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4-冲突与变数-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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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惟一真理。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中间阶层的变数（1）

　　　　首先，中间阶层的政治作为具有时代变数，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政治作为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上文中论及的美国中间阶层，其表现因时代不同而有明显差异。其中，米尔斯就受到他写作的那个时代的影响。那时的美国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摆脱出来，正进入一个持久的冷战时代。脱胎于战争英雄的强势权力精英，使得米尔斯成为精英论的倡导者。这种倾向直接反映在其对中间阶层的分析中，从而得出与精英论相一致的“中间阶层政治冷漠”的结论。亨廷顿在分析社会转型时，承认中间阶层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传统论断的合理性，但同时认为这种作用并非一贯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过程。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页。　　　　
　　　　“稳定器说”至少隐含着这样的前提：中间阶层已经发展成为足够强大的社会力量；中间阶层的利益期望已经得到了社会容纳。如果缺乏第一个前提，中间阶层就是无足轻重的，谈不上维护政治稳定。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如果要保持城邦稳定，“中间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如果缺乏第二个前提，中间阶层可能扮演变革甚至革命的角色。　　　　
　　　　所以，得出中间阶层维护政治稳定的结论，其分析往往是针对特定的时代背景。“稳定器说”所描述的其实是特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历史情势下的一个静态点，而不是从中间阶层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观察得出的判断。　　　　
　　　　其次，中间阶层自身结构与处境是个变数。　　　　
　　　　由于特殊的社会情景，中间阶层在不同社会中往往存在异质性。比如，台湾的中间阶层在民主化运动之前有特有的省籍之分，这种区分导致了台湾中间阶层在政治态度上的直接分歧。大陆籍的中间阶层偏向执政党，支持体制内的改革，而本省籍的中间阶层支持政府反对势力。摘自吴乃德、林佳龙：《中产阶级与民主改革：现实与神话？——重构中产阶级与民主化的关系》，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臣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218页。有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中间阶层结构划分的区域性特征。陈义平：《关于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论问题》，载《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在研究美国中间阶层时，有学者强调了美国社会的特殊性，其规律并不能简单引申到其他社会。Zhu　Shida：　《Thoughts　on　American　Middle　Class》，载《世界经济与中国（英文版）》，1996年第4期。　　　　
　　　　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中间阶层在的不同发展阶段也会有很大的结构变迁。马克思将中间阶层归纳为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其实那是欧洲一个世纪之前的旧中间阶层。米尔斯将旧中间阶层概括为“小企业家的世界”，而新中间阶层则是“白领世界”，其构成复杂，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这些复杂的构成，可以细分为更多的小层次和职业，他们彼此之间，可能并没有非常统一的共同体意识。　　　　
　　　　上文中提及马克思关于中间阶层保守性的论述，其实这种论断在马克思著作中并不一致。例如，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259页。　　　　
　　　　“中产阶级……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259页。这一论断，在马克思之后的当代世界，仍相当深刻。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稳定器说”的偏颇（2）

　　　　从上文的理论分析与经验实证中可以看出，“稳定器说”在应用于当前中国中间阶层分析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直接应用“稳定器说”的国内学者缺乏对西方关于中间阶层政治作用各种理论的综合了解。西方学者对于中间阶层的论述很多，其中许多著作中涉及了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的关系问题。但令人奇怪的是，几乎没有学者在引用“稳定器说”的时候提及其他中间阶层理论。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出于学者自身的偏好，就是国内的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深入研究。　　　　
　　　　直接应用“稳定器说”的国内学者缺乏对西方“稳定器说”的讨论背景的辨析。如果说自然科学可以讨论科学规律的真理性，社会科学在这个问题上要谨慎得多。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来自于当时的社会经验和时代需求，时空变化，理论也随着变化。中间阶层的“稳定器说”可以体现出一定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特征，但如果时空转换，“稳定器说”往往失去了解释力。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关于中间阶层的理论之所以差异较大，除了学者本人的视角和立场之外，关键在于讨论背景的变化。　　　　
　　　　几乎无一例外，这种“稳定器说”在被引入中国的中间阶层分析时，在没有任何理论推导的前提下，就将其结论作为不证自明的理论。任何理论都有一个推演的过程，就如亚里士多德，他从中间阶层的拥有财产量的适中性，推演出中间阶层在性情上的中庸特点，到政治哲学上的理性，最后推导出他们在阶层冲突中的缓冲特征。　　　　
　　　　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化具有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特点，“稳定器说”缺乏本土经验的支持。中国中间阶层的萌发具有自己的特点，综合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中间阶层对民主建设的消极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中国则是无可回避的现实。西方已经走过的路，并不是我们将要走过的路。即使方向相似，在具体路径上也不会完全相同。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但并不一定适用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　　　　
　　　　“稳定器说”过于简单，不一定能够解释复杂的阶层分化。一种理论越简单，就显得越精致，但在解释社会现实时就越容易陷入偏激。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可以找出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事物总是具有辩证的两个方面，只不过在某种时空条件下一个侧面表现更突出，在另外的时空条件下另一个侧面表现更突出。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原有一些理论的修正、甚至颠覆过程，也往往是接近真实的过程。“稳定器说”描绘了中间阶层缓和社会矛盾的一面，但中间阶层并不会用实际行动来“响应”简单理论；相反，理论应该在日臻完善的基础上能够解释更复杂的中间阶层政治作用。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舍弃过于简单化的理论局限，能够从更广泛的思路中寻找破解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关系的途径。　　　　
　　　　“稳定器说”是一种静态的理论，没有考虑到中间阶层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就如一个人，从儿童、少年、青年到中年的不断成长过程中，他的性情随着年龄和自身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我们不能从他的某个年龄段的性情完全推断另一个年龄段的性情。中间阶层自身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它与政治秩序的关系必然受到自身发展的影响。中间阶层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远未成形，其发展历程也很难预测。用一种静态的理论来描述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难免显得僵化。　　　　
　　　　第三节理性与秩序的逻辑〖1〗一理性的“去道德化”在论述中间阶层对于政治秩序的稳定作用时，常常要强调他们的理性特征。有关中间阶层理性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在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方式及城邦政治活动中，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庸等各种状态，遵循正义即遵循中庸的行为标准。决定国民阶层地位的是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只有中间阶层拥有适当的财富，最容易听从理性，是理想的中庸阶层：在一切城邦中都有三个部分或阶层，一部分是极富阶层，一部分是极穷阶层，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人们承认，适度和适中是最好的，显然拥有一笔中等的财富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这种处境下人最容易听从理性，而处于极端景况的人，如那些在相貌、力气、出身、财富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方面超人一等的人，或者是与上述人相反的那些过于贫穷、孱弱和鄙贱的人，他们都难以听从理性的安排。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44页。然而，将中间阶层的理性道德化，并进而引申为对秩序的维护，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并不可靠。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稳定器说”的偏颇（3）

　　　　在古希腊，中间阶层是否因为财富的“中等”而变得理性，或者说，财富与理性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有些含糊，我们也并没有明证。分析现代城市中间阶层的理性原因，我们更能接受两个方面的解释：　　　　
　　　　①维持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的需要。正如前文中对中间阶层内涵的分析，中间阶层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等地位，他们不能左右其他人的命运，也不完全被其他人所左右。对于中间阶层自己的命运，他们有一定的相对自主能力。要维持这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他们必须在社会生活中细心计算、谨慎行动，这样才不至于落入社会较低层次，也不会被较高阶层所摆布。所以，判断能力、维护权利和适当妥协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保障。这种社会生活经验逐渐沉淀下来，成为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　　　　
　　　　②中间阶层的良好教育背景。从心理上讲，理性是一种价值倾向，争取利益最大化；从行动上讲，理性则是一种能力，并非仅仅希望理性就能够做到理性。在现代社会，这种理性最靠得住的保证是良好的教育。中间阶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高学历阶层，其智力和见识是良好判断力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这种理性基础得以发挥，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社会竞争中不断受到磨炼，使得他们的理性特征越来越清晰。　　　　
　　　　对古希腊城邦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停留在描述上，而是对各种阶层的品格进一步做出了对比和价值判断：头一种人（富人）更容易变得无比凶暴，往往酿成大罪。而后一种人（穷人）则容易变成流氓无赖，常常干出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这两类罪行一则起源于暴虐，一则起源于无赖。这些人无论是在军事机构还是在文职机构中都难以管束，他们越是桀骜不驯，对城邦社会造成的危害也就越严重。在这些人之外，那些在力气、财富、朋友以及其他这类事情上时运亨通的人也不愿受制于人，没有办法能驾驭他们。这一点在他们幼时的家庭生活中就已见得。由于生活在骄奢淫逸的环境之中，他们哪听得进教师们的指点，更不必提约束。另一方面，那些时运不济之人又容易自暴自弃。从而一种人不知统治为何物，只能甘受他人奴役，另一种人则全然不肯受制于人，只知专横统治他人。城邦便不是自由人的城邦了，而成了主人和奴隶的城邦；一方心怀轻蔑，另一方则满腹嫉恨。对于一个城邦至关重要的友爱和交往已经见不到了，而交往中本来就有友爱，然而一旦人们反目为仇，他们甚至不愿意走同一条路。一个城邦本应尽可能地由平等或同等的人构成，而中间阶层就最具备这种特征。所以我们说，由中产阶层构成的城邦必定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这类公民在各个城邦中都是最安分守己的，因为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觊觎他人的财富，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引起穷人的觊觎，没有别的人打他们的主意。他们不想算计他人，也无被人算计之虞。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5页。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所假设的是一种自然人性，在人类性善还是性恶的争论中，属于人性恶的一方。对于现代城市阶层，对理性很难进行价值判断，不能断定理性的中间阶层是“好的”，还是“坏的”。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理性俨然成为一种道德，非理性成为一种罪恶。理性和道德有联系，但终归不能混为一谈。从简单的逻辑上讲，有理性的道德，也有理性的不道德；有不理性的道德，也有不理性的不道德。亚里士多德只看到了理性的道德，和不理性的不道德。至于阶层归属与道德的关系，同样如此，阶层的高下并不能解释道德的高尚与否。　　　　
　　　　无论是生活常识，还是本研究中被访者对各阶层的态度，都可以看出理性与道德的分野，以及阶层与道德的分野。从本研究中的采访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中间阶层理性特征，但这种理性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理性，而不是道德理性。比如，中间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更加清晰的判断力，看待事物更加全面、深刻。他们在处理各种矛盾时，权利意识非常强，为了自己的合理权益会奋力抗争；同时，又熟悉在妥协中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技巧。这种理性特征很接近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懂得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　　　　
　　　　比如，访谈中中间阶层对于城市民工大多表达了一种同情，这与“劳动人民”的憨厚朴实的传统形象有关。同时，很多被访者也讲述了对民工“狡诈、不地道”的印象，特别当由于家居装修等原因与民工打交道并发生矛盾时，这种印象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