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修炼-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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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一次被某种东西感动着。尽管是同学，我们可谓是素昧平生，只因着某种相通的社会价值理念，我又一次得到了KSG同学的无私帮助的承诺。这可能就是KSG的魅力所在！这也是KSG学生的精神特质。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我们，带着改造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怀着社会热情和政治理想，聚集在这里，学习理论，交流经验，开拓视野，增长才干，获取灵感和精神资源。重温和强化“服务社会和服务公众利益”的信念。在学校时，我的同学们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想挣钱，就应该到河对面去上学（哈佛商学院与肯尼迪学院中间隔着一条查尔斯河，KSG的学生们经常用“河对面”戏称哈佛商学院）。我们选择了KSG，便注定了我们的人生价值不会以金钱的数量来体现，而是在于推动我们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选择了KSG，也就注定了我们任重而道远。
肯尼迪学院的核心精神价值是：服务社会；服务公众利益。作为一个专门培养政治家，政府官员，公务员，社会活动家和积极分子的职业教育院校，她自然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这种职业信念。但是在KSG，“服务社会，服务公众利益”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也不是校方刻意灌输给学生的一句教条，它是通过KSG特有的人文环境和校园文化，潜移默化地渗入学生的心灵的。
我的KSG同学们
（作者 葛友俐）
五 一生受益：我的哈佛感悟领袖是可以塑造的
这是一个大人物辈出与大人物争相而来的地方。我的同学们在他们的段落里已经向大家介绍了他们所接触的不少大人物的场景。重要的是我们感到，在这里我们也好像是一个大人物一样地生活着。
在这一年有限的时间里，我在KSG、费正清中心、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中心、美国国务院、传统基金会等地做了10多场演讲，内容涉及中国人民生活质量、中美关系、在中国开展社会研究、中国的社会发展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我也在中美关系、信息化发展、组织管理、美国社会等多个方面为包括《中国新闻周刊》、《新民周刊》、《科技智囊》等多个媒体撰写专栏。
哈佛，到底给了我们什么？零点调查对于15岁以下的中国青少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在男孩中有15％的孩子梦想长大了当国家主席或总理；而实际的成长历程使他们得到教训：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普通人及普通人家的孩子无缘。13岁孩子的总理梦，到了31岁就成了笑话。而KSG是激发人的地方，它告诉你，大人物与小人物就在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遥不全是运气与缘份，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塑造。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2001年在KSGForum演讲时所说的那样，“到了75岁，我改变了自己的观念，我感到领袖是有天生的，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但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可以塑造的，在我这个年纪，我也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为受青少年喜欢的领导人”。
作者在哈佛校园
在我曾经收到的4～5份演讲邀请函上，我被称为“最有希望的未来领导者之一”，对我来说那只是一种激励，这种假设并不增加我的野心，却会加强我的责任感。KSG的奈伊院长清楚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KSG的使命是为全球培养最有价值的领导人。在哈佛的毕业典礼上，我们这些手拿“Made in China”地球仪模型的KSG毕业生，与手拿1美元的HBS毕业生，手拿书本的教育学院毕业生和手拿塑料鲨鱼模型的法学院毕业生相比，自豪感真的油然而生。美中不足的是，我们这一年拿的“Made in China”的地球仪上，不少国家名称的标示和其实际的地理位置多有错位。
这一年中，我们见过不少当红与过气政商名流，耳闻他们的教训，目睹他们的风采，不少同学都会以与他们合影留念为荣。但是真正给我本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前“行政院”院长唐飞先生，唐先生对于两岸中国人发展的理念、他本人对于两岸互动的观察以及他谦逊好学、宽厚随和之态颇得大家尊敬。
KSG的一年MPA学习足够长也足够短，于公共管理上，我不敢说知之太多，但确为我的职业理念形成了一个新的取向。班上有拉美同学已59岁了，仍在学习。我计划以后每5～6年进行一次国际进修，以保持自己的思想和知识能够不断地更新。而我乐观的性格及领域广泛的兴趣选择，进一步加强了我的这一愿望：在商业界，我将坚定不移地辅佐一些具战略远见的企业和企业家实现长远发展；在公共管理领域，我将坚定不移地为一些有远见的公共管理决策者提供具专业化的后台咨询服务。咨询是一门技术与工具，将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适度协调起来的咨询观，既合乎特定条件下公共管理家、工商管理家的需要，而且这需要的空间也够大，值得我为此工作一生。
（作者 袁岳）
五 一生受益：我的哈佛感悟永远没有答案
简而言之，即学到了一些，又没有。一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记得在我刚到美国时，曾发觉思维观念和理论知识是我想学的两大内容。一年时间里，作为理论知识确实是学到了一些，然而最重要的思维观念可能很难在一年中有质的变化。
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许多的不同，有人甚至说是背道而驰。我曾听过这样一个关于中美文化不同的解释。中国人自古居于四合院式的建筑，对外围墙高立，居室内却四世同堂而息。美国则不同，居于开放的HOUSE，对外没有围墙敞开四壁，对内则各有各居室，不分老幼，保持独立个性。这一点恰如中国古币，外圆而内方。
又如，中美两国行文格式之不同，同样体现了两国的文化差异。初到肯尼迪，有英文撰稿课。教授第一句话便是道歉，称肯尼迪有坏习惯，即自己的行文格式。任何行文，特别是纪要、报告等均采用开篇见题的形式。而反观中国的行文大多是与之相反。这里有文化的不同，当然也有效率观念的不同。
MPA是公共管理专业，因此管理是学习的重要内容。在以前的概念里，管理不是专业，或无法以科学来定义。然而，我此次的管理课程学下来，却觉得不完全是空泛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运用经济学、统计学、概率学、分析学等学科对管理进行定性分析。
2大量运用案例教学法，使教育有机地与实际结合起来。这一点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来，哈佛的教授其实不只是一介书生，他们的大多数都是具有实践工作经验的政府高级管理人员、非营利组织实务工作者以及商业巨子或是商业高手。比如说，肯尼迪学院的院长曾是当年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而新任哈佛的校长则是刚刚退下的克林顿的财政部长萨莫斯，而在此之前，他已是哈佛的鼎鼎有名的经济学教授了。这种又官又学的身份和经历，使他们在传授知识时紧紧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通过角色的互换，他们的理论又是与时俱进的。
3善于创造、归纳模式。这又是美国文化的不同之处，他们希望将任何事情都归纳出模式、制定出标准，使之得以规范并可复制。这一点正如麦当劳和我们的中式快餐之比。其实这些模式不一定是教授提出来的，也不一定人人认可，但却是人人都会提模式。只要你能自圆其说，甚至是一个错误的模式，可能给你个满分。
4永远没有答案，这也是与第三点紧密相关的。鼓励的是讨论与辩论，教授则永远不会给你一个说法。这一点，我想正是激发美国人无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原因。美国的教育方式是追求过程而非结果，因此，上课参与很重要，往往中国学生在这方面吃亏。但这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力求学习和改进的地方。
（作者 甘东宇）
五 一生受益：我的哈佛感悟实用、实效、灵活：美国的教学和管理
我在哈佛念了两年书，其间又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选修过一些课，担当过助教和助理研究员，对美国的教学和管理有了一些感受和体会。
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教学的实用性极强。无论上哪门课，美国授课的出发点都是能到社会上应用，要能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真正掌握实用的技能。例如在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应用广泛的统计学，美国的小学生在还没有完全掌握数学四则运算的时候，就开始了学习统计基础知识，试着去解决简单的问题。许多课程的考试形式也都是做真实的项目设计，检验学生的应用能力。
其次是美国的教学强调实效性。刚刚发生的事件往往都是最好的课堂案例，像美联储的连续降息、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上市公司的金融舞弊案等等。老师们对任何关联到自己教学内容的时事，反应都十分迅速，其教案不断更新充实，学生们学起来也是津津有味，兴趣盎然。
美国的教学管理方式灵活，给予了学生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一般一个专业除了要求必须完成的必修课以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未来职业的要求，选择大量的选修课。不仅可以跨系选、跨专业选，还可以跨院校选。例如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就有协议，两校学生可以互选课程，互相承认学分。哈佛的各学院之间还合作设置了一些双学位项目，为学生提供同时攻读不同专业的机会，哈佛还和其他大学也有此类的双学位项目。
最后，美国的教师队伍不仅有教学、研究背景的教授，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有着丰富的专业职业背景的客座教授和老师。教法律的以前是律师行的职业律师，教金融的以前是投资银行家，教环保的以前在政府环境部门任过重要职位，制订过一系列的环境政策等等。人力资源在学校、政府、私营部门之间流动频繁。布什上台后，肯尼迪学院有好几位老师被任命为大使、政府阁僚，而下台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几个部长又到学校去任教。这些老师的专业经验丰富，教学内容新鲜生动，具有权威性，且贴近实际生活，学生们能够学到比书本上多得多的知识。
（作者 王忠晶）
五 一生受益：我的哈佛感悟高等职业教育三大支柱
公共管理专业最早于上世纪30年代在哈佛公共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肯尼迪学院）首创，旨在为政府及其他公共服务部门培训高级专业管理人才。发展至今已在全美大多数院校中开设，成为与MBA和法学硕士并列的高等职业教育的三大支柱。
全球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课程虽各有不同，但其核心内涵却大同小异。例如在肯尼迪学院，有三大系列课程是必修的，分别是领导能力、政府与非营利管理以及政策分析能力。
近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有了新的趋势，即在传统的公共管理教育的基础上不断融合了商业管理的概念和理论。传统的公共管理硕士（MPA）与传统的工商管理硕士（MBA）越来越不可分。具体到课程设置上，公共管理学院增加了许多商业管理课程，如公司理财、财务与预算管理等等。同时，商学院也增加了政府管理和公民社会组织运作等非传统课程。不但如此，两院还有属于边缘领域的课程，如政府与企业关系、非营利与市场关系等。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公共管理硕士（MPA）与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发展必将在各自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走向趋同，而这也正符合社会三元化发展的方向，企业、政府、非营利趋向于合作伙伴关系。
另一方面，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引入市场概念在公共管理硕士（MPA）中不为鲜见，如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引入了商业管理中的三元发展概念，即事业目标、机构能力与外力支持的互动模式。
值得庆幸的是，当我回国之际听到了国内公共管理硕士（MPA）启动的消息，也看到了今年公共管理硕士（MPA）招考的火热场面，这无疑是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发展的一件幸事。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公共管理硕士（MPA）似乎有走偏之嫌。看看公共管理硕士（MPA）招生的广告和宣传，公共管理硕士（MPA）等于仕途之说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今年招考各大院校公共管理硕士（MPA）的考生绝大多数是政府工作人员或政府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而招考规定更是将政府工作人员的比例抬到80％以上。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处在于吸引大量优秀人才进入政府高级管理层，形成中国未来的职业化和精英化政府。弊端亦显而易见，阻碍了社会三大部门的均衡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尚无成形的非营利部门的情况下，可能使其发展遇到更多困难。
综观美国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就肯尼迪学院为例，生源除来自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外，还有不少来自于商业部门。而在政府与非营利机构的生源比例来看，比差不大。而且，很多学生是同时有三个部门工作的经历的。在本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