岸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我想他肯定没有想到大陆来的同学思想会那么活跃并对他那么友好，我们也没想到他那么儒雅和睿智。
对于亚洲的名人我还算清楚，但对美国或欧洲的政要们我就不知道谁是谁了，现在想起一些事觉得很可笑。记得2001年3月份，我随学校的团去华盛顿，在国会山一个人给我们介绍美国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以及如何在那里找工作，由于我不是美国人也不想在国会找工作，所以听得我直犯困，于是睡眼朦胧地问我身边的一个同学那个讲话的人是谁，怎么总也讲不完。我那个同学那种吃惊的语气和表情令我终身难忘：“你不知道他是谁？他是肯尼迪总统的弟弟、麻省的参议员Edward Kennedy！”天哪！于是我仔细地看他和肯尼迪总统哪点儿像、哪儿点不像，并想起了他种种传闻。
当然我也不是特别孤陋寡闻，对于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我还是知道的，2001年他们到KSG演讲，但那时我刚刚毕业，没能亲眼目睹他们的风采，十分遗憾，据说当时的情景非常热烈。不过我在KSG的时候正赶上2000年美国大选，很热闹，KSG有大屏幕直播，还有免费的啤酒、比萨饼、爆米花什么的，就像过节一样。因为这是美国最重大的事情。KSG凭借和美国政界的独特关系，还请了很多美国政界的著名人物和资深专家到KSG做现场分析和结果预测。在哈佛由于民主党人居多，大家都为戈尔没有选上不胜惋惜，那次大选中的选票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民主与政治制度的深刻反思。
和香港现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中）
在哈佛教师俱乐部
（作者 金玫）
四 风云际会：我的哈佛师友参加静坐示威的助教伊桑
我透过窗户看见了伊桑，警察却不让我靠近窗户。“我可以和他说话吗？”我问。“当然，”警察说，“但是你得站在台阶下面。”我还是站在了台阶上面，就站在警察的面前。“伊桑！伊桑！”我大声地喊。因为离窗户还有几米，我喊了好几声他才听见。他一时没有认出我来，大概是因为我在夜色之中。虽然我只是他当助教的一门课的学生，但是他认识我，上次在一家餐馆还和我打过招呼。
他把头探出了窗外。我挥挥手：“你好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警察见我已经和他联系上，不再对我宽容，一定要我退到台阶下面去。伊桑让我转到楼的另一边去。警察沿着窗户拉了一根“警戒线”。我沿着这条线转过楼角，到了另一扇窗户前。这里离得近一些，不过窗户那儿已经有人在讲话，伊桑只能跟人“分享”一扇窗户。我问：“伊桑，为什么不能让市场来决定价格？”我问的价格指的是哈佛员工的工资。哈佛部分员工（主要是清洁工等临时工）的小时工资为6。50美元，而且没有医疗保障等福利，一些清洁工为了多挣点钱不得不打两份工，白天在麻省理工学院，晚上在哈佛。两年以前，哈佛部分学生发起了“生存工资”运动，要求把最低工资线设为每小时10美元。两年来，他们多次和校方谈判，学校表示无意改变现状。“绝望”的“生存工资”活动家们于4月18日下午进入学校办公楼“马萨诸塞会堂”开始无限期静坐。
那天下午我正好从那里过。看见他们先在外面游行，喊口号：“嘿嘿，吼吼，贫困工资赶快走！”有人递给我一份传单，问：“你愿意参加静坐吗？”我摇头。世界银行对穷人的定义是每天生活费在1美元以下，我们这个专业的使命是解决这个问题。每小时6。5美元？对于真正的贫困来说是天上的馅饼。
学校第二天发表声明，表示无意重新讨论此问题。哈佛警察封锁了该楼，不再允许学生进入，食品可以送进去。楼外的草坪上架起了帐篷，有人要和楼内的静坐者同患难。肯尼迪学院学生政府主席李尼也在静坐者之列，她发出电子邮件呼吁大家声援。
不过，我不知道伊桑也在里面，直到今天（4月21日）收到他的电子邮件。他说为了履行义务，4月23日他将出来上复习课（他说另外有个助教，隔着窗户上了一堂复习课！）。伊桑是《高级微观经济政策分析》的助教，去上他的复习课的人，有时比去上教授的正课的人还多！教授是从塔夫茨大学来的访问教授，也许是个出色的学者，却是一个糟糕的老师，有同学说是越听越糊涂。伊桑是个博士生（我一直以为他是肯尼迪学院的博士生，刚刚才发现他不在我们学院的名单上，那大概是经济系的博士生，不过他的导师似乎是我们系主任），大家都很喜欢他。一是他认真负责，每周讲两次复习课（别人都讲一次）。二是他水平高，讲得清楚。事实上，他是我碰到的水平最高的博士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著名经济学家费舍尔今年年初在美国经济学会做了一个关于汇率机制的报告，参考书目里列有第一作者为伊桑的一篇论文（第二作者是我们系主任）。既然他是《高级微观经济政策分析》的助教，我于是决定去看看他（他们已经在里面“坐”了3天了），同时请教一个微观经济政策问题：为什么不让市场自己决定价格？虽然这不是这个学期的主题（这个学期主要讲博奕论和一般均衡）。伊桑从他享有一半空间的狭小的窗户里探出头来，不时地调整着姿势，显然是极不舒服，同时向我讲解一个著名经济学家构筑的最低工资模型。我和他隔着2米的距离，周围还有别的人在说话，哪里听得清这个模型的关键。最后，我说：“伊桑，等你出来再讲吧，保重。”他说：“谢谢你来。”
我转身从一堆帐篷中穿过。新英格兰的春夜，有点凉。
（作者 刘澜）
四 风云际会：我的哈佛师友毫无功利的帮助他人——我的KSG同学们
服务社区，回报社会是我在KSG的同学中经常听到一句话。它似乎也是每一个KSG学生或多或少会修到的一门课，尽管这门“课”没有学分可拿。我们学生的电子信箱里经常收到各种学生组织和个人发起的倡议活动，给我印象较深的就有：组织学生到附近中学给有学习困难的学生补习功课，特别是刚到美国不久还不适应美国中小学教育体制的移民学生；为无家可归的穷人建造房屋；为穷人捐衣服；筹款给波士顿的穷孩子买感恩节礼物；圣诞夜去敬老院为孤寡老人唱圣歌等等。每次看到这样的活动倡议，我的心里就会涌动着某些感动，为组织者和参与者们传递出来的精神价值。
谁都知道，KSG的学习任务相当繁重，竞争也很激烈。KSG的学费昂贵，波士顿地区的物价指数在美国名列前茅，外加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时间机会成本，可以说，每个学生都付出了极高的时间和金钱的代价。除了少数可以得到全额奖学金或由所在机构全额支付费用的幸运者，大多数学生的经济负担较重，很多人还得向银行贷款，才能完成学业。但是，生活的负担并没有消减学生们服务社会的热情，许多学生依然很积极地组织和参与这些公益活动，为需要关爱和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不图回报，只求在服务社区和回报社会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怎能不令我感动？我也是尽己所能，积极响应。但是作为一个外国学生，我的能力实在太有限了。我既没本事辅导小移民适应美国校园学习环境（我自己每天都还在KSG挣扎呢！），又不会唱圣歌；既不会盖房子，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可以捐出去。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捐钱。可以自豪地说，只要是我们mid careerMPA专业同学倡议的任何一次捐钱活动，我都积极响应，尽管每次支票上开出的数额不大，但是它是我的一份心意。这份心意，一直保持到回国以后。
KSG很善于向自己的校友们“圈钱”，毕业之后，学生们还经常收到学校的各种捐款倡议信，我自然没有有求必应的财力。但是有一项认捐，让我不能拒绝，那就是KSG校友奖学金，这个基金每年资助1～2名成绩优异却无力支付学费的MPA学生。想想自己在KSG难忘的学习经历，我便毫不犹豫地又给学校签了一张支票，只为更多的学子圆一个KSG之梦，一个MPA之梦。
KSG学生们服务社区活动的受益人也可以是学生自己。我本人就曾经是受益者。作为英语不是母语的外国学生，我们在那里学习，语言上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另外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含义，更是很难理解和把握。阅读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句子，每个字都认识，可就是不明白它的意思。语言文化的障碍，时时困扰着我们这些外国学生。于是，MPA同学们就发起了一个语言文化互助辅导活动。由一个英语是母语的同学和一个英语非母语外国学生结对子，辅导他们英语及英美文化，同时外国学生向对方介绍一些本国的文化传统和风俗民情。很像中国过去搞的“一帮一，一对红”。
我的partner名叫Yana，来KSG读书之前曾是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8岁时跟随父母从前苏联移民美国，所以她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她主要报道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新闻事件。我和Yana通过电子邮件商定了每次见面的时间和每周见面的次数后，就开始工作了。Yana告诉我，她并不一定要从我这里学到什么，但她非常乐意帮助我。每次只管多多地问她问题就是了。于是，我备了一个小本子，把平时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不认得的和认得但吃不透意思的词汇都记下来（包括在商店看到的商品说明书，电视广告语和别人说话时听不懂的口语），让Yana给我解释。每次她都耐心热情地解答，不仅讲解字面意思，还给我解释字意背后的文化或历史典故。如果遇到她解答不了的，她会帮我查资料或去问别人，再把答案发到我的电子信箱里。很长一段时间；我和Yana一直保持着一种单纯而自然的交往。似乎对于她，辅导我学习英语是那么天经地义，自自然然的一件事，以至于我当时都没对她产生过任何感激之情。毕业时，我们甚至都没有特别和对方道个别。就这样自自然然地分别了。然而不同的是，今天在我回忆我的KSG生活时，我才发现，Yana原来在我的记忆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恰恰是她在帮助别人时表现的那种天经地义和毫无功利的态度，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自己的人生态度。
Dan是我的另一个美国同学，我们是在新生的聚餐会上认识的。从闲聊中我知道了他是明尼苏达州一个非盈利组织的创建人，该组织主要为在美国的菲律宾移民提供社会救助和支持。由于我们的职业经历和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看法颇为相似；加上我来自中国，他似乎对中国的很多事情也有兴趣，于是讲好，等学期开始后，一定找个机会一起吃顿饭，再好好聊一聊。但是，KSG忙碌的学习生活竟然会让我们的计划落空。因为我们几乎没选相同的课程，平时很少有碰面的机会。即使偶尔在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