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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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集》一书（1988年2月台湾皇冠出版社初版）自序中所说的，她在“继续写下去”，“虽然也并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写得少，刊出后经常有人没看见，以为我搁笔了”。　　　　
　　　　这部《同学少年都不贱》倒确实是张爱玲生前没有刊出的，个中原委，颇值探究。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又一个喷发期，虽然已不像早年那么辉煌。她的好友宋淇（林以亮）在那篇写于1976年的名文《私语张爱玲》中就曾欣喜地透露“现在她又在专心创作，她的忠实读者和友好听见了这喜讯，辗转相告。”尽管宋淇预告的当时已在润饰的《小团圆》终于未能问世，《小团圆》手稿也至今下落不明，但两年之后，张爱玲还是拿出了《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等一系列新作。据张爱玲自己回忆，这几篇小说都在50年代就已写出初稿，“此后屡经彻底改写”，才在1978年前后交付发表的。后来收入《惘然记》一书时又“还添改多处”，足见张爱玲创作态度的严谨，一丝不苟，也正应了她1978年8月20日致夏志清函中所作的自我解剖：“我是爱看人生，对文艺往往过苛。”　　　　
　　　　从《同学少年都不贱》开首就提到基辛格（张作季辛吉）出任美国国务卿，应可推算这部中篇作于1973～1978年之间，也就在上引同一封致夏志清的长信中，张爱玲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提到这部本该与《色，戒》、《浮浪花蕊》等同时面世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她告诉夏志清：“《同学少年都不贱》这部小说除了外界的阻力，我一写出就发现它本身毛病很大，已经搁开了。”所谓“外界的阻力”具体有何指涉？已引起“张学”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拙见既然这部小说当时根本不为外界所知，“外界的阻力”无非是广义的泛指，而不是明确的特指，即外界对张爱玲期待甚高，当然也可能包括《色，戒》1978年1月发表后所引起的争议，以至张爱玲后来不得不再写《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以为答辩。而“寄出”又寄往何处？显然是寄给宋淇以听取他的意见。众所周知，50看代以降，张爱玲不少作品都是寄给宋淇，过目把关安排刊登。如此说来，也许宋淇对这部中篇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小说“毛病很大”？这样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部中篇的手稿后来一直由宋淇保管。但这只是我的大胆推测，还有待相关文献的发掘证实。　　　　
　　　　不管怎样，《同学少年都不贱》袭用杜工部《秋兴八首》中“同学少年都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之意，铺陈上海某所教会女中一个寝室四位女生尤其是赵珏和恩娟两位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成长，以此揭示人生无常的沧桑悲凉，可谓别出心裁，意味深长。渗透小说的是张爱玲一贯的略带调侃的笔法，一贯的细腻入微的描绘，一贯的大起大落的时间跨度，一贯的前后呼应的情节结构。小说中对三四十年代教会女生性心理的露骨展示，对五六十年代海外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逼真刻画，在张爱玲以前的小说中都是从未出现过的。小说无疑带有某种程度的自传色彩，同时也巧妙地穿插了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莱、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等情节，显示张爱玲力图开拓题材，在更广大的背景上反映风云变幻中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塑造女主人公的独特性格和命运，从而也就使小说具有了时代风尚史和心态史的意义。这应可视作张爱玲的可贵尝试。至于如何给这部中篇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史上恰当定位，读者自可见仁见智。　　　　
　　　　如果我的推测可以成立，宋淇当年收到《同学少年都不贱》后，又遵张爱玲之意“搁开”，这一搁就是整整26年！在张爱玲飘然西去之后，宋淇或者是邝文美先生及时检出这部中篇手稿寄交皇冠出版社（从南加州大学东方图书馆1997年10月“特展”时就得到这部中篇手稿复印件，不难判断宋、邝夫妇是在1997年1月至1997年8、9月间把手稿转交皇冠的），使这部珍贵的手稿避免了可能散失的命运，这是值得大大庆幸的。　　　　
　　　　今年2月，为纪念建社50周年，台湾皇冠出版社不失时机地推出《同学少年都不贱》繁体字单行本，紧接着大陆简体字本也将隆重登场。犹记三年前我自美国回国时，行囊中最为珍视的就是这部《同学少年都不贱》手稿复印件，这是承南加大东方图书馆的美意，特许我再复印的。三年来我常常翻阅这部手稿，哪怕就为欣赏张爱玲的钢笔书法，也是很难得的艺术享受。现在这部迄今为止唯一确凿无误的张爱玲佚作小说终于公之于世，对广大“张迷”和“张学”研究者而言，不啻是一个大好“喜讯”。我想读者一定会取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来解读《同学少年都不贱》，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这也是张爱玲小说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原载2004年3月9日《文汇报》）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60节　为余秋雨说句公道话

　　　　韩石山　　　　
　　　　前些日子，我去济南参加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小说排行榜的评定会，山东大学文学院趁便要我去讲演，我的讲题是《文学批评的学识与勇气》，讲完之后，学生们提问我答。有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要我说说“二余之争”，就是余秋雨和余杰两个人之间的纠纷。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和余秋雨是同龄人，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自认为对余秋雨的经历、心态，还是了解的。　　　　
　　　　我个人是同情余秋雨的。一个人写了那么好的文章，获得那么大的声誉，却在一件小事上受到这么多的非议，太不值得了。不能怪别人，是他太不聪明了，稍微聪明一点，是不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只能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以他的智商，应当做得更好一些。　　　　
　　　　国内我不是最早批评余秋雨的，也算是最早的一个。我只批评他一点。《道士塔》是余氏散文中很著名的一篇。他的《文化苦旅》出版不久，正热闹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余秋雨散文的缺憾》，对他这篇散文作了批评。《道士塔》里说，王道士从集上买回一担石灰，和成石灰水刷佛像，刷了一半没石灰了，打算第二天再去集上买石灰，有事忘了，于是到现在佛像窟里一半的佛像是刷了白灰的，一半没刷。我说，一个严谨的学者，写到这里都要出注的，比如说翦伯赞写的《内蒙访古》，凡是写到重要史实的地方，都在后边有一个括号，注明引自《明史》还是《元史》。余秋雨这样写，和说故事一样，谁敢信？这哪里是在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嘛。你写的是文化散文的，是向年轻人传播文化的，怎么能这样信口开河？这就是我不佩服余秋雨的地方，我觉得我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到了哪儿都敢说。　　　　
　　　　余秋雨和余杰的争论，要叫我说，如果余秋雨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问题上豁达一些，是不会引起争论的。我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我知道那种大批判组或者说写作组是怎么一回事。那里面有干部，有工人，还有老知识子，比如冯友兰、周一良这些人都被北京的“梁效”写作组聘为顾问。光有这些人还不行，还得有几个真正的笔杆子，才能写好文章。余秋雨肯定是当作笔杆子吸收进来的。他肯定不是出思想的，也不是出感情的，思想是那些干部出的，感情是那些工人出的。他是写文章的，怎么把文章写得好怎么来。他是1970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算到1974年吧，也不过二十六七岁，他怎么会成为“四人帮”的爪牙呢？不可能的事。现在都说“四人帮”长四人帮短，那个时候谁要能分清“四人帮”和党中央的话，他就是神仙了。　　　　
　　　　余秋雨若是聪明点，不等别人说，自家先写上一篇《我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日子》，把什么都说清了，看他谁还敢再说你一个不字。就是参加了写作组，就是写了那么几篇文章，谁去了不也是做这样的事？这样一来，别人只有敬佩，什么都不好说了。硬不承认，就难怪余杰抓住不放了。你不承认，余杰当然就有理了。在这上头，我们不能说余杰有什么不对，年轻人，就要这样较真。是余秋雨自己把事情搞僵了，怨不得别人。　　　　
　　　　至于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惹起的麻烦，就更不是个事了。要是我，只要说一句，我学问浅，全是我的错，谢谢，下次出书时改过来，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校对去！　　　　
　　　　我觉得，对余秋雨的事儿，没必要再追究了，再追究也不会追究出多大的事儿。至于余秋雨自己，也没必要再说什么话了，好时机耽搁过去了，再说什么都迟了。别吭声是最好的处置。作为一作家，作为一个文化人，余秋雨是成功的，是毫无愧色的，这就行了。想想历史上，这样的文人还少吗。再说什么，你总没当过汉奸吧。　　　　
　　　　（原载2004年4月8日《文学报》）


第五部分　他山之石第61节　《帝国》的谱系（1）

　　　　汪民安　　　　
　　　　“帝国”（Empire）是对今日全球权力关系的一个高度诊断性概括。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断定：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世界秩序正处在一个巨大的断裂之中。其标志性特征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帝国主权（imperialsovereignty）的诞生。这里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帝国（empire）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表明的是历史的两个不同阶段以及这两个阶段的不同统治形式。现在，帝国主义在衰落和消失，而帝国机器正以新的权力形式在全球运转。新的帝国主权同旧的帝国主义权力发生了断裂。从这点来看，哈特和内格里同他们的左翼同道，在对资本主义现状的判断上出现了分歧。对沃勒斯坦这样的世界体系论者而言，全球化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新奇之物，实际上，资本主义在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寻求世界市场，也就是说，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一个新阶段，它并不意味着一个世界秩序的断裂。对阿明这样的“左”派来说，全球权力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而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所固有的帝国主义方式的一种完善，全球权力关系依旧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后发地区的宰制。但是，哈特和内格里相信，全球化绝非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深化，相反，这是一种新的断裂，全球化激励了新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组和诞生。即：帝国秩序正在逐渐取代帝国主义秩序：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竞争为一种单一的帝国力量所替代。这就是他们研究帝国的真正出发点：“一种新的权利观，或者更恰当地说，一种新的权威描述，一种新的标准制定、一种新的法律的统治工具的设计，所有这些都是对契约的确保、对冲突的解决。”　　　　
　　　　但，帝国和帝国主义发生了什么样的断裂？帝国是怎样形成的？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帝国和帝国秩序？它实施怎样的权力形式？又运用了什么样新的生产形式？帝国的权力实践又怎样促成了反帝国的权力实践？　　　　
　　　　这是《帝国》讨论的主要问题。两个作者简单地勾勒了帝国体制，帝国的结构模型类似卢曼的系统论（systemstheory），它的生成动力类似罗尔斯的正义论（theoryofjustice）。具体地说，帝国是对民族国家界线的奋力超越，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有限压制，它四处伸展，囊括了整个世界，帝国要变成一个权威机器，要确立整个世界秩序的规则，并将这个世界纳入到一个充满秩序的等级关系中来。帝国的目光就是这样将整个世界看做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化结构。帝国行动，横跨了所有社会空间；而社会空间的所有运动，都只能在帝国制定的秩序之中找到它的意义。但是，帝国获得全球性的强大宰制力量，帝国能够制定规则，并不仅仅依靠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并不是将蛮横的暴力作为基础，帝国并不是在全球没有名目地仅靠武力而狂妄地驰骋。相反，帝国是在呼唤中出场，是在邀请中成型，“只有被嵌入旨在解决既存冲突的国际共识之链，帝国才能形成，干预才能在法律上获得合法性……帝国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大共识的区域来支持它的力量。”（15）帝国的干预就这样以国际共识为基础，并写上了正义的名字。帝国发起的旨在解决冲突的战争，就这样变成了正义战争。正义为帝国启动的前提，全球系统为帝国成型的结果。帝国就此成为罗尔斯和卢曼的混成品。这种以正义为出发点，以干预为实际行动，以控制秩序为目标的帝国权利，在两个作者看来，不折不扣的就是警察权利。帝国实践，类似于警察实践。如同警察权力无微不至地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一样，帝国现在实施的是福柯式的生命权力（biopower），这种权力无微不至，触摸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触摸到民众的意识和身体，社会肌体既由这种权力关系构成，也被整个地纳入到这种权力关系中来，并受到这种权力关系的生产。　　　　
　　　　两个作者详细地勾勒了帝国主权的诞生过程，即帝国主权的谱系学。这一谱系学的源头是欧洲现代主权。现代主权形式同欧洲现代性一道发展而成，它是欧洲现代性危机的产物——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携带着自身的危机、冲突和争斗：内在性（immanence）和超验性（transcendence）的冲突和争斗。一方面，现代性以人文主义为开端，尊重处在内在性层面上的个体的激情、爱、欲望和冲动，这种冲动注定会引发各种秩序和权威的危机，引发超验性的危机。显然，高高在上的秩序和权威难以容忍这种激情的冲动。这样，内在性和超验性的冲突成为现代性的固有素质。要恢复秩序，要解决这种现代性的危机，旨在制服内在性的新的超验性就被建立，二元论再次出现。但是，新的超验性再也不是中世纪的本体论意义的上帝了；现在，在哲学上，它是笛卡尔的理性，在政治上，是霍布斯的利维坦；无论是理性还是利维坦，都是功能性（而非本体论）的超验工具，都是对于激情的控制。霍布斯借助国家主权之力（上帝之力已经遭到了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