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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联想风云-第2部分

小说: 联想风云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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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迁进户籍,守卫院子的军人也把家眷搬进城市,住房短缺渐渐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计算所里,一群急红了眼的人侵入自行车的空间。他们把这自行车棚分成一间间方格子,用泥巴掺着芦苇杆填补四围缝隙,在东围墙上打出方洞当做窗户,在另一面墙开出缺口安装门框。就这样为自己建造了一排新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大约40户人家住在这里,包括工人、武装警察,还有像柳传志这样年轻资浅的科研人员。    
    每户人家拥有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房间的外面还有一个狭窄的过道,可以安放煤球炉、油盐酱醋、刷牙杯和洗脸盆。那时候大多数北京人没有自己的卫生间,使用街上的公共厕所和浴室,不论酷暑寒冬、风霜雨雪,都要穿戴整齐跑出门去。计算所里的这群人也有一个公用的水房和厕所。厕所里有个长坑,深及两米,上面盖块水泥板,谁想拉屎便蹲在上面,所以叫“蹲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计算所东墙根的小区已有相当规模,又有一条狭长的小巷贯穿头尾,所以被叫做“东郊民巷”。真正的东交民巷本是京城中心一片闹中取静的地方,40年前是外国人的居住区,30年前又成为北京市政府的所在地,所以它在京城百姓的眼里是富人区的代名词。现在,计算所里这一帮科学家把自己的住宅叫做“东郊民巷”,其中的苦涩与达观,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听便知。    
    柳传志在1971年住进“东郊民巷”。夫妻两人自己动手把房间四周糊上报纸,在顶棚架上竹席,就把一家人都搬了进来。那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此前他们分居男女宿舍,又在一间大型机房的狭小过厅里挨过数月时光,如今这自行车棚虽然低矮简陋,但毕竟是自己的天地。    
    


第一章 脚踩两只船第5节:物质匮乏的国度(2)

    1976年夏天唐山发生地震让24万人死去,把那座城市也夷为平地。整个华北惊恐万状,京城百姓甚至不敢在晚上走进屋里,露天而居。以后的几个星期,一种临时性的防震棚子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个角落生长起来。地震的危险很快过去,但是那种简易小棚却激发了百姓内心深处最原始的灵感和创造性。他们把小棚扩大并且加固,让它成为一种近似永久性的建筑。那时候城里还没有“违章建筑”一说,政府显然已经发现自己无力解决百姓的居住问题,所以对于民间的自行其是听之任之。这种潮流也启发了柳传志和居住在“东郊民巷”的所有人,大家竞相把自己的房子扩张开来。计算机科学领域里的研究人员现在成了充满激情的泥瓦工,这在以后很多年里都是柳传志和他的伙伴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一个情节是柳传志和李勤合伙去“偷”沙子。李勤后来成为联想的常务副总裁,在当时则是第六研究室的工程师。那一天两个人推着一辆平板车,到东墙根下装了沙子又推回来,抹出一座新灶台,还给自己扩建了一个大约8平方米的厨房。    
    1984年公司建立起来的时候,柳家仍住在这里。他在一年以后离开,搬进一处公寓。那栋楼在中关村排序“902”,柳的新房子在12楼,50多平方米,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卫生间。柳传志夫妇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晚上下班之后就爬上去看,房子还在修建中,黑糊糊的,可这两人看了真是高兴。此后又有几次搬家,每一次都会更加宽敞更加明亮,直到2000年买下“万泉新新家园”那套300平方米的公寓,已经属于豪宅。但是屈指算来,这“东郊民巷小屋”他们居住的时间最长,也凝聚了这一家人最多的情感和欢乐。孩子是在这里出生的,还收养了一个名叫芳芳的外甥女,岳父岳母也从湖南搬来和他们同住。小屋人丁兴旺,拥挤不堪。一层床变成了上下铺,然后又增加了折叠床—晚上摊开白天收起。那年月发生的一件事,直到今天仍在这个家庭常常被提起:袜子洗干净之后没有地方挂,就挂在灶台上,结果掉到汤锅里。    
    1984年秋天,公司的开创者们决定共同戒烟。原因很简单:买不起好烟,而又不能把低档香烟递给商业上的伙伴。那一年柳传志的月薪105元,与周围同事的差别只在分毫之间—比他资格更老的研究员是115元,而比他年轻的工程师则是97元。城里人的工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都没有变化,直到70年代末期才在一次全国统一的行动中提升了10%。商店里的东西渐渐多起来,而且很便宜。不过,诸如柳传志这样的家庭仍然需要节衣缩食,以至于买一条棉毛裤也要提前几个月列入家庭支出计划。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变化的节奏似乎加快了。52 789个农村人民公社全部解体,大宗农产品的产量却增加了20%,这个物质匮乏的国家,第一次有了“卖粮难”的体验。那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秋天!自1949年来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夺得15枚金牌;中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起航远征南极大陆;沿海14座城市宣布对外开放;来自城市的两个激进的改革者—浙江省的步鑫生和河北省的马胜利,成了众口相传的英雄;两本描述改革家的魄力和勇气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和《燕赵悲歌》,成了各大书店最畅销的读物。10月1日是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庆典,50万人载歌载舞,北京大学的学生别出心裁地把一个写着 “小平您好”的床单弄进了游行的行列,令亿万中国人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还有一首新歌,《希望的田野》,成为这一年的流行歌。柳传志不会跳舞,也很少唱歌,即使在后来卡拉OK流行全国,他也腰缠万贯的时候,还是没有学会这些东西。不过,他天生敏锐,能够从一种流行的风气中体味时代的进程。中南海已经宣布将把改革由农村引向城市,还保证“为城市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2亿城里人经历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心理革命:贫穷和压抑变得无法容忍,人们开始名正言顺地追求富裕,追求新生活。    
    


第一章 脚踩两只船第6节:到哪里去寻找“第一桶金”(1)

    第一批任命名单在1984年12月4日确定,王树和成为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则由柳传志和张祖祥分别担任。公司形成了“三人核心”,接着开始扩大自己的队伍。    
    公司早期聚拢人心的力量不是来自公司的业绩,而是来自“三人核心”在计算所中的人际关系。事实上,在1988年夏天首次正式招聘大学生毕业生以前,公司员工几乎全部来自计算所内部。招聘的程序异常简单,既无笔试,也无面试。许多年大家都在一个院子里工作和生活,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根本用不着这些程序。在院子里面遇到个熟人,便说一声:“咳,到我们公司来吧。”或者说:“咳,你还是计算所的人,就是来给公司帮帮忙。”然后便把人拉过来。那时候所谓招聘告示非但不能正规,而且目的不在招聘本身,而在于向众人昭告公司的存在以及蒸蒸日上。    
    下面是公司早期一则典型的招聘广告,张贴在计算所院子里的墙壁上:    
    招聘公告    
    经所领导批准,本公司拟在所内招聘10人来公司工作。公司管理人员2人,经销部会计1人,业务部4~5人,办公室1人。    
    广告贴出之后,“三人核心”全都忐忑不安。那时候公司一穷二白,前途未卜,很少有人愿意加入,完全不像今天的联想,发个招聘广告便能一呼百应。显然是曾茂朝的鼓励发生了作用,两周之中竟有50人到公司报名。这让柳传志又惊又喜,赶紧贴出第二号公告,“对输送人才的各级领导和报名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1985年元旦过后,公司的机构已经设置完毕,分设技术开发部、工程部、经营部和一个办公室。王树和颁布公告,任命了7个人为经理和主任。2月16日,公司第一次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形象。他们在中关村十字街头一面朝着太阳的墙壁上竖起路牌,这是有据可查的第一块广告。画面宽3米,高2米,没有色彩斑斓的图片,也没有那片蔚蓝色的海浪,广告的主题词是16个字:“技术先进,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信守合同。”稍嫌夸张,但却也完全不像后来那样矫饰和煽情,很显然,公司里延续着过去年代中国人的淳朴直白。    
    广告上还标明公司的“服务范围”,留下公司电话:283131。那时候北京的电话号码只有六位数,倒不难拨,不过还要转到479分机才能找到公司,原来公司仍在使用计算所的总机中继线。他们的确想要为自己拉一条电话专线,可惜太贵—要花5 000块钱,仅仅换个新电话机也要200元。这些人都是从艰苦的岁月里过来的,知道节俭,又逢公司初创,都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于是一致同意,把拉专线和换电话机的计划暂缓执行。经营部经理刘赤峰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守着一台旧电话,希望能够揽到生意。当然也有人寻着广告上的地址找上门,却发现这公司不过是小屋一间,屋里的面积还不如广告大,门外连个招牌也没有。    
    春天开始的时候,大家终于想到要把公司的牌子挂出去。于是寻找美工设计,又找到上好木料一块。3月的最后一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牌子做成了,在面向科学院南路的大门挂出来,长2。2米,宽0。4米,由6厘米厚的木板制作,黑漆底色,金色仿宋体字,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牌子并列在一起。王树和还以总经理的身份向曾茂朝呈送报告一件,保证这牌子“风吹日晒久不变形”。    
    4月2日这一天,对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的任命获得中国科学院的批准。曾茂朝兑现当初的承诺,把这三人的任职后面全都附加了一个“括号”,表明各自的行政级别,王树和为“正处”,柳传志和张祖祥的括号里面则为“副处”。这在旧时为“七品”和“从七品”,乃是“七品官制”中的最低层,在共产党的官员序列里也只属于中低等,以三人当日的情形论,更无实际价值。但是对于公司全体职工来说,这个“括号”拥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党的组织不仅未将他们看做异端,而且还将他们当做革命队伍中的一个部分,并且以组织的形式加以认定。    
    公司的领导者脚踩两只船,既无后顾之忧,便打算放手一搏。他们的计划十分宏伟, 可是从冬天到春天的几个月中,公司里最令人头疼的事情,就是没有人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就连“三人核心”也说不清楚。整个公司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先是倒卖电子表、旱冰鞋,还有运动裤衩和电冰箱,然后又筹划着倒卖彩色电视机。那时候彩色电视机是紧俏商品,人人想要。国家规定了出厂价格,可是你若拿到市场上去,就是给每台加上1 000元,也能转瞬卖出。所以,当他们知道江西省妇联的一个女人手里有大批彩电的时候,都相信赚钱的机会终于到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业的信誉已经出了问题,有个挺流行的说法就是“骗子比彩电还多”,柳传志知道这是夸张之辞,但多留一个心眼总是没错,于是嘱咐属下一定要亲眼看到电视才能汇款。那一天手下人兴致勃勃地告诉他,说自己亲眼见到大批彩电,一点不假。却不料他们还是遇到了骗子:彩电的确有,只等他们的钱汇过去,立即无影无踪。    
    曾茂朝给他们的20万元就这样被骗去14万。柳传志自从长大成人,一向无往不胜,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束手无策。那些天“三人核心”整天在一起谋划,绞尽脑汁还是没有头绪。看看天色已晚,王树和推出自行车来打算回家。柳说:“我送送你吧。”于是迎着晚风来到街上。那时候这条街还很简陋,没有这么多高档写字楼和公寓。两人沿街走去,不知不觉已到王家,王说:“我再送送你吧。”又往回走。就这么走了多少来回。后来人们仿效《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说他们是在“十八相送”。其实这段路程与感情无关,事实上王、柳二人当时如此难舍难分,实在是因为同病相怜。    
    


第一章 脚踩两只船第7节:到哪里去寻找“第一桶金”(2)

    看来曾茂朝埋伏的这支“奇兵”出师不利。其实公司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每个企业都会遇到的,那就是:你的第一桶金从哪里来?这在西方国家叫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在我们的国家则叫做“社会主义的资金积累”,说法不同,就企业的运作来说是一回事。如同飞机起飞需要跑道、轮船出航需要码头,不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还是一家公司,若要实现经济起飞,第一件事就是拿了足够的资本作为铺垫。你可以向银行借贷,可以向社会募集,当然你也可以获得风险投资家的支持,不过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在80年代的中国,中小企业无从向银行借贷,更不知道“风险投资”是什么东西,所以企业的“原始积累”背后大都存在道德的甚至法律的问题:可以建立“血汗工厂”,依靠克扣员工工资,或者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来赚取超额利润;可以偷税漏税,或者走私;可以依靠当政府行政中的某些环节,比如“审批制度”和“许可证制度”,或者利用商品的紧缺以及价格的“双轨制”—官方定价和市场实际价格的差价,大赚其钱。所有这些都在学者的语言中被归为“中国民间企业的原罪”,有如秦朔所说,“原罪”就是企业的“第一桶金是不能说也说不清的”,又像万通公司董事长冯仑的解释:“原罪”其实就是一个没有股本金的问题。    
    柳传志不敢犯法,也不想做不道德的事。假如有机会进入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细细耕耘,他们也许会试试。不幸的是,那时候他们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    
    柳传志的经验和信念都促使他把希望寄托在计算所。毕竟过去几十年里都在传统的制度下生活,缺乏那种铤而走险的气质,在银行业也没有积累起自己的信誉。尽管公司的宗旨在于脱离计算所的体系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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