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风云-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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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可能，我们当面将话谈透，把心里的话全倒出来，真正做到心心相印，你是个君子，我信得过你。共商大计，奠定基础。今天的联想，无论是香港，还是北京，都处在非常紧要的关头，核心组能同心同德处理问题，尚难保证顺利过关，如果核心部分锣齐鼓不齐，结果很难设想。如果觉得恢复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难度，信不过我，不愿意讲透，那我们毕竟是10年的朋友，我们不必将矛盾公开化，我坚决退出核心组。
如果将矛盾公开化，实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对我来说，就更可悲了。因为我历来很想将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柳传志后来说自己的这封信“非常诚恳”，又说这是“最后通牒”。应当说，这两种说法全都没有错。他当时刚刚摆脱美尼尔症的侵扰，觉得自己的“思路很不清楚，信手写来很不冷静”。但是他相信自己的一个感觉不会有错，那就是“倪光南开始找茬儿了”，于是在心里决定，这封信将是自己最后一次推心置腹：“如果他回信，我们还有机会好好谈一谈；如果他不理我，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可是倪光南没有回信。他不再相信柳传志的诚意，认定那个人表面上句句感人肺腑，其实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如若不然，他留着那信的底稿又为了什么？
这样看来， 1994年春天在联想历史上的最令人悲伤之处，就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彼此失去了信任。很多人都会奇怪：柳传志能够那么宽容地对待给他带来极大麻烦的孙宏斌，倪光南在公司里也处处都是一副忠厚长者的形象，可是这两个人竟会为了一些小事如此剑拔弩张。这是因为那些人不能理解，信任乃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纽带，它包含着巨大的情感也包含着坚定的信念，一旦失去，任何一个细小的嫌隙都有可能变成难以逾越的鸿沟。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53节：一次战略抉择演变成个人纠纷（1）
杨元庆在北京发布“E系列”的那一天，倪光南来到上海，加紧追求他的新理想。
他的上海之行让公司的很多人兴奋不已。至少香港联想的吕谭平、吴礼益，还有副总裁张祖祥是这样的。他们与倪光南一起在上海待了三天，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的意向。
“设计中心”的目标是“集成电路”，也就是开发制造计算机的专用芯片。毫无疑问，它在计算机产业的“微笑曲线”上属于高端产品，所以倪光南一说起来就会两眼放光。好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这件事上倾注着自己的热情，想到仅仅依靠北京和香港的技术人员还不足以担此重任，所以指示香港联想至少再招聘15个研究人员，还试图在美国寻找芯片设计专家。这两件事情经数月努力进展不利，于是他便来到上海开辟新的舞台，果然三方一拍即合。
有证据表明，倪光南曾在4月23日的总裁室会议上将“上海计划”向柳传志和曾茂朝报告，当日的会议记录写有“柳传志等同志表示赞同”一句。但是也有证据表明，柳传志当时仍在权衡此事利弊，所以总裁室的会议并未形成决议。
从倪光南的立场上说，他急于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投入“集成电路”，是有理由的。当日“联想汉卡”的颓势已无可挽回，而微机事业部的诞生以及杨元庆的大权独揽，又决定了倪光南不能像在昔日主导“联想汉卡”那样来主导“联想微机”的未来。在公司最重要的产品中不能拥有一席之地，这和一个总工程师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相符。假如一个技术领袖不能在公司的技术方向上发挥主导作用，那么他的威望乃至在公司的地位都会发生动摇。但是我们更愿意以广大而积极的眼光来看待倪光南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举拆除贸易壁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呼声响彻四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放的进程反而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潮流。外国公司大举进入，让潜伏着的社会分歧涌到表面，成为1994年国内舆论的一个焦点。有三个人，杨桃源、垄和安、何君臣，联合起来在《国际电子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中国计算机产业何去何从》，里面开列两种意见，都有代表性：
—我们缺少强有力的集成电路和工业基础，又不掌握技术制高点。现实的选择是“一退到底”，去选择那些外国人不愿意做、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
—不能再退了，搞一个丢一个，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去？政府不能再作壁上观，应当加强扶持力度，保住“民族的”这一块。
我们只要稍微一想就能明白，联想公司杨元庆和倪光南主张的两种技术方向，正是中国社会潮流的反照。用纯粹技术的眼光来看，1994年联想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杨元庆发布“E系列”和倪光南渴望“中国芯”，都是在试图发起对于外国微机的阻击战。不过，战斗却是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杨元庆走向低端，而倪光南则是向高端前进。假如振兴民族计算机产业真的可以被当做一场战争，那么杨元庆是在采用避其锋芒攻其不备的战术，这有点像毛泽东当年的游击战，而倪光南则是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展开攻坚战。
主张抢占“技术制高点”的舆论显然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其中又以研制“中国芯”的呼声特别时髦。“芯片”本是集成电路的俗称，只具有纯粹技术和经济的含义，但是“中国芯”偶然地与“中国心”谐音，于是立即就被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这一年3月比尔·盖茨来到中国，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布产品信息，会晤政府高官，在千人大会上演讲，还成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座上客。本来这些活动并无恶意，可却刺激了中国社会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有个媒体的记者请王选发表评论。这位北大方正集团的开创者、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最重要的奠基人，现在利用中国文字中的一对同音字阐述自己的看法：“计算机领域的国际竞争，是斗智。决定成败的因素固然涉及方方面面，但我认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斗志，那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竞争。”用这话来对照当日的联想，那么很显然，杨元庆是在“斗智”，而倪光南是在“斗志”。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54节：一次战略抉择演变成个人纠纷（2）
随着气温的升高，中国人对“中国芯”的热情日益高涨，在夏天达到顶点。人们只要一想起英特尔垄断着80％的中央处理器，就不能容忍，似乎不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中华民族就要满盘皆输。中央政府特别热衷推动此事。他们鼓励那些最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奋起研究，甚至制定了政府投资计划，就连胡启立部长和周光召院长也对柳传志表达了对“中国芯”的期待之情，希望联想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
看来倪光南的“上海计划”迎合了时代潮流。但也正是在这时，柳传志的头脑冷静下来。就像我们在前面反复叙述过的，柳传志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既“斗志”又“斗智”。当理想与现实不能统一的时候，他宁愿屈从现实，也不会贸然行事。他接连几个星期把这件事情思前想后，仔细计算芯片的投资，又估量市场销售的前景，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竟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6月5日，他给吕谭平和倪光南写信，委婉但却坚决地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
吕总、倪总：
关于在上海建立设计中心一事，我已和倪总表达过我的意见。现归纳如下：
一、生产板卡为我们长期的业务方向，所以建立设计芯片的开发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的。
二、由于我们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研究所，所以做这件事大概要有如下条件：
1。 要有销售市场。由于我们自己销售板卡，所以此项具备。
2。 要能引进最先进技术。这条目前我认为无把握。
3。 要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这条目前尚无较可行的解决方向。
4。 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的开发人员。经过努力后有可能做到。
三、上述四条缺一不可。目前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第三条。这件事情是由香港联想负责的，所以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最起码要对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向后，再考虑和上海进行形式上的紧密合作方式。
要理解柳传志的想法，那就必须懂得，市场上的选择和实验室里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在实验室里可以不遗余力地追求完美，所以科学的殿堂里总是树立着一些“高、大、全”的偶像。但是在市场上，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用户所需要的，只有最适合用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一个卓越的经理当然心怀改变世界的梦想，这一点和卓越的科学家没有什么两样，区别在于他不会被那些梦想牵着鼻子走，他永远只做自己力所能及、而又有利可图的事。他有足够的智慧辨别什么是自己能够改变的、什么是自己不能改变的。
柳传志在“集成电路”的高地前下令公司停止进攻，是因为他看透了，中国人在技术背景、工业基础、资本实力、管理能力以及市场营销方面，都还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格局。与其在制高点上慷慨赴死，不如避实就虚，先在技术和利润的低谷中抢得一席之地。然而从操作的程序上看，柳的行动却又过于突兀。此前吕谭平已经宣布此事，在香港报纸上早就掀起一阵旋风，就在柳传志写那封信的四天之前，北京的《计算机世界》也在首页头条消息中报道：“联想与长江、复旦携手发展专用芯片设计中心”。“集成电路设计中心”连续两个星期都是众目所瞩。复旦大学杨福家校长出来讲话，上海市的政府官员把倪光南奉为开路先锋，大家全都容光焕发，觉得民族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可现在，柳传志的几行字便让这一切戛然而止，就像是一锅已经做熟了的米饭就此闷在盖子下面不能打开。这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尤其让倪光南无法接受。
“这是柳传志第一次向我说‘不’，”倪光南后来这样说。这话不错，在这之前柳传志的确对他百依百顺：改进汉卡、上马程控交换机，让周晓兰把他奉为“神”，让曹之江把他当“老师”，把刚刚就任的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再撤下来，全都历历在目。他无法想像柳传志会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与他背道而驰。
“你说，”他质问柳传志，“我的想法怎么不对？”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55节：一次战略抉择演变成个人纠纷（3）
柳传志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说服总工程师。于是问他，“如果大家都有不同意见怎么办？”
倪光南依然不肯退让：“意见不同我也要办。”
公司高层领导者在战略选择上想法各异，乃至不能统一，这在世界商业史上实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问题在于，倪光南和柳传志的分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特有的味道。此事若干年后见诸报端，被京城的评论家说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它包含了“资本支配知识，还是知识支配资本”的重大命题。其实事情本身有可能不是那么深奥莫测，也许它只不过是一个中国式的悲剧。诸如此类的争端如果发生在西方，当事者总是就事论事，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倾听别人的意见，又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评判和调节，其目的在于取得实际效果，而非强求一律，更不会逼迫别人认输。假如简单的方法不能奏效，他们宁可转身走人也不愿意纠缠不休，因为他们的文化中并不包括“你死我活”这种因素。我们的国家则是一个习惯于“是”的民族，不喜欢说“不”，也不喜欢听“不”，多少年来就是如此。如果有个“不”字突然横在两人中间，那就一定会造成巨大的不幸。无论当事者还是旁观者，更倾向于把它当做人与人之间的纠葛，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反倒退居其次。柳传志说，这件事是他与倪光南彻底分裂的“导火索”。倪光南显然也不否认。但是我们追究起来，很难说是个人积怨导致他们不能就重大问题互相理解，还是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让两人失去了最后的转圜之机。
一次战略抉择的分歧演变成这对搭档的决裂，说起来真是一个悲剧，然而更令人悲哀的事情还在后面。倪光南不能遏止内心的愤怒，因为“这个‘不’以后，永远都是‘不’了，不再有‘是’。”总裁室的会议变成了倪光南和柳传志之间的争吵，每一次工作分歧全都成了针对个人的指责。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柳传志说，倪光南在“胡搅蛮缠”，而倪光南在一次会议上说：“我永远和你没完。”在又一次会议上说：“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在第三次会议上说：“我坚决和你干到底。”会议的气氛剑拔弩张，有一次两个副总裁无法抑制内心的紧张，眼泪都下来了。
多年以后两人谈起当日纠纷，彼此仍然不能原谅，但是全都冷静下来。倪光南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只是散伙的形式不好。倪是冷静的人，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流露情感，他这样说，就表明过去那段美好时光仍在他的记忆中。柳传志对倪光南也保留着一些美好的评价。比如有人说，倪光南热衷于与上海合作，是想要照顾他的在复旦大学工作的哥哥。柳根本不把这样的指控放在心上。“老倪的动机肯定没有谋私，”柳说，“他这个人是不爱财的，不求那种小的虚名，他还真的就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有时候柳传志还会想到“司机风波”：“如果那次没有闹僵，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