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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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统中有一种阅读偏执，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为只要喜欢读书，便是一种可以自得可以炫耀的事情。很多喜欢接受媒体采访的人，被问到业余生活的时候，都会不失时机地说自己喜欢读书。我知道其中的大多数人，也就是翻翻流行杂志，读读传媒上炒得最热的书罢了，这样的书，进而也就畅销起来了。这让我对我们这里的所谓畅销书，怀有一种本能的警惕，我对付它的办法，就是等这种畅销热销的东西放凉了再说，那时候如果它还没有人间蒸发，再来读它不迟，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没有一本书是非得要趁热吞下不可的——虽然大家都知道热红苕好吃，但它并不是书。
我有一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畅销书有点像娱乐界明星，确切地说有点像女明星。人气最旺的时候常常有大批的富豪去捧场甚至去泡她，当然大多是些粗鄙的暴发户，他们并不懂得欣赏女人之美，他要泡的是名而非女人，目的在于以当红的女人炫耀自己的实力，至于这女人是什么样的质地，则要另说。对女人的欣赏，富豪们私底下当然另有一套眼光。一个读者对书，肯定也是各人自有一套眼光。我只是想说我为什么不读畅销书罢了。
（原载2004年4月28日《北京青年周刊》）
晚年郭沫若
邵燕祥
广受訾议的《李白与杜甫》传达了作者心灵信息
关于晚年郭沫若，这些年谈论得不少。最近从报上读到摘载的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得到一点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受到广泛訾议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是郭沫若在什么样的心境中写的，传达了什么样的心灵信息？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郭沫若连殇两子，其中的郭世英是周国平要好的同学。世英先曾就读于北大哲学系，1963年打成“反动学生”后下河南西华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后返京上了北农大；1968年4月在北农大私设的牢房里受了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反剪双手坠楼而死。周文写到，郭沫若在1969年1月写给周国平的信里说：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1966年2月12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理解的。
在这封信里，郭沫若还说：“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郭沫若在这里对平生的反思，应该不是随手写来，而是经过多日甚或多年深思熟虑的。
周国平接着说到他的体会：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的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的人”。
我以为周国平认为《李白与杜甫》标志着郭沫若的觉醒和总结，是中肯之论。过去我们总是从郭沫若一贯“紧跟”这个大前提出发，由于毛泽东表示在诗中喜“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是认定《李白与杜甫》是逢迎“圣意”之作，看来有失于简单化。
以郭沫若的绝顶聪明和政治经验，对国内的和党内的政治动向，自然世事洞明，断非懵懂不觉，“文化大革命”前就想抽身（如通过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请辞院长之职）而不得；“文化大革命”伊始，就率先表态，以示顺从而无害；到了儿子世英又告失踪，于立群要他向周恩来反映寻求救助，他考虑到周的处境，竟然忍痛沉默，如此等等；他会在“老年丧子”（而且是两个儿子！）的剧痛之中，为了拍马屁而殚精竭虑写一本厚厚的书吗？
（原载2004年11月8日《北京日报》）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59节 鲁迅答“托派”的信出自冯雪峰
丁弘
鲁迅先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几十年问，是作为高中语文教材的。一代又一代知识青年，从这篇文章里了解“托派”和鲁迅。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拜读此文，一时没有想通，这篇文章不过是用讽刺、挖苦的语言，作出几点表态。其篇章结构和逻辑推理，岂可以作为范文呢！当时这样想显然大错，错在没有“突出政治”。
在突出政治的年代，首选此文是理所当然的。它标志着鲁迅先生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是他鲜明政治态度的证明，特别是他抒发了歌颂党的语言，虽是婉约，但又是明确无误的。
二三十年之后，才知道此文不是鲁迅先生写的。个中的故事发人深思。
鲁迅先生是在1936年10月19日病逝的，他到6月份就病重了。《日记》在6月5日中断，可是这个文章注明是6月9日写的。鲁迅先生坚持写的日记部中断了，时已重病在床，四天之后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
这篇文章发表时，说：“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OV是冯雪峰）胡风在1984午有长篇回忆文章《鲁迅先生》。他谈到：“当时鲁迅病重，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也不可能……冯雪峰约我去看鲁迅，他拿着拟好的稿子，念给他听。鲁迅闭着眼睛听他念，没有说什么，只点了点头。冯雪峰回去之后，又拟了一篇（即《论现代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鲁迅这时身体更弱了，更没有力气说什么了。他点了点头，略显出一点不耐烦的神气……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这是说，文章也不是鲁迅口授的，而是出自冯的笔下。胡风还谈到，叫重病中的鲁迅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表态，显然是不严肃的。一则影响他的健康，再则他未能深思熟虑，叫他负责，说不过去。此后他只是略为表示不满，但也没有郑重否认，因为冯是从中共中央来的人，他代表党，鲁迅未便如此。
胡风所言，并不仅仅是“孤证”。鲁迅夫人许广平对这两篇文章的态度是重要的佐证。此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篇》。其《一集》、《二集》都是鲁迅先生自己选编的。《末篇》是他去世之后，由许广平选编的。对此文许广平的心情有点尴尬，因为不是先生所著，不可堂堂正正地选入，但又毕竟以他的名义发表过。于是退而置于《末篇》的《附集》中。当时以鲁迅先生的名义发表，而不是他写的文章，另外还有，如瞿秋白的文章。这是当时文坛上的现象。许还是收存备考了。
关键问题在于这文章，不符合鲁迅的一贯思想。鲁迅先生提到托洛斯基，总是怀着敬意和赞许的，他读过很多他的书。就是托氏被斯大林打倒后，他也没有“成王败寇”的思想。仍然说，他不是武夫，他是有文艺修养的，他的观点从长远看是有价值的。等等。
他对冯雪峰文中所说的，“托洛斯基的中国徒孙们”——当时公认指的陈独秀，也一直是肯定和赞扬的。陈在鲁迅的心目中是什么地位？鲁迅有“遵命文学”之说。他明白地说：“我所尊奉的，是那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说白了是尊重陈独秀，当时公认他是“革命的先驱”。那时共产党没有建立。鲁迅先生也从来没有谴责过托派。
曹禺在他的剧本扉页上写着：“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生是一个戏剧。戏剧表现精彩的人生。”如果把这件事看作一个独幕剧，人物有冯雪峰、鲁迅、胡风和许广平。也有精彩之处：鲁迅病重，闭目点头。戏剧性在于它的模糊性和悬念。可以理解为“认同了”，也可以认为是“知道了”。如何理解视主谋者的需要而定。冯说是鲁迅口授，还利用了党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冯的目的达到了。他把鲁迅——“中国的高尔基”推入国际共运反托。他又在病重的情况下，终于深情地歌颂党所领导的队伍。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儿，作为党的代表的冯，在代替鲁迅表态和抒情。胡风对之进行道德评说。政治斗争哪讲这个！如军事斗争的“兵不厌诈”吧。此类事多矣！如“反右”中的“阳谋”，庐山会议前的号召学海瑞。都是“请君入瓮”，纷纷落马。所以冯雪峰之举不足怪。鲁迅先生是讲过《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当然应看对什么人，对鲁迅先生也可以不讲“费厄泼赖”（fairplay）吗？
后来鲁迅不好再说什么。史学家靳树鹏说：“冯和鲁迅、胡风可能没有想到这个文章会造成这样大的影响。”这是善意的揣测。
看来冯雪峰也并不了解“托派”有什么罪和错。当时革命队伍里的同志都知道“托派”是最阴险、最可怕的敌人，但是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冯用了最刻薄的语言，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又未能据实说明是非。
例如他说：“史太林先生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能说明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至‘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吗？”这个逻辑，是歌颂成功者，鞭笞失败者，没有讲“是非”。陈独秀晚年的诗中，有“善非恶之敌”（好人常斗不过坏人），这倒是事实。
冯急勿匆一再这样做，当然是一种需要，是不择手段的个人行为，还是执行革命任务呢？
在这个独幕剧中，鲁迅也是主角，他的处境不妙。他谈不到认同，其一贯的思想是清楚的。
胡风先生负责地做了见证人。许广平对文稿做了恰如其分的处理。这使情况十分清晰地展示出来。
“鲁迅的文章”发表后，立即有巨大的反响，因为他满足了党内斗争的现实需求。在巴黎的《救国报》（“中共”所办的报纸）居然两次发表这篇文章。来信人原来是陈其昌，刊出时用陈××。一般误认为是陈独秀，认为鲁迅先生居然和陈独秀斗争起来，真是太有戏剧性了。从该报反映的情况看，应和鲁迅先生声讨“托派”之声遍及各地，如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当然还有延安等地，更及于中国香港、美国、新加坡、巴西等地区和国家。
（原载《书摘》2005年第2期）
关于《同学少年都不贱》
陈子善
2001年7月，盛夏时节，我从波士顿飞到洛杉矶。我是应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系主任张错教授之请去作短暂访问的，在该系有一场小范围的学术演讲。但我此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私人目的，那就是踏访张爱玲故居，寻找张爱玲当年在洛杉矶留下的足迹。
张爱玲1995年9月中秋节前夕在洛杉矶悄然告别人世，时光飞逝，倏忽六年过去了，张爱玲故居是否有新房客入住？故居前的几株绿树也该长高了吧？张爱玲常在寄信发传真的小店还在营业否？有关张爱玲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亟想知道的。然而见到张错教授后，又得知南加大东方图书馆有“张爱玲资料特藏”，很值得一看。于是由张错教授热情引见，在东方图书馆负责人浦丽琳女士特别安排下，我查阅了尚未对外开放的“张爱玲资料特藏”。当打开四大纸盒特藏资料的一刹那，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事情必须追溯到四年之前。1997年10月，为纪念张爱玲逝世二周年，南加州大学东方图书馆举办了“张爱玲遗作手稿特展”。“特展”取得了很大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得到了台湾皇冠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提供了不少张爱玲作品手稿复印件，包括英译《海上花列传》手稿、英文《少帅传奇》手稿（均为打字稿）、《对照记》和散文《乱世纪二三事》（即《惘然记》）、《“嗄？”？》、《草炉饼》、《笑纹》、《四十而不惑》、《一九八八至——？》手稿等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特展”圆满结束后，这批手稿复印件就由南加大东方图书馆妥为保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使我惊喜的就是中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手稿。
《同学少年都不贱》写在由皇冠出版社为张爱玲特制的500格长形稿纸上，共42页，钢笔竖写，字迹娟秀清晰，一气呵成，仅少数几处有删改。亲眼目睹张爱玲这部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中篇手泽，我不禁感慨万端。作家创作，不像GDP，可以每年持续增长，精神生产有巅峰期，也就有沉寂期，这本属正常，更无可厚非。但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论调，认为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她的写作就走进了死胡同，乏善可陈。其实，留在大陆的那些二三十年代的文坛大家名家，又有几人在五十年代以后写出了足以传世的作品，那又该作何解释呢？事实恰恰与人们的苛评相反，后期张爱玲仍坚持创作，仍致力于有所突破，正像她在《续集》一书（1988年2月台湾皇冠出版社初版）自序中所说的，她在“继续写下去”，“虽然也并没有停止过，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