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4-冲突与变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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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阶层处于社会利益格局的中等位置，不是社会弱势阶层，也不是社会强势阶层，他们不被其他阶层随意支配，也不能随意支配其他阶层。在社会资源分配上，他们不靠剥取其他阶层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也不是在社会利益冲突中处于受剥夺的无能为力的地位。在宏观政策上影响上，他们的声音既不会是最优先得到考虑的，也不会是最受漠视的。等等。总之，这些特征可以归结为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更高的阶层，他们的支配性更强；更低的阶层，他们的依附性更强。
这样，把中间阶层放在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相对政治关系中来考察，可以将其界定为“不被其他阶层随意支配、也不能随意支配其他阶层、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群体的集合”。
中间阶层的这种相对独立性，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中间阶层的其他界定方法相互融合。比如，如果把中间阶层看做专业技术和管理集团，那么由于中间阶层拥有的专业的技术，所以他们在职业发展上既受制于雇主（无论是企业雇主、政府雇主或其他社会组织雇主），也可以选择另谋高就。在地域迁徙上，可以比产业工人与农民有更多的机会选择，不会被完全约束。在经济收入上，中间阶层所拥有的物质水平虽不能让他们随心所欲、过一种豪华的生活，但他们也不必为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调配自己的生活内容，有自己的以一定经济能力为基础的个人爱好（如旅游等）。在社会交往上，中间阶层不会如社会上层那样处处得到其他人的尊崇，但也不必如社会下层那样对人低声下气，保持中间阶层的自尊。在社会价值观念上，具有更多的弹性和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通过调节寻找出自己的价值平衡点。有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不能随意地支配他人的命运，也不会完全受制于人。受到伤害时，或者认为受到社会不公时，有进行申诉、寻求解决的意识和能力。等等。用最通俗（当然并不准确）的话来概括，社会上层可以“为所欲为”，社会基层只能“听天由命”，而中间阶层则能够做到“独善其身”。
这种中间阶层的内涵与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理论有相容的地方。赖特认为中间阶层在生产关系中具有职能的双重性。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依靠资本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价值；工人阶级出卖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被资产阶级所剥夺，只得到维持基本生存需要或维持再生产的生活报酬。而中间阶层不拥有生产资料，也不用付出工人阶级那样的劳动，但他们依靠特有的专业技术和管理权，对生产资料和劳动都具有一定的支配和控制。这样，中间阶层既执行资本增值的职能——资本家的职能，又执行社会生产——工人阶级的职能。从而，中间阶层在生产关系上处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中间”位置，并占据了社会结构的中间地位。Eric Wright： Class ； Crisis and the States； London： New Left； 1978。但这种观点仅仅将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归结到生产资料关系中，没有突破传统阶级理论框架，在解释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社会现实中，很难提供有价值的启示或帮助。
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分析起点的思考（2）
本文的相对自主性是从社会控制能力着手的，使人联想到社会分层中“权力分层模式”。在韦伯的阶层划分思想中，政治权力成为多元界定标准中的重要内容。而米尔斯和达伦多夫更是直接提出了权力分层模式，认为社会分层源于社会结构不平等和权力强制。比如，米尔斯在《权力精英》（Power Elite）中对功能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社会报酬并不能解释社会分层，权力才是社会分层的决定因素，社会分层是拥有权力的统治者群体强加给没有权力的被统治者群体的一种社会秩序。但本研究的用意并不在于此。首先，权力分层模式主要分析的是社会分层的根源，而本文的内涵界定则分析了社会分层的结果（或效果）。其次，权力分层模式中“权力”明确所指的是政治权力，而相对自主性所涉及的社会控制力则是一种综合的社会地位，根植于多种社会因素。
中间阶层相对自主性的基础来自“相对独立的社会资源获得能力”。这种能力处于社会中等水平，既有上限，也有底限。超过了上限，就会向上流动成为社会上层；降到了底限，就向下流动到了社会下层。这里需要说明几点。
①“资源”是个宽泛的概念，包含了多元化的价值内容。所以，虽然经济性的资源是资源的首要内容，但它仍然不等同于资产、财产或收入等经济性内容，它还包含政治性的资源（如竞争选举）、社会性的资源（如社会信用）和文化性的资源（如教育）等。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资源的获得可以提高中间阶层在社会群体竞争中的谈判能力、政治能动性。即使经济性的资源获得能力不高，如果其他方面的资源获得能力较高，也可以融入中间阶层的行列，并得到社会的认同。同样，如果仅仅一方面的社会资源获得能力较大，而其他方面十分欠缺，那么他的中间阶层地位可能会受到质疑。
②“能力”是一种获得社会资源的潜在可能，不完全等同于实际获得的资源数量。中间阶层具有了获得一定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相当于他跨入了中间阶层的层次。即使他实际的社会资源拥有量并不高，但这往往只是个时间问题。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因为中间阶层的个体需要一个成长、积累的历程。在判断成年个体的阶层归属的时候，能力素质往往比实际的资源拥有量更有概括性。比如，一个苦读多年的医学博士生，在获得执业资格并走上工作岗位之前经济上可能很窘迫，但很少有人会把他作为社会底层看待，因为人们相信他有足够的资源获得能力，只不过还没有发挥出来。又如，一无所长的街头流浪者拣到相当于中等收入者一年的一笔钱，获得了较高的资源，但并不表示他的资源获得能力获得了提高，人们也难以认同他一夜之间跨越了中间阶层。
这样，摆脱了对前文所述纷繁复杂的中间阶层界定方法的困扰，使得中间阶层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群体的拼凑或大杂烩，而是在相互联系中成为一个有研究意义的共同体。
第一部分：导论界定中间阶层的新视角
我们承认上述中间阶层的政治内涵比较抽象，并不能如上节所讨论的各种界定方法那样直接划分出中间阶层的各种群体，更不能依此计算中间阶层的数量。但这并不是说中间阶层的内涵对于中间阶层的具体界定没有意义。
“去两边、留中间”是作者界定中间阶层的独特视角。如前文对中间阶层内涵的分析，作者所理解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结构的“中间”部分，是相对于社会基层与社会上层而言的。换句话说，先挑出社会上层（较高的资源获得能力，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支配他人）和社会基层（较弱的资源获得能力，一定程度上受他人的控制、支配）两部分，剩下的就是社会中间阶层（中等的资源获得能力，对自己的命运和安排有相对独立的支配）。中间阶层的范围比较模糊，但社会上层和下层则相对清晰。就像一块蛋糕，先看准了比较明显的上层部分和下层部分，横切两刀，落在中间的那一块就是中间阶层。
社会上层主要是政府官员（权力的拥有者，作为中国特色，还包括各种事业单位的领导，中大型国企的领导人）、较大企业主（财富的直接拥有者）、企业较高级经理人员，以及名人群体（如演艺明星、体育明星、高级知识精英等）等。而社会基层相对简单，主要是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包含“民工”这一中国的又一特色群体），以及各种社会底层群体（如无家可归者）等。其余社会群体，大都可以划归为中间阶层。
可以看出，相对于一般学者和媒体的界定范围，特别是相对于以具体职业来进行“点名”的界定方法和以具体财产收入数字来“框定”社会成员的界定方法，本文的界定视角无形中将中间阶层的范围扩大了许多。作者不认为这是一种缺陷，相反，确信对中间阶层的广义理解正是这一视角的价值所在。
首先，“去两边、留中间”的界定视角有较高的弹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历史阶段，社会上层和社会基层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对他们强势或者弱势的理解在社会舆论中更容易达成共识，不会像界定中间阶层那样充满分歧。中间阶层本身就是比较模糊的社会中间地带，所包含群体的综合地位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不断变化，而且还不断涌现出一些新兴的职业群体。这样，从清晰的社会层次入手，抽丝剥茧，更容易辨识出中间阶层，并为社会转型中的变数留下足够空间。
其次，对中间阶层的广义界定与作者的基本判断相互呼应。这个判断就是：中间阶层不是很多学者和媒体所炒作的“精英”阶层，而是社会“骨干阶层”。从媒体对中间阶层高高在上的生活态度、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奢华的生活标准的炒作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眼中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精英”，如消费精英和赚钱精英。某些学者对于这种严重的舆论误导不仅没有提出批评和校正，反而推波助澜、隔三差五、信手拈来地提出一些高收入或高财产标准，或者不负责任、不加推敲地推出一些中间阶层发展数字，甚至肤浅地附和一些界定中间阶层的庸俗化生活方式标准，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的误导。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讲，中间阶层竟然成了一种高不可攀的幻象。如此以来，中间阶层又何谓“中间”呢？所谓“中间”，至少有融入社会大众之间的意思。中间阶层是看得见、摸得着、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创造着各种财富的社会骨干，而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社会精英。
中间阶层主要存在于城市之中，因此本研究将研究对象定位为城市中间阶层，并具体选择了北京市区作为抽取样本的地域范围。这除了作者本人的研究便利之外，主要考虑到了大都市作为城市中间阶层集中之地，能够体现未来中间阶层发展的许多特征，具有较好的预测性。因为，本研究的着眼点就在于中间阶层的发展趋势和未来政治影响。中间阶层在北京市区不仅有较高的绝对人数和相对人数，而且所包含的群体类型也更加丰富一些，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基于以上的讨论，并考虑到了范围跨度和覆盖性，作者选取了一些具有共识性的中间阶层群体作为研究典型。包括：企业白领（不包括高级经理人）、政府机关基层公务员、“事业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中小自营者（包括中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以及少量依靠出租、置换房产和出卖地皮快速致富的城市原住民，本研究称之为“城市新地主”这是作者所使用的一个新词汇，在后文的讨论中有详细解释。）。
要说明的是，这些中间阶层群体并不一定能概括中间阶层的全部，而只是中间阶层在特定时间（当前）、特定地域（北京市区）的一些典型（只给出了四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社会群体会不断涌现，特别是新的职业群体日新月异，一些新的群体可以被划为中间阶层；而原有的一些中间阶层群体可能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如果将研究地域转移到其他城市，一些特有的中间阶层群体在这个城市可能并不成型，比如“城市新地主”；同时，这个城市也可能会有一些北京城区所没有的其他中间阶层群体。所幸本研究不是定量研究，并没有从数字上概括整个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企图。从“典型性”出发来选取研究群体和具体调查对象，目的是描述现象，提出问题，初步探索需进一步验证的规律（下一节将对研究途径的选择做专门的讨论）。
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分析的多重层面（1）
前文中提出了中间阶层兴起中的政治命题，讨论了其政治内涵，并进一步界定了中间阶层的范围。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建立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间的联系，从而展开对中间阶层的描述和解释，为最终的中间阶层政治命题提供分析基础。实际上，社会阶层或阶级是一个表述社会成员划分情况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其社会生活划分为三个领域或三个层次。相关论述参考了《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
第一个是结构层面。这个层面的内容是指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各种客观社会关系。其中，经济关系是基础性的，包括商品和劳务领域中的生产和交换领域中的各类关系，特别是职业，财产等内容。另外，其他社会关系也非常重要，如声望、话语权力、谈判能力等。表现在政治上，即受公共权力体制约束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
第二个是意识层面。这个层面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的文化与心理层面，即在生存体验中建立起来的“抽象世界”，包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理解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结构的主观态度和取向等。表现在政治上，即政治文化。
第三个是行动层面。这个层面是指社会生活的各种不同领域中个人或集体所做出的行为、采取的行动，包括他们作为私人、消费者、劳动者和公民的行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选举行为，以及他们在产业和政治上的组织方式等等。表现在政治上，即政治参与。
毫无疑问，如果某个社会群体在三个层面上都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即在结构层面上具有相同的地位，在意识层面上有共同体的认同，在行动层面上能够为共同的利益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