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4-冲突与变数-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社会流动中，中间阶层几个部分所面临的压力是明显不同的，因为他们流动的空间和欲望程度并不相同。中下阶层的生活、职业还不稳定，向上的空间比较大，事业成功的欲望比较强。其中，许多从校门跨入职场不久的青年人都属于这个阶层。中中阶层比中下阶层的自主性更高一些，可以选择继续奋斗向上，也可以选择维持现有生活水平，因此，他们的上升欲望没有中下阶层那么强烈。同时，相对于中下阶层，他们的上升空间进一步缩小。并且，在社会变动较大或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时候，中中阶层还有一不小心落入中下阶层的焦虑。中上阶层的上升空间进一步缩小，其欲望也进一步降低。如果说从中下阶层流动到中中阶层更多的是靠专业技术和个人努力，那么从中中阶层到中上阶层则更多地靠外界可以借助的力量，以及相当大的运气成分。　　　　
　　　　因此，中间阶层越靠下的部分，其上升空间越大，欲望越强，在接受社会变动上更加积极主动。相反，中间阶层的靠上部分向上流动的空间较小，欲望较弱。由于他们现有的较高社会地位，在接受社会变动的时候，顾虑更多。同时，当中间阶层面临着向下流动的恶化的局势时，虽然处在不同位置的中间阶层都变得非常敏感，其反抗性都会非常激烈，但中间阶层的靠下部分仍然会比靠上部分更加激进。　　　　
　　　　中间阶层内部所包含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差别，决定了中间阶层自身在政治意识上成为牢固的共同体并不容易，成为行动的共同体更加困难。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知识分子”的分化

　　　　如上节所述，教育背景是中间阶层的门槛，较高的文化知识是中间阶层的特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中间阶层中的“新中间阶层”部分等同于“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有许多学者持类似的观点。比如，有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将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作为中间阶层。　　　　
　　　　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知识只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知识分子的界定最简单，也就宽泛，就是指所有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士”阶层，但他们最多只是一个群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因为“知识”只是他们的一个社会特征或资本，知识成为整个传统社会精英的联系纽带。他们进而为官入仕成为士大夫阶层（官僚阶层），上承神圣化了的皇室；退而归隐为乡绅，下通广大乡村的血缘宗法网络，构成社会整合力量的中坚。我们可以说，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分化的，他们是和统治精英紧密结合、相互渗透的。　　　　
　　　　实际上，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社会的不断进步，知识阶层飞速壮大。根据官方的统计，1949年前的知识分子不足5万人，发展到目前已有3000多万人。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亲切会见部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并与他们座谈》，载《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第1版。同时，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分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发之前，知识分子可以界定为“脑力劳动者”，或以某种专业技能为职业的人。这样，就将社会管理者从知识分子中分离了出来，知识分子不再等同于统治精英。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通常所称呼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分布在各种事业单位中，同时也包括企业单位和行政机关中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　　　　
　　　　知识分子的分化还远远不止于此。在社会转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各种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般不再被称为知识分子，而被称为“白领”；行政机关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僚也不再被认同为知识分子，被称为“公务员”；甚至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也不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被称为“行政人员”。现在，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各种事业单位的专业研究人员，以及从事文化事业的人员，比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等。高等学校里的学生则是各种知识分子分化类型的后备军。　　　　
　　　　有时“知识分子”具有人文关怀的涵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脑力劳动者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甚至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2页。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其实局限于“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的范围被进一步缩小。甚至，以往还将知识分子当成一个具有阶级特征的群体，认为只有利用知识进行劳动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否则，“利用知识和脑力进行阶级剥削”的知识分子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参见梁初鸿：《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脑力劳动者阶级》，载《兰州学刊》，1995年第2期。　　　　
　　　　知识分子的这种分化就像抽丝剥茧，最先剥去的是和统治精英结合最紧密的部分，也是最保守的部分；剩下的则是和统治精英最疏离的部分，也是最富于批评精神和积极政治参与的部分。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和文化事业人员）比企业白领和公务员更加激进，而公共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子中最激进的一个人群。亨廷顿曾描述中间阶层各个组成部分的区别：首先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中产阶级分子一般是具有传统根基但又有现代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接踵而来的便是逐步增多的公务员、军官、教师、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只有不在官府当差和不经商的人才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在中产阶级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先兆。事实上，预示反叛来临的倒不是知识分子的背离，而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集团的崛起。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可能背弃现存的秩序，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改变了。知识分子带有革命性几乎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的普遍现象。　　　　
　　　　……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是知识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引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65页。这样，从知识分子的分化角度来看，中间阶层也是一个异质化的共同体。知识分子的分化并不仅仅是职业领域上的，其分化还体现在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取向的差别上。　　　　
　　　　当前构成中间阶层的大部分人群的教育层次较高，可以认为是各阶层中所受教育年限最高的群体集合。虽然城市中间阶层并不等同于城市知识分子阶层，但教育背景成为跨越城市中间阶层的门槛。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城市中间阶层中只有一部分从事知识分子职业，但他们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城市知识分子情节。这种城市知识分子情节使得他们彼此认同，同情社会弱势群体，具有社会责任感，关心政治局势，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对社会事物具有天然的批判倾向。　　　　
　　　　同时，中间阶层处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特殊环境中，除了个人生活以及经济活动之外，难以充分参与到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去，在扭曲的市场经济观念中个人意识空前膨胀。经济理性是城市中间阶层教育背景的副产品，也是阶层分化中求生存的生活体验。在这些条件下，中间阶层从传统意识形态走出来，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具体表现为，对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其他中间阶层群体怨言丛生，对社会弱势群体保持着距离，在社会责任感面前精明地算计着个人得失，政治无知、冷漠。　　　　
　　　　中间阶层正是混合了市场转型与传统知识分子这两种特征，导致了一种意识领域的分裂与冲突，前文将之称为中间阶层的“市场知识分子”情结。中间阶层在意识与态度上的冲突综合表现在各个层面，出现了令人困惑的场景。在阶层意识层面，在中间阶层内部彼此认同属于同一个社会层次，并在交往中相互可以接受；然而，主要依靠市场分配机制的中间阶层对主要依靠不合理传统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并不认同，并存在利益上的实际冲突。在政治认同层面，对政治明显冷漠，缺乏政治认知，对公共部门持保留态度；然而，中间阶层的国家观念强烈，可以在一些场合与契机中很容易被激发出爱国热情，甚至有民族主义倾向。在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的权衡层面，中间阶层怀有社会责任感，即使不能显性地表现出来，也隐含在其骨子里；然而，在个人利益面前，中间阶层会坚决地维护个人利益，并表现出理性人特有的精明与妥协特征。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分配模式的二元性

　　　　中国台湾地区的中间阶层根据出身的不同分为“本省籍”（祖居台湾，与国民党关系不大）中间阶层和“外省籍”（籍贯在中国内地，先辈大多是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溃败到台湾的移民，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间阶层。20世纪80年的一份针对中间阶层的调查显示，作为整体，台湾的中间阶层比其他阶层具有更强的民主观念，可是他们的政治效忠对象却是分裂的。外省中间阶层几乎全部支持国民党的民主改革，而本省中间阶层更支持民进党等反对派力量。外省籍中间阶层既支持民主理念，又支持权威的民主改革，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反对力量的“台独”倾向让他们难以认同，他们从感情上更支持和他们共同渡海而来的政党。这种历史的原因，通过政治支持的世代遗传，上一代对国民党的政治支持透过家庭生活，影响了下一代。　　　　
　　　　中间阶层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也存在其特有的一种异质性特征，就是第二章中所得出的“二元资源分配机制”。对于本书中所举出的几个典型的中间阶层群体，包括企业白领、政府机关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专业（知识分子）与管理人员和中小自营者（包括中小企业主、知识个体和房产出租者等）。这些社会群体之所以被共同归类为中间阶层，是因为他们在社会资源获得能力与获得量上类似。然而，在中间阶层内部的各群体之间，它们的社会资源与利益来源并不相同，存在“体制——市场”两个维度。以往的“政治分层”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转化为以体制权力为基础的“体制分层”影响，体制权力在相当程度上参与、甚至控制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与相对意义上的“市场分层”机制相抗衡，形成了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定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这就是阶层分化中体制权力与市场机制同时发挥社会资源分配的“体制——市场”机制。　　　　
　　　　“双色蛋糕理论”可以描述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之间资源获取来源的差异。如果把从市场机制获取的资源看做白色的奶油，把传统体制种获取的资源看做黑色的巧克力，在当前从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时期，社会中个人所获取的资源就是一个由奶油和巧克力两种成分做成的双色蛋糕。如果把体制和市场分别作为一条线段的两端，中间阶层的不同群体将占有这条线段的不同位置：①基层公务员，最接近权力，也最远离市场；②中小规模自营者，资源来源完全市场化；③企业白领，更接近市场；④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占据了大面积的模糊带，同时拥有体制内的资源和市场化资源；⑤“城市新地主”，完全依靠传统体制获得原始房产资本。在体制资源和市场配置之间，中间阶层总能够抓住一块属于自己的大小适中的蛋糕。　　　　
　　　　相对于前面所述的其他中间阶层异质性特征，这种经济性的分裂更加深刻。如果说前述的异质性所带来的是共同体意识的淡漠，以及行动的不一致；那么，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分裂，导致了中间阶层内部组成的冲突特征。因为，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并非和睦共处的两种机制，而是存在着博弈的竞争与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资源流向传统体制分配得越多，依靠市场获取资源的中间阶层群体所获得的份额就越少，或者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获得等值的资源；社会资源存在着二次分配，靠向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在资源二次分配中占有相对优势，致使靠向市场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处于被相对剥夺的地位；权力体制直接介入到市场分配中，与市场主体争夺资源；等等。比如，国民教育和医疗机构的高收费的背后都有着体制垄断的因素，从事这些行业的中间阶层群体从这种体制优势中得益很多，但其他中间阶层却要为这种垄断付出很多代价。　　　　
　　　　小结新阶层的发展冲突〖1〗一“砌墙模型”在一个新兴阶层已经粗具雏形之后，是否能够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结构格局的重要力量，要受到多个特征因素的影响。假如我们把阶层力量比喻成一堵墙，新阶层的兴起的过程就是一个砌墙过程。这面墙是否足够宽广、结实，预示着这个阶层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要把这堵墙砌好，同样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①足够的社会数量或比例。如果人数总量上不能在社会结构中占到一席之地，当然也谈不上这个阶层的力量。而且，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比例，我们最多只能说这只是一个社会群体，而不能成为一个公认的阶层。当然，什么样的比例能够保证这个阶层的力量，并没有确切的标准，但至少使人随时都能感受到这个阶层的存在。足够的社会比例，相当于足够的砖石。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