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莲的方程式-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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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一天，所有公民将获得足够多的信息，使得因知识进步产生的伦理问题，能够由整个民族而不是由组成一个伦理委员会的几个要人来解决。那时候，将会实现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伦理民主。
第三部分工作与失业
有很多小学生的家庭受到失业惨剧的困扰，不管是为前途担忧还是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失业。其中有些孩子从没见他们的父母或哥哥姐姐去上过班，他们感到自己是第二代失业者，并相信这种状况还将延续到下一代。他们对这个方面提问时，极易流露出对等待着他们的命运的焦虑。他们按道理有多少运气会有一天投身到“积极生活”中去？
为了不加重这种焦虑心情，我建议他们首先读一部有趣的作品——季洛杜季洛杜（1882～1944）：法国作家，曾任外交官。作品有小说《可怜的西蒙》、《苏珊娜和太平洋》，剧本《特洛伊战争不会再发生了》、《夏乐宫的女疯子》等。——译注的一部不太出名的短剧《库克旅行的补充》。作者在书中描写了一位英国牧师，为太平洋一座岛上的土著人带来了文明的好处，首先就是遵守道德和热爱劳动。说实话，土著人不太理解他的忠告。既然大自然提供了必需品，面包果树提供了食物，泉水提供了饮料，妻子提供了幸福，为什么还要劳动呢？土著人回想起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过去曾经很奇怪地想要干活，他干了那么多活，结果，一种令人作呕的液体从他的皮肤渗了出来，他身上发出的气味太难闻，结果必须让他停下来。这些野蛮人尽管心怀诚意，但还是理解不了为什么劳动可以引起自尊感。
其实，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劳动的观念本身就不符合任何事实。我们远古的祖先，作为猎人和采摘者，仅仅熟悉一些在今天看来都是消遣的活动。只是在不到两万年前，我们想到了翻地、播种，并把田里生产的粮食隐藏起来。为此，必须创造出工具，盖粮仓，保卫粮仓不受盗贼侵袭，发明更有效的战斗方法，发起战争。当然，身为饲养者兼耕作者，可以拥有更多的食物，但是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必须劳动——在某些人看来十分沉重。为了减轻这副重担，我们的社会想到了要将不过是痛苦的束缚的劳动神圣化。劳动的不幸被某些人说成是神灵的意旨，而在本世纪带给我们的人类命运的根本性转变中，这种不幸的减少更加不合情理。假如对从前的农民宣布，有一天生产一担小麦将只需要付出百分之一时间的劳动，他们会期盼这一新的黄金时代早日来到，还想出很多节日来标出四季的节奏。今天，这个预言实现了，但是再也没有节日了，农民们只得离开乡村，蜂拥到城市郊区的特大居民区里。
每个人对所有人劳动所产生财富的获取，直到现在都取决于他对这种劳动的参与程度：按劳分配。不过，从此以后生产所需要的劳力更少了，总有一天，将不再需要任何劳动，机器几乎会完全代替人类。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然而，愚蠢的是，由于我们面对新情况缺乏想像力，所以会为此感到遗憾的。为了维持过去的分配制度，某些公司竭力制造一些完全无用的产品，这些“小装置”涌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这些公司竭力使公众相信，那些玩意儿是必需品。这就给那些制造者、做广告的人、销售者和毁坏这些产品的人提供了工作。这种劳动，归根到底只是付出了一种无谓的辛劳，也常常破坏地球上无法再生的资源。为了掩盖这种集体性的愚蠢行为，他们用了一个词：增长。似乎增长对自己有益，而在我们这个有限的地球上，任何增长都会很快碰到极限。
必须建立另一种经济组织。唉，在这个领域中，想像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劳动”这个词的含义模棱两可，这使得关于这方面的争论继续下去。劳动可以指消耗体力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引起疲劳；也可以指消耗脑力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不断重复或者缺乏趣味；还可以指被理解为强制性、不得不忍受的活动，是为非劳动者本人的目的服务的。
那么这个词的意思接近其词源——拉丁文tripalium——所下的定义，它指一种三脚支架，过去人们在上面折磨动物或人。劳动，就是折磨。设法逃避这种折磨人的劳动，这很正常，“失业者”真幸福！
但是，同样是这个词，它也表示以其性质或目的让我们愉快的活动。这些活动使我们能够投入到城市这种集体组织的运转中，有助于我们自身通过这些活动中的交流而得到发展。被排除在这种交流式的劳动之外，对个人而言是一场灾难，“失业者”真不幸！
“失业”这个词也是一语双关的。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它是指为了庆祝皇家事件或者给某个圣人赐予荣誉，而停止劳动，进行庆祝活动的一段日子。对这些过多的“假日”，拉封丹笔下那个拙劣的匠人抱怨道：“人们把我们毁在节日里。”今天，“失业”决不再是欢乐的同义词，它是社会停顿的标志，表示禁止某些人担任一个职务的时期，它表现了这个团体没有能力对所有人，尤其对年轻人敞开大门。
从对这种停顿的原因到对其不幸后果进行研究，必然要对经济的运行加以分析。孩子们，甚至是高中毕业班的，也几乎没有上过与此相关的课程，他们很少训练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来思考，从而避免那些太容易说出口的“只需要”句式。我不能不对他们阐述我的观点，这就是我要求持有一个“政治”立场。
在我看来，根本性的错误，是没有利用机器的出现，做到减少多少折磨式的劳动就增加多少交流式的劳动，而这正是机器人的高效率所引起的劳动转移。
回顾一下历史，了解一点在以工业生产和雇佣劳动的普及为标志的上两个世纪中，我们社会所犯下的野蛮行径，是有好处的。在法国，直到1841年法律才禁止让不满8岁的儿童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到1848年才禁止让工厂的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即每周超过84小时；1900年工人获准每周工作70小时，1906年每周60小时，1919年每周48小时，1936年每周40小时，1982年每周39小时。今天，尤其多亏了计算机技术，生产力取得了加速的进步，似乎继续以这么快的速度获取自由时间是合情合理的。也许在一个世纪以来取得的持续进步中，就包括了每周工作时间少于30甚至25小时的进步。可是，某些决策者的思想中仍然留有过去幻想的烙印，雇主联盟纯粹出于反应，发起了一场反对这种意义上的任何进步的战斗。一个雇主代表竟然把规定每周工作35小时的法规说成是“陈旧过时”的，而这个词清清楚楚地表示，该法规适用于过去的情况，而不再适合今天！
为了让人接受几乎全部用于强制性活动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把劳动神圣化了，把它说成是尊严的根源。按照这种观点，机器的介入被理解为不是一件好事，而是让这条源泉枯竭。
实际上，尊严是在投身到交流网络中获得的。我参与的所有活动的中心主题是，利用每个小家伙与周围人结成的关系，把他转变成一个人类中的人。所以，任何团体的首要目标是疏通这些关系。这不是说给所有人都提供工作，而是让所有人都在别人的帮助下，参与到建构自我这种有着取之不尽资源的活动中。
学校的职责是让孩子们准备好安排自己，并维持这个交流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将主要生产不能买卖的财富：健康、教育、文化、司法等等，因此避开了经济学家们的论证。这项准备工作需要孩子们付出和他们当前参与的竞争至少同样多的努力，而这种竞争是一个没有能力将他们全部接受的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这个准备工作激励每个人都参与到一种竞争中，不是和别人而是和他自己作斗争。
第三部分科学与伪科学
科学的态度基于怀疑和重新质疑，让人吃惊的是，在这种态度传播的同时，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还发展出了一些最粗俗、最幼稚、最不合情理的信仰。在一个占星家与“通灵者”大受欢迎的社会的影响下，孩子们会用和占星家与“通灵者”相同的言辞，证明他们完全理解了太阳系的结构，包括其中绕太阳运转的行星，还能说出他们出世的时刻土星所在的位置对他们智力“天赋”或者对他们以后在爱情或事业上成就的影响。这种前逻辑的思想摧毁了一种真正的科学态度的根基。科学的态度尊重观察结果，并由严密的推理而得出结论。任凭这种前逻辑的思想自行发展，因为它太可笑就以为它会自动消失，就因为太可笑，这种想法十分危险，这就好比一个征服者，把尚未攻取的敌方城池扔在身后，不去降服，而这些城池的驻军会准备好冲出城墙，去攻击他的后方。
只有在摈弃过去信仰遗留的糟粕的同时，才可能树立一种面对事实的清醒态度。这并不是鄙视那些信仰。它们曾是努力寻求理解的结果，尽管这种努力值得赞赏，但是那些信仰无法把借助更敏锐的观察和更深入的思考而渐渐发现的明显事实考虑进去。最早察看宇宙的先人们仰望着星空，只能把星星划分成星座，并给它们起名字。他们沿用这种方法，用拟人的方式来描述这些星星，从中看到了遥远力量的形象，最终试图通过想像这些无法接近的生命的行为或意志，来解释发生在我们地球上的事件。就这样，以感官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为基础，再加上想像对我们的暗示，关于星星的言论——“星相学”发展起来。
后来，借助更好的观察方法，比如伽利略制造的著名望远镜，我们发现了与我们开始的想像不同的事实。人们不得不承认，地球不是平的，而是一个球状体，天球只是表面现象，星根本不是分布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分散在一片无垠的空间里，它们被划分为星系。那些星座，无论是大熊座还是双子座，一下子就不存在了，它们只是因为视错觉而形成的：表面上接近的两颗星可能相距极其遥远。更好地观察星座，就是别再看它们。彩虹也是这样，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它，它就消失了。理解了这些视觉现象，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弓形根本不存在，它只是阳光在小水滴中折射的结果。
理解了星星组成星座只是迷惑人的表象，那么，所有使用“星座”这个词的言论，所有在这个概念基础上发挥的内容都应该立即抛弃。可是，有那么多传说都和星座有关，这些传说又充斥在人们的集体想像中，结果，人们因为害怕面对今天发现的事实时，自己又会感到无所适从，便死抱着过去的那些说法不放。
关于星球的合理论说改换了名称，成为“天文学”。很可惜的是，天文学对星相学听之任之，星相学更加胡言乱语，因为它不再需要与现实有任何联系。科学从来不要求解释一切。各个学科对仍然存在问题的现象作了如实的清点。某些江湖骗子利用这种态度，回答说那是些靠古老传说才能解释的“灵异”现象。几年前，在汝拉省的一个村子里，突然发生了几场似乎原因不明的火灾，结果一大群“专家”说，这是神秘的大地力量或同样神秘的灵魂力量引起的，直到有一天，警察发现纵火者是一个有纵火癖的消防队员。这个神秘事件引发的议论沸沸扬扬，比起最后宣布的结果来，这些议论要广为人知得多。
当遇到一群在所谓“通俗”杂志上占星算命的孩子时，常常很难进行这场与最严重的蒙昧主义的斗争。这些杂志是他们买的，或者是他们父母收到的。他们被不由分说地灌输了那些不容置辩的言论，最后便相信，诺查丹玛斯诺查丹玛斯（1503～1566）：法兰西医学家、占星学家、预言家。——译注预测到了最新选举的结果。
众多媒体在星相或者“灵异现象”方面狂轰滥炸，操纵了人的思想，要力图看清楚这种可怕的操纵行为，可以提出两种类型的论据：对想像中的星辰作用进行真正的科学分析；回顾以前的预测来进行研究。
维护星相学的人及其同党，最常把某些“先知”预见未来事件的能力提出来作为论据。媒体往往强调几个例子，证明预测与现实之间惊人的一致性。这样，一个人突然想起他在远方生活的儿子，而几天后他得知，就在他产生想儿子念头的时候，儿子死于一次意外事故。这种巧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似乎必须承认，有一种预知的力量或者心灵感应发挥了作用。其实，这种或然论的推理是错误的。它没有考虑到，人的头脑里得有多少次同样的想法，而后来并没有发生一件事可以证实这个想法，所以，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忘记了。因为那些被证实的巧合情况受到了特别重视，使得只不过是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看起来像是个奇迹。而且，只要回头看看那些最著名的预言家按惯例在年初接受提问时所作的预言，就能发现他们明显的失败。只有那些用模糊字眼表达出来的预言，模糊到任何事件都能与之相符，才能给人以假象。只要预言过，在1997年间，某些王妃将会遭遇很大危险，就可以为自己预言了戴安娜的致命车祸而在事后得意扬扬。
打碎这些幻觉的最有力证据，就是运用逻辑推理。把我们出生时金星的位置与我们下周恋爱的可能性联系起来，这种因果关系是经过什么奇怪的发展过程得以传播开来的？科学尽全力设想这个过程，并验证从所提假设中得出的结果，根本想像不出这种过程来证实那些占星的说法。编造这些说法的人，充其量就是些抄袭古老秘诀的天真汉，最坏的，也更有可能是些不太费力便发了财的滑头。
这些占星术惟一的有利方面，在于它们提供的建议往往很有道理：“三思而后行。不要任性发怒。开车时要格外小心……”因此，它们对不知道怎样确定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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