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4-冲突与变数-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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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过后的冷静
在作为个体的环境中，和作为集体行动成员的环境中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等特征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人们在智力、教育背景程度上可能差异很大，但他们在社会运动所迸发出的热情却是一样的，更多地依赖于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正如对群体心理有独到理解的勒庞所说：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根本没有差别。参见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译本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而且，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角色，如狂热者、冷漠者、清醒者、独善其身者、看热闹者等，在所有阶层中都同样存在。
但是，一旦离开容易激发集体狂热的气氛影响，或者在社会运动过后，个人从集体行动环境中重新回归，个人理性也会归位。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当年在抗议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间阶层对社会运动的反思和审慎体现出其特有的理性特征。
经历过1999年运动的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当时还在大学的环境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永远是社会秩序的反叛者，学校永远是社会运动酝酿的大本营。学校是人群最集中的公共场合，在这种场合最容易激发出亢奋的情绪。当中间阶层处在职业场上时，被分割在无数大大小小的写字楼里，占据了严密科层组织结构中的某个位置，相互成为一个一个游离的原子。下了班，公寓楼的一个个房间成为中间阶层的另一个分割网中互不相干的节点。这样，中间阶层失去了社会运动必需的群体共鸣环境。而且，中间阶层在激烈的生存环境中承受着许多压力，理想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有些奢侈。他们背负着亲朋好友与家庭的期望，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得到的不是理解与支持，而是被斥为“不负责任”的异样眼光。无论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事情过去若干年后的今天，许多人都表示了对参加未来社会运动的谨慎或冷漠。
5年前陈明（17）曾热情地投入到游行示威之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感到热血沸腾。但现在，他对于社会运动的热情已经大大消退，至少不会奋不顾身地再次参加这些社会运动。在他的解释中，强调了脱离学生身份之后的责任感。我们之间的对话很有典型性：我：“如果现在还有类似的事情，但你已经工作了，位置也不同了，你还会参与吗？”
陈明（17）：“我绝对不会去（态度很果断）。我不在学校里，没有人激发我，没有这种氛围。当时有一种激情很强烈，周围那种氛围让人不得不参与到里面。”
我问：“假如你现在到大学去看一个朋友，又遇到了这种社会运动，群情激奋，你会参与吗？
陈明（17）：“嗯，还是不会去……很难讲……也可能会去，也可能不会去，至少不会像当年那样义无反顾地去了。”
我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陈明（17）：“工作后的人感觉不一样了。学生可以放肆一些，没有关系，社会比较容忍。比如在马路上跟人打架，派出所也不会太为难你，单位把你领出来就完了。如果工作了和人打架就不一样了，个人要为自己的举动负责任。这不光是个后果的问题，和激情也有关系，工作之后被磨掉许多激情。”相对于社会运动参与中的理想色彩，中间阶层更加注重实效和直接的利益得失。冯涛（18）看重自己的行为是否带来社会价值，他宁愿参加一些认为有意义的慈善性和志愿性的社会工作，并明确否认了社会运动的意义：我基本上不喜欢参加这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觉着这些没有太大用。如果为某个人募捐签名，我愿意去。比如给艾滋病患者。感觉这些是有用的。你签一个名，捐一份款是对别人的直接帮助，其他东西没有用。相当多20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经历了其时的政治风波，施全（29）也不例外。但在这之后，他的整个价值观念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那是个比较大的转折，是对一个信念的改变。我开始不再想那么多忧国忧民的事情，只是希望自己能过得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里人过得好。再好的话，希望能让朋友过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达了，能够建学校做教育，这就是我后来的想法。我从原来比较务虚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人，总是个好事吧。其实我觉着我是把自己原来的信念转变了，我想让自己过得好，然后想也让别人过得好。包括我现在做的企业，以及相关的一些事情，以后基本上以企业为中心做事。企业发展好呢，大家收益就会好一些。企业再发展得好一些，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觉着很多员工，自己生活的好坏寄托在企业发展的好坏。让企业发展好，自己也能多赚钱。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主动的变化（1）
可以看出，中间阶层在运动过后，已经从狂热转化到冷静。同时，运动过后的冷静和未来下一次运动中的狂热并不矛盾，我们从来就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已经一再表明了惊人的相似。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当前城市中间阶层对社会运动的冷静态度已经发生了某种本质的变化。因为，他们的冷静更多地不是来自外界环境的“被动”约束，而是发自内心的对社会运动的“主动”疏远。即使将来他们被卷入新的社会运动，中间阶层的这种态度变化也会不可避免地对在新运动中的表现产生影响。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社会运动根植于政治与社会背景。社会分化从来都是导致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未来，如果要发生社会运动，其线索也很可能源自社会分化。同时，随着民众对于社会分化中各种现象的接受，社会分化对民众心理的冲击也会逐渐减弱。从第三章第二节的考察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的社会分化与冲突意识并不强烈。也就说，中间阶层在社会分化中的心理调适减弱着社会运动发生的冲动，挤压着社会运动可能发生的空间。除非发生一些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中间阶层对社会运动的参与热情已经大大下降。下面我和沈智（11）、韩娟（12）的对话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沈智（11）：“也许将来还会发生社会运动，不好说。谁也不敢说。”
韩娟（12）：“可我觉着如果大家的生活达到一定的程度，比较安逸，这种事会越来越少。因为很安逸的话，就不想打破这种平静的局面。”
沈智（11）：“以前大家主要的不满是腐败，老百姓有怨气。”
韩娟（12）：“而且以前一下子拉开了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大家都心理不平衡，容易挑起事来。”
沈智（11）：“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还很穷嘛，猛地跑出一些万元户，还得了。一下子让大家很不平衡。现在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应该是这样嘛。你一年挣一百万，我一年挣十万，我觉着无所谓。大家对这种社会分化都接受了。”
韩娟（12）：“麻木了。大家现在已经很接受现状了。”
沈智（11）：“对，我觉着再挑也挑不起事来了。够呛了。现在的人有点木了。”
韩娟（12）：“我觉着是吧。大家各安其位吧”
我：“假如现在又发生了社会运动，你会参与吗？”
韩娟（12）：“我觉着可能不会参与（语气犹豫）。”
沈智（11）：“我肯定不会参与（很坚决）。”
韩娟（12）：“我会关注吧。我会看看电视，看事情的进展。”
专栏首都大学生抗议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北约3枚导弹袭击的消息一传来，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义愤填膺，他们对北约的兽行表示强烈抗议。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数千名学生有组织地到位于秀水街的美国和英国使馆所在地进行示威游行。
记者一得到消息便马上赶赴北京大学。5月8日下午3时55分，记者抵达时，第一批示威学生已经乘车离开，此时著名的北大三角地仍是人头攒动，不时有人拿来大字报贴在宣传栏上，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摘编自王跃西、赵永新：《首都大学生抗议北约兽行》，载《人民日报》，1999年5月9日第4版。“沉痛哀悼在空袭中无辜遇难的使馆人员”、“美帝国主义：江山易改，兽性难移！”等字样的标语填满了整个三角地的宣传栏。北京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有学生在痛斥北约惨无人道的兽行。
记者随即采访了几名观看大字报、不肯透露姓名和级别的学生。其中，一位中文系的男同学说：“美国一贯奉行单极世界的原则，在它眼里俄罗斯和中国就是绊脚石。对南斯拉夫动武其实是针对俄罗斯来的。我原以为他们想动中国的脑筋得借台湾、西藏等问题下手，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竟然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下毒手，这种兽行令人发指！”一位数学系的男同学说：“霸道的北约想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践踏中国主权、打击中国人民，可是他们错了，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我们强烈谴责这种野蛮行径！”一位国际关系学院的女研究生说：“学生们的游行是有组织的。北约践踏我们的主权，这次学生的行动就是要表示我们的抗议。至于游行的结果能否令人满意，我觉得，学生们当然希望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能出来和学生见面，但是希望未必能成为现实，只要学生们的感情表达出来，反映了我们的愤怒不满，这就不虚此行。”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主动的变化（2）
下午6时许，记者乘车来到光华路与秀水东街的交口处，遥遥望见高举着“清华大学”旗帜的大学生游行队伍，沿着光华路自西望东而来。记者跑步到游行队伍前。抬头望去，一幅幅用红漆和黑色墨汁刷写的标语赫然入目：“强烈抗议美国暴行”、“打倒美帝”、“NATO纳粹”。群情激愤的大学生们在一个沙哑的声音带领下齐声高喊：反对北约！反对侵略！和平万岁！……下午6时20分左右，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高喊着“美国佬，纸老虎！”等口号，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与清华大学的队伍汇合。北京大学的标语是：“沉痛悼念死难同胞”、“中华民族不可欺、中国人民不可辱”等。大学生们时而高喊“还我使馆！”“还我同胞！”时而同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团结就是力量”。高亢、嘹亮的歌声赢得了围观群众、包括外国朋友的热烈掌声。
第四节公 共 事 务〖1〗一关注公共政策许多中间阶层对政治态度冷淡，但他们普遍对一些与个人生活与事业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与管理表现出了关注。
蒋丽（19）对“国家大事”并不太关注，感觉比较遥远。但她关注和自己相关的一些公共政策，特别是市政方面的政策变化：我对政治新闻不关心。比如现在中央开什么会，我一点都不关心。对收费、涨价什么的比较关心吧。比如说世贸组织协议，我就想什么时候买化妆品会便宜，买车会便宜，买一些外籍图书会便宜。这个跟你有关系，当然就关注了。王慧（19）同样如此。从生活中的变化中也能感受到一些政治气氛，但并不关注，认为和自己的关系不大，但她对北京市的交通环境比较在意：平常要是中央开会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不关心嘛。但是我知道开会了，因为这时候一般路上的警察多了，能从平常的变化里体会出来。对于什么会，第几届，中心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想一想，我对政治关注还真是比较少。对生活的事情，比如交通啦，关注还是比较多，与我切实相关。那些要不要打台湾啦，与我们没有太大关系。和自己工作领域有关的经济政策，成为许多白领和私营企业主特别关注的领域。李亮（03）在一家私营企业做进出口贸易，所以对经济政策比较关系，特别是外贸政策，因为这和他的工作、收入息息相关：我的工作是经济方面的工作。做出口、贸易，政治、政局当然都有影响啦，尤其是国际贸易。比如台湾要独立，和台湾打起来了，当然要影响了。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关注公共管理
中间阶层不仅对公共政策投入关注，而且还对与个人相关程度较高的公共事务管理表示了关注。其中，市政建设方面是中间阶层最关注的公共事物。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北京的交通问题确实成为市民关注的最大热点，在访谈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它。不仅表示关注，还对许多具体的交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显示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熟悉程度。如果被访者对“国家大事”不感兴趣，就不会去评论它；相反，如果被访者关注相关公共事务管理，就会饶有兴趣地加以评论，无论这种评论是批评还是赞许。陈明（17）相信市政交通部门的许多措施出发点是好的，政绩意识比较强。但对公共部门的决策科学性和管理能力表示了一定的疑虑，特别是对许多决策的随意性有些不满意：政府的初衷还是为老百姓着想的。现在的官员政绩压力也非常大，他们的出发点往往是好的，北京交通局长不会说我故意去办坏事，一般不会这么想。但是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初衷好就说他们是好的，在中国尤其害怕好心办坏事。（要不）为什么说管理是一门科学呢。我们经常因为一个地方交通比较堵就修一个（立交）桥，结果发现修了（立交）桥交通更堵。这就是政府部门在办事的时候没有认真地去想一想，管理随意性太强。比如某某路那个桥修的……咳。政府决策特别受领导喜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