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4-冲突与变数-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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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讲述了对民工“狡诈、不地道”的印象，特别当由于家居装修等原因与民工打交道并发生矛盾时，这种印象尤其深刻。对于社会上层，中间阶层的态度同样自相矛盾。有的认为社会上层为富不仁、擅权跋扈；有的人则认为他们艰苦创业、体恤下属；有的对社会上层憎恨、厌恶；有的则心怀敬佩、羡慕。
一个被访者告诉我他装修中对待民工“策略”上的转变。开始，他为了笼络民工的感情，同时出于对于他们艰苦环境的同情，所以对装修工人十分殷勤，照顾很周到。然而，他发现工人们好像认为他“好欺负”，在他不在现场的时候做工很敷衍。所以，他后来变得苛刻严厉，专门请假监工督促，工人们才知道他“不是好欺负的”，不敢再随便敷衍，工程顺利完成。另外一个被访者则告诉我一个相反的故事。他开始对请来的保姆严加提防，后来发现小姑娘很诚实、热心，对家里照顾的也非常周到。后来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竟然逐渐都快成了一家人，彼此非常信任。他给保姆加了工资，自己也不用耗费精力来提防保姆了。
将财富与理性相联系，感觉总不如将利益与理性相联系更可靠。上面两个事例中，中间阶层的态度都在转变，无论是由好转坏，还是由坏转好，都贯穿着中间阶层不变的理性特征。但我们不能就此说中间阶层在道德上是好的，还是坏的。作为一种特征，理性就如中间阶层的工具或武器，可以任意地发挥。有了理性，能够做“好事”，也能够做“坏事”。如果说中间阶层的犯罪率比较低，也许在统计上是有证据的，但这并不能够说明中间阶层的理性美德。如果说理性真的在起作用，也是因为中间阶层有足够的理性衡量犯罪的后果与收获，更多的时候放弃了犯罪行为，但这并不表示在心理上他们没有犯罪的冲动。而且，中间阶层的理性使得他们逃避惩罚的手段更加精明。将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剥去道德的外衣，可以更客观地看待中间阶层的理性在政治秩序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不仅对中间阶层的理性和道德推崇备至，而且认定中间阶层是城邦政治稳定的力量，因为中间阶层是安分守己的。然而，理性与安分守己并不等同。各种阶层的人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藐视社会规范的人，既来自社会底层，也来自中层和上层，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穷苦的人因为偷窃、抢劫而不再寒酸，富人因为贿赂、偷税漏税更加奢华，而公共权力人物也可以通过权力寻租过上体面富裕的生活。所以，很难说哪个阶层更加有理性并且安分守己。打破秩序，可能是理性的缺乏，也可能是理性计算的结果。理性超群的人不仅和其他人一样有利益更大化的冲动，而且还知道如何更有效地取得利益：可以理性地退避，也可以理性地出击。沿着理性的轨迹进行推理，中间阶层的行动取向既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求变的，甚至是激进的。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不确定的秩序取向（1）
这样，理性确实成为中间阶层的一种特征，但这种理性不应该赋予太多的道德色彩，理性是一种利益计算的倾向与能力；如果把理性等同于“安分守己”，其实并不可靠。
出于理性，中间阶层可能政治消极，同样可能成为政治不稳定的社会来源。对于社会运动和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中间阶层的理性表现为政治冷漠与消极。在社会运动中，中间阶层可能扮演各种参与角色，包括冷漠者、独善其身者、冷静者、观望者、一般参与者与热情参与者等。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他们当年在抗议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都逐渐变得更加冷静。相对于社会运动参与中的理想色彩，中间阶层更加注重实效和直接的利益得失。中间阶层在激烈的生存环境中承受着巨大压力，有些仍然保持着对社会运动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对有些中间阶层来说，社会运动的冲动已经有些遥远。然而，中间阶层在维护个人直接利益的时候，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冲动，并有采取集体行动的取向，体现出中间阶层的利益一致性、行动一致性、争取权益的坚决性。
更重要的是，中间阶层的理性可以成为政治活跃的强大支持，在维权运动中体现了其特有的获取斗争效益的策略、组织能力。从对形式政治参与的消极，到对社会运动的冷静，到业主运动和网络时政论坛中的热情，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梯级变化。然而，无论怎么变化，其中都贯穿着中间阶层的理性。也就是说，他们的消极参与是一种理性参与，而积极参与也是一种理性参与。与知识分子精神特征相对的中间阶层经济理性，常常使得中间阶层在采取任何行动都持保守谨慎的态度，在认真计算利益得失之后在妥协中求生存、在社会责任感面前的退缩，以及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成为中间阶层的惯用伎俩。同时，中间阶层的理性判断能力使其更容易分辨出复杂情势的变化，准确识别出紧张的期望张力与壮大的阶层力量，为采取行动提供足够的支持。一旦采取行动，中间阶层可能比其他阶层更加自信和果断，不容易为短视的得失所迷惑。中间阶层在集体行动中越来越理性，并在具体利益取向的现实抗争中具有集体行动的倾向。
另外，从上一章有关讨论中可以看出，当前城市中间阶层已经逐渐表现出了一些公民特征，而政治参与是公民特征的核心内容。因此，理性作为公民性的重要前提，从理性到政治参与，对于中间阶层来说并不违背逻辑。传统中的政治热情来自于对政治动员的响应，其本质是政治非理性；而未来城市中间阶层的参与热情更多是来自于阶层利益所系，其本质是政治理性。从这种变化中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的集体行动开始从意识形态导向逐渐转变到利益导向上来。这也是从非理性走向理性的过程。中间阶层的这种社会、政治参与理性的出现，表明了其作为新兴力量登上社会舞台的开始。历史显示，仅仅以被激发的意识形态为支持的社会与政治参与往往难以长久维系，但自发的为维护直接利益而迸发出的社会与政治参与热情，将更加具有持久性、更为强烈。
还有，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往往有着天壤之别。在群体运动中，个人所体现的不是个人日常心理特征，而是服从与个人日常心理特征完全不同的暂时的群体心理特征。如果说日常个体心理所服从的是个人理性，那么在群体中个人会感到无所畏惧，并容易受某种情绪的传染和暗示，所服从的是几乎无理性的本能、情感和下意识。勒庞曾对这种群体心理特征做过经典的描述：①群体容易冲动、善变和急躁。所有的刺激因素对群体有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不会深思熟虑，根本不会做任何预先策划。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讲，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②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受暗示的左右，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做现实，而且这些幻觉对组成群体的所有个人都是一样的，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③群体情绪夸张而单纯，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他们的感情总是走极端。④群体心理容易偏执、专横，不讲道理。⑤群体道德难以琢磨，甚至没有道德可言，它可以比个人高尚，也可以比个人伪劣，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⑥相互矛盾的观念可以在群体中共存，观念的社会影响与是否包含真理无关。⑦群体只有十分低下的推理能力，不受理性的影响，他们所接受的观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⑧群体倾向于形象思维，并且缺乏逻辑联系，往往为政客所驱使。参见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51页。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曾经在社会群体运动中满腔热血，而在运动之后能保持个人理性与冷静。但他们既然能够在过去的社会群众运动中群情激昂，也可能在未来的社会群众运动中被激发出同样高涨的热情。一旦中间阶层的理性在特定的群体政治参与中瞬间消失，他们将和其他阶层一样出于本能行事，而不再受日常生活中的理性约束。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不确定的秩序取向（2）
因此，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并不能为政治稳定提供保障。相应地，他们在政治秩序中的作为充满变数，既可能成为无为的政治看客，也可能成为政治秩序的维护群体，且不排除对政治秩序形成强大压力的可能。
第四节新图式的解说〖1〗一政治活跃度模型如上文所论，简单而武断的中间阶层“稳定器说”是偏颇的。根据各种类型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验，并通过理论分析，可以发现中间阶层的政治取向首先是个变数，其次是个动态过程。概括起来，决定中间阶层政治取向的有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一个是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
期望张力指在特定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与政治秩序中的各种价值期望所不能获得满足的程度，不能获得满足的程度越高，期望张力越大，反之越小。简单而言，期望张力就是期望与满足之间的落差。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情势下是不同的，总要经过力量比较弱小的阶段。随着阶层力量的发展，中间阶层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如果中间阶层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中可以左右局势的最重要的一支，那么就可以认为中间阶层的力量已经发展壮大了。
如果把中间阶层的活跃度作为因变量，其在特定政治与资源秩序体系中的期望张力、自身力量作为自变量，可以形成一种解说中间阶层发展趋势的新图式（见图6…1）。
图6…1中间阶层政治活跃度模型
图6…1中纵坐标轴代表中间阶层期望张力的大小，横坐标轴代表中间阶层力量的大小。随着期望张力的增加，以及阶层力量的增加，中间阶层的活跃程度也在增加。但要指出的是，只有期望张力与阶层力量这两个因素同时都具有较大的值，才能导致活跃度较高。否则，只有一个因素具有较高的值，而另一个因素的值处于较低的位置，也可能活跃度不高。
特定国家（或地区）和特定情势下的中间阶层，理论上对应着特定的阶层力量值和期望张力值。这两个自变量值相交，可以在图6…1中找到其所对应的特定的点，这个点代表着一定的政治活跃度，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可以通过政治活跃度来衡量。图6…1给出了几个比较典型的点。点A代表期望张力微弱、而且阶层力量弱小的状态，这时中间阶层是政治无能与冷漠的。点B代表阶层力量已经壮大、但并没有明显的期望张力的状态，活跃度也较低，成为社会的主流和稳定力量。点C代表虽然期望张力较大、但阶层力量弱小的状态，这时中间阶层在政治格局中采取的是牢骚满腹但只能无奈观望的态度，并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中随时可能加入反体制的同盟。点D代表期望张力已经显性化，而中间阶层也已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逐渐壮大起来，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现有利益格局与政治秩序中变得活跃，迫切呼吁改革。而E点代表了一种极端的状态，中间阶层的力量已经壮大，而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也十分紧张，现有政治秩序、利益格局与中间阶层的关系变得不可调和，中间阶层的政治态度激进，有革命的冲动。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两个维度的解说（1）
期望张力与阶层力量这两个因素自身是由其他更基础、更独立的因素所构成或左右的。
期望张力自身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方面是各种社会期望，包括经济分配，政治参与，政治权利，公共服务需求，意识形态等；一方面是社会价值分配系统和政治秩序所能提供的对中间阶层各种期望的满足。这两方面因素各自有其复杂的背景，都是变数，所以，期望张力指数是个更加难以把握的变数。
社会期望本身是主观的，属于一种需求意识，可能受到各种内在或者外在因素的影响，在实际中很难捉摸。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许多更高层次的需求既可以创造，也可以压抑。价值期望常常与公平和平等的观念相联系。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不平等总是内乱的起因……向现行政体发难的人们都是在谋求平等”。然而，人们对平等的理解总是产生冲突，“在某一方面与人平等的人便认为在总的方面也该与人平等，在某一方面与人不平等的人就觉得自己在所有方面都与人不平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社会期望是否得到满足，要看社会价值分配系统的公平程度，以及政治秩序的开放程度能否容纳中间阶层的社会期望需求。政治秩序在安排价值分配时，如果与中间阶层有良好的互动、协商，充分考虑中间阶层的价值分配利益，则从客观上抑制了产生期望张力的可能。这样，现行政治秩序对中间阶层的融合程度，成为是否产生期望张力和期望张力高低的关键。由于价值分配体系中涉及多个层面的利益，要做到在每一个价值层面上都能充分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并不容易。在构建价值分配体系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是如此复杂，即使排除政治秩序中固有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也难以想象如大同世界那样绝对公平的分配技术。因此，实际价值资源在阶层间的分配不平等是政治社会“客观固有”的，有意义的讨论在于这种不平等的程度。
除了各种社会价值与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之外，还存在政治权力、财富占有和社会名位等多元价值层面间配置的不平衡。如果某个阶层在价值分配的一个层面取得优势，它就会对其他层面上的优势产生扩张性的期望；如果某个阶层可以分享到一个层面的价值分配，它就会期望可以同样分享其他层面上的价值。这种情形，就如同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