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酒风云-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加强对小酒厂的监管又谈何容易。我们知道，“大户企业”都是每个省的纳税大户，比如“六朵金花”是四川省的纳税大户、“枝江大曲”是湖北省的纳税大户。这样的大户，省级政府（财政）每年都会对它们下达经济指标。　　　　
　　　　同样，小酒厂通常都是每个县（市）的纳税大户。它们在纳税上是个什么情况？跑、冒、滴、漏现象肯定存在。全国所有的小酒厂，你跑一点、它漏一点，最终就形成了巨大的流失“黑洞”。　　　　
　　　　白酒专家曾祖训给笔者讲过一个例子，四川邛崃的某家酒厂，为了规避税负，响应青神县政府招商引资的号召，把酒厂从邛崃搬到了青神。“这实际上就是偷税漏税。”曾老说。由此可见，小酒厂不仅偷税漏税，而且偷税漏税的方式还很多。可以说，这种现象成了一种“集体有意识”。这已经不能简单地说是地方保护主义。　　　　
　　　　相对“新经济”而言，几十年来，酿酒是各个县、市惟一的、传统的经济产业。对惟一的、传统的产业从政策上（税收政策）给予优惠，当然是为了发展经济。但是这样一优惠，把国家的税收就“优惠”掉了。


中篇　　白酒大势与领袖企业第9节　解读白酒“紧箍咒”（2）

　　　　※　监管内容：监管什么？　　　　
　　　　五项措施重拳挥向白酒制造业，可谓“刀刀见红”。其实，只要抓住一条，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为何？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白酒企业在纳税上存在明显的“一头大、一头小”的状况：守法经营的国有骨干酒厂承担着更多的税收任务，而小酒厂却大量偷税漏税。因此，“一刀切”的税收政策，既不公平，也不效率——骨干酒厂被一再抬高，小酒厂却“照偷不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双方税负不等，才导致了诸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流通秩序混乱”（根源还是在小酒厂）。而正因为“流通秩序混乱”，才有很多企业呼吁“酒类立法”。　　　　
　　　　所以说，五项措施虽然“刀刀砍向”白酒积弊，根本却在税收环节。也就是说，如果税收政策在制订上“考虑效率、兼顾公平”，在执行上不走样，其余四项措施自然迎刃而解——这就是经济学上的“效率、公平”原则，我称之为“因果关系”。“有其因，必有其果。”我们现在整顿也好、治理也好，陷到“果”里出不来，很难建立起白酒制造业有效的管理机制。　　　　
　　　　很显然，我们需要研究的是怎么样制订“效率、公平”的税收政策？这样的政策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其次才是如何监管。否则，加强税收征管很难具有操作性。要提高税收，首先税收政策、税率等要合理。对此，中国白酒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勇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必须“完善税收政策，制订合理的税种和税率，特别是对消费税的征税对象和比例，应更加科学合理，改变一些企业名义税负高、实际交税少、采用关联企业偷税的行为”。　　　　　
　　　　马勇之所以强调“合理的税种和税率”，言下之意是现行的税率和税种不太合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四川白酒企业的征收税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江苏采访时，当地白酒协会的负责人曾经告诉笔者，江苏白酒企业的税率是最高的，各税种累计起来税率高达４０％以上；在贵州，当地酒厂则认为贵州的税率是全国最高的。从企业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税收是企业关注的“第一要素”，以至有人说，川酒能做中国白酒老大，得益于低税率。　　　　
　　　　事实是怎样的呢？　　　　
　　　　２００３年，各地实现销售收入的排名依次是：四川２０７．７２亿元，山东７０．７３亿元，安徽３８．０２亿元，贵州３３．１３亿元，江苏２９．０２亿元，湖北２１．１８亿元；实现利税排名依次是：四川５４．１１亿元，贵州１８．２１亿元，山东１１．９４亿元。　　　　
　　　　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利税排名前三甲的省份中，税率最高的是贵州，其次是四川，税率最低的是山东。事实说明，各地税率不统一，确实有高有低。　　　　
　　　　另外，企业认为现行的税种也不合理。如今满街跑的高端白酒就是在不堪消费税重负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业内人士认为，消费税不该“一刀切”，不管高、中、低档，一律加收五毛钱，加重了企业负担。业界早就盼着“调节白酒消费税的税收政策”了。企业的建议是，国家如果调节消费税，应该改变“一刀切”的做法，只对高价位白酒征收消费税。　　　　
　　　　由此可以说，白酒制造业的宏观管理机制应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监管（调控）什么，二是怎么监管。只有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才谈得上具体“监管”。以前，我们对白酒的监管虽然从未松懈过，但更多是治标不治本。当然，“监管主体是谁”也需要定位清楚，但关键是“监管什么”。监管什么——谁来监管——怎么监管，指向非常明确。　　　　
　　　　※　立法：不是灵丹妙药　　　　
　　　　业内人士认为，白酒制造业的三大监管核心（监管什么、谁来监管、怎么监管）应该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定。事实上，一些骨干企业对立法的呼声也很高。白酒界曾经有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就立法问题进行呼吁。早在四年前，原汾酒老总高玉文就提出，白酒业的规范问题应该靠法规来解决。　　　　
　　　　然而，酒类立法喊了很多年，一直立不起来。立法的难点在哪？马勇认为，在立法上应该“有破有立”，也就是“实施统一法规，废除地方保护，制订并实施监管生产流通的全国统一法规，废除地方规章”。　　　　
　　　　在白酒流通上，很多年来是“一地一策”。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酒类管理条例。正如马勇所言，立法意味着要废除地方上的种种“土政策”。但废除“土政策”又谈何容易？地方要发展经济，国家要规范管理，本身是不矛盾的，可到了地方上，往往就走样了。比如白酒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国家技监部门是发证机构，同时委托酿酒协会协调参与对企业资格的审查及许可证的发放。酿酒协会作为行业管理（服务）的群团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企业利益的代言人，这就使得许可证的发放掺杂了某些人为的因素在里面。　　　　
　　　　采访情况告诉记者，呼吁立法的多半是骨干酒厂。小酒厂本身就有偷税漏税等种种不正常现象，它们才不需要法规呢。那些深受小酒厂之害的骨干企业，将希望寄托在立法上，其情可鉴。　　　　
　　　　业内人士认为，制订一部法规并不难，难就难在各方利益的统一和执法上。　　　　
　　　　※　谁来监管“监管者”？　　　　
　　　　白酒的监管，从商业系统到轻工系统，历经变迁，以至形成了多头管理，谁都想来“吃”上一口，谁都想把监管大权抓在手里。在现有体制下，白酒业的监管究竟应该归口哪个职能系统？是集权管理还是分口管理？　　　　
　　　　２００３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多次就白酒行业的规范管理进行专题研究。有人据此认为，白酒应该归口国家发改委管理。但关键是地方上应该归口哪个系统管理呢？现在各地都有酒类专卖管理机构，但它们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监管主体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来监管“监管者”？俗话说，“法由官来行。”如何保证监管者严格执法？这是一个问题。　　　　
　　　　前段时间采访，有企业向记者反映，管理酒厂的“婆婆”太多。税务部门负责征税，工商部门负责审查登记，技监部门负责质量监督，而各级政府则手握企业领导人的任命、罢免大权。有人开玩笑说，“只要有点权，谁都可以对酒厂吆五喝六”，“现在白酒业不是缺乏管理，而是管的人太多”。　　　　
　　　　看来，如果白酒立法，监管主体也应该在立法之列——把监管主体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改变管的人太多的状况。　　　　
　　　　※　后记：又一次真诚期待　　　　
　　　　对于白酒监管的话题，业内说了很多次、很多年，但在采访中许多人都对我表达着同一个意思——白酒制造业年年都在管，人人都在管，但就是越管越乱。我们权且当它是刺耳的牢骚，细细回味，此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有关部门在管理上对白酒业随时保持的高压态势，此谓之“年年都在管”；商业、轻工系统，只要有权，谁都可以管理白酒，此可称之为“人人都在管”。至于越管越乱，则更多地表现在市场混乱上。　　　　
　　　　酝酿中的五项监管措施，如果科学一点、合理一点、实际一点，则可管死白酒业当前存在的偷逃税问题、流通秩序混乱问题等等，反之，则是白酒业的又一次失望。　　　　
　　　　怎么个管法，“解读白酒‘紧箍咒’”一文在采访调研基础上给出了一些建议，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声音。企业最关心的还是消费税率的调整，它们最现实的要求是消费税不要“一刀切”。此外，各地酒厂税率不等，也是一个问题。　　　　
　　　　给白酒一个机会（环境），它会还世界一个奇迹。也许，五项措施的出台，真能给白酒一个可持续的、宽松的生态环境。


中篇　　白酒大势与领袖企业第10节　六大悬念—2003年白酒年终备忘录

　　　　※　记录现在，“算计”未来　　　　
　　　　最近，笔者有了写白酒日记的习惯，白酒界的新闻和问题每天都在“疯长”，稍不留神就可能放走它。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地理清每个时段白酒的走向和大致脉络。当我们寄希望于２００４年的时候，有必要对２００３年做个备忘录——对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来说，是怕走弯路的，真有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观察得好，记录得好，路就走得直。　　　　
　　　　从主流来说，２００３年的中国白酒业表现出了平稳的态势。茅、五、剑就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们是白酒业的风向标，是一个缩影。其他的酒厂日子过得如何？“自己心里明白”——当然，市场上如果没有它们，也许会很落寞。其实，茅、五、剑共同撑起了中国白酒的“半边天”，另一半呢？它们撑着呢：比如泸州老窖、汾酒、金六福、泰山生力源、劲酒、口子窖等等。　　　　
　　　　资本、人才、体制、文化、市场、品牌，如此多的问题需要改变，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并不愿意未来有太多的改变，因为改变就意味着新的挑战，面对新的不确定因素，意味着重新去适应改变了的环境，不确定可能会给你带来风险，但也可能会带来新的机会。　　　　
　　　　※　资本之败：当资本遭遇“资本家”　　　　
　　　　资本玩家张海“主政”宝丰，给宝丰带来新理念的同时也带来了大把的银子。但是，市场不是靠钱烧出来的。当烧出去的钱在市场上换不来业绩的大幅增长时，资本就变得毫无意义。当宝丰实际的销售业绩还不到年初计划的一半时，第一大股东健力宝决定收缩宝丰的市场战线。更令人遗憾的是，在“资本家”的意志下，宝丰的高层（营销总监）迄今为止已换了三任。对做酒的来说，频频更换高层是做市场之大忌。　　　　　
　　　　无独有偶，“长安”和“力帆”依仗雄厚资本，“边驾车边玩酒”，业绩却不尽人意。“长安”运作市场初期，从业界挖来了营销精英。但是，在人事、财务大权均听命于“资本家”的管理模式下，“外来的和尚不好念经”。娃哈哈也恼火，它收购涪陵某酒厂后，准备像卖饮料一样卖酒，结果打错了算盘，只好无疾而终。　　　　　
　　　　张海缺钱吗？尹明善缺钱吗？宗庆后缺钱吗？钱不是拿来无止境地烧的，“资本家”的使命就是让资本保值增值。当无法增值的资本遭遇“资本家”，一系列的麻烦就来了。窃以为，卖饮料的还是去卖饮料，卖车的还是去卖车——与其把资本投向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还不如“放在一个篮子里”。　　　　
　　　　※　人才之痛：像大熊猫一样稀有的职业经理人　　　　
　　　　白酒企业可能没有任何时候像现在这样需要职业经理人。仅仅在茅台镇的弹丸之地，“酒神”、“锦华”、“老贵州”等多个厂家曾不止一次地要求笔者向他们推荐职业经理人。华红兵卸任赤水河加盟金士力，何旗“操盘”五粮神……让人觉得职业经理人像大熊猫一样稀缺。　　　　　
　　　　在笔者看来，白酒业营销人才的增长与白酒企业和品牌的繁衍已经严重地不成比例。相当多的酒厂不缺资本、不缺网络，缺的就是营销人才。更严重的是，仅有的几位白酒职业经理人，正在透支他们好不容易积累的品牌效应。这使得许多想聘请职业经理人的企业，只有“望而生畏”。　　　　
　　　　职业经理人要创造性地完成既定的任务，企业家则创造性地去制定战略；职业经理人需务实，企业家则要有冒险精神。但企业管理系统的不规范和职业经理人的不成熟，资本所有者的家长作风与职业经理人的投机主义等等，决定了中国白酒业成熟、健康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至少要在３～５年后出现。　　　　
　　　　※　体制之患：最后一枪？　　　　
　　　　沱牌无奈之下以３．５７亿元卖给了德隆，体制之患压在李家顺头上３０年，如今终于去了块心病。寄望于产权重组从而让沱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李家顺，打响了沱牌的最后一枪。关于德隆收购沱牌的意图，业界流传着多个版本。不管德隆是拿白酒当作圈钱的题材，还是真要喝下这杯酒，对李家顺而言，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沱牌借德隆之手实现了产权重组。　　　　
　　　　作为“十七大”之一的西凤，刘敏的“出走”，更是将国有酒厂的体制之患暴露无遗。在这样的体制下，刘敏的“出走”是西凤的悲哀，还是老刘的不幸？改制，能否为曾经涅槃过若干回的西凤打开另一扇窗？　　　　
　　　　后计划经济下的体制与准市场经济下企业运行系统的不对称，使得他们都面临着体制再造的选择，或者说体制与市场的接轨。　　　　
　　　　这个轨能否接上，取决于“真改制”还是“假改制”：有的酒厂改来改去还是老样子，天天嚷嚷要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最后发现产权结构还是不合理。　　　　　
　　　　２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