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喜电子书 > 经管其他电子书 > 中国的信任危机 >

第3部分

中国的信任危机-第3部分

小说: 中国的信任危机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给予严厉的惩罚。然后,德治就是让我们用教育的方式,来提高大家道德的底线,然后给予信誉高尚的人以实利的回报,让他觉得道德是有用的,信誉是有回报的。这样的话,然后统一提高,就是全民道德的底线,来达到信誉危机的解决。您觉得这两种方式,觉得中国更适合选择哪一种,或者说是在侧重点上,应该偏向于哪一点?谢谢! 

    郑也夫:其实你想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敞开思路,你不要有一个成见,好象A和B就囊括了全部了,其实可能还有好多好多。所以,我基本上我不太愿意顺从着过去的一些思考模式啊,就是A和B啊,我可以给你简单的谈一谈建立信任的,解决信任危机我的一些思考。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产权的解决。为什么产权解决,对这个事情关系非常大呢?因为产权明晰以后,人们不追求短期行为,追求长期行为,人们很珍惜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商品的字号或者是商店的字号,人们很珍惜这个。人们为什么珍惜呀,其实是为了赚钱,荣誉可以换钱,一个好的名声能使自己的商品走得很远很远的。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但是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正在做,还没有做完。 

    我自己更愿意强调的,因为前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讲的比较多,其实很简单,我自己更愿意强调讲的是一个社会要有很多很多详细的记录。有了很多详细的记录,也可以促使的人们追求长期效益,而不是追求短期效益。当人们都追求长期效益的时候,那么社会的服务一定很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在短暂的做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主持人的时候,采访过张瑞敏。张瑞敏呢,他就是我说的这个逻辑,做记录。海尔的一个家用电器如果出了问题,顾客把它送到维修部去,维修部打开这个家用电器,一查找,哪个元件有问题,然后看这个机器的牌号,就可以找到这个元件当时是谁做的。换句话说,在流水线上每个职工做每个元件的时候都要配号的,都要有记录的。这五百个是郑也夫做的,这五百个是阿忆先生做的,出了问题的时候,可以找到元件,可以对号入座,可以说最后这个元件就是阿忆做的。所以说,每个人啊就是知道,日后出了错啊,都能找到,翻老底,所以每个工人就不敢怠慢。就是你不要说好听的,把记录做详实了,你看还有没有事,什么事没有。 

    其实每个人在社会上,每个人都是很理性,每个人都很聪明,甚至很狡诈。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把这些记录,把这些东西搞好。相反没有记录,有好多好的设想实现不了,关键就在于很多很多情况水是混的,只要水是混的,浑水摸鱼的人绝对不会少的。只要水是清的,大家就都很自爱。 

    再给你举个例子。我给《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了叫做《有限匿名制刍议》。“匿名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为了保护投票人的权益,不要造成矛盾,不要因为怕别人到时候不满意,给他施加压力,保护投票的时候的选择空间。但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匿名制”在中国玩,玩的结果是什么样呢?玩的结果是“匿名制”保护了很多坏人。比如说我们要投一个人,三个人里选一个人做教授,那么别人托了关系,我就不投这个水平比较高的,就投这个水平比较低的人,反正是“匿名制”,因为投完了以后你们谁也不知道,这个水非常混的。 

    我提出怎么办呢?我说“匿名制”还要实行,不要恶化单位关系,不要。这个选票是这样的,里头写着这张选票是我的,只是我的,里头写着郑也夫三个字,把选票折起来粘上了,看不见,对着灯也看不见,然后开始投了。我投谁?我投张三、李四还是阿忆,我投完了,投完了把它折起来。唱票的时候,看的时候只有结果没有(投票人)姓名。但是里面有(姓名),把这些票呢,(全部)封起来搁在信封里头,盖上印封存起来,有一个解密期,三年、五年(以后)可以解密。解密的时候,(发现)哦,水平这么低的人,你们当时都同意了,哦,这么好的人,你们不同意。你不要靠“匿名制”保护你的恶行,这东西是可以曝光的,以后谁都可以要求解密。 

    我说了这个主意以后呢,我们的书记说,我给你补充一个案例啊。他原来在上海大学里面做领导,出版社曾经要出版一套博士论文丛书,出版社说我们不知道哪篇好哪篇坏啊,因为这都是很专业的事情,请你们给我们一个答复。这样每个教授啊,博导啊,写推荐信,结果呢,所有的博士论文都获得了推荐信,所有的推荐信都说得好上天了。这样出版社就麻烦了,你看,要做一件好事做不成了,最后出版社告诉教授们说,你们的推荐信都将附在这本书的第一页,很多教授就表态了,赶紧(把推荐信)给我拿回来。 

    对付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对付我们这样一个智慧的民族,必须找到一些极其智慧的一些手段。能在中国玩得转的制度,走到世界没有地方玩不转的。相反在世界别的地方玩的转的制度,比如说什么传销,比如说什么教授推荐信,在我们这儿玩不转。我们比他们智慧,我们比他们聪明,我们比他们更走过了漫长的、残酷的、残忍的生存竞争,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机会,很多很多漏洞,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好的制度,难乎其难。但是一旦制定成功了,就为世界文明做了贡献。我们光搞“匿名制”不行,根本不行。我们必须将匿名、实名很好地结合起来,因为我们的人的智力太高了,我们的人太刁钻了。 

    郑也夫:你先自觉向主持人交代一下,杀过熟没有,被杀过熟没有? 

    提问:因为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对大多数人很难回答,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学校的环境里面,没有接触到和广泛的社会。 

    主持人:还没有“杀熟”和被“杀熟”的机会? 

    提问: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概率不是很高,所以我们的回答没有典型性。 

    主持人:好,这个回答非常妙。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郑先生,郑先生刚才提到这个信任危机的产生,郑先生是认为在于一个我们很优秀的文明传统的断裂,以及就是说在某个年代,他的一种集体的意识形态的运动,所造成的一种伤害。然后刚才有同学问到怎么解决,郑先生提了一些比较具体的措施,比如说产权方面,比如说记录在数目上的管理这样的一种比较技术上的手段。那么我想请问一下郑先生,就从文明的基础来说,我们要实现解决这个信任危机,是不是还任重道远?谢谢郑先生。 

    郑也夫:这个问题啊,其实要我回答的话,心情是很沉重的。我不觉得这个事情短期内呢,可以得到解决。国际上有一个大学者,叫福山写了一本书,大家可能都读过,叫《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福山就说,一个社会当中的信任,是该社会数千年文明的结果,所造就了有些社会的成员信任度比较高,有些社会的成员之间信任度稍低一些,但是每个社会都享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个是几千年文明的产物,但是当它(社会)一旦把它打碎,要想恢复的话(难乎其难),那么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从时间上看,(信任)恢复的单元是“代”,是要以“代”来计算的,绝对不是短期的事情。一个圣人级的人,九十多岁了,在内蒙古在那儿种树呢,叫远山还是叫什么叫。 

    主持人:那个日本人。 

    郑也夫:中国一个记者,问了一个问题,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沉重。问他说,日本的孩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环保意识,为什么中国的孩子做不到。这位日本老人沉默了半天,说日本孩子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孩子)不是听着长官的教训长大的。只要你的父亲,你的长官行为非常之端正,行为的文明程度非常之高,够了,后一代肯定跟着你走。相反,你的行为不端,你做父亲也那么回事。但是你总是对孩子这样苛刻,形成的是一种深刻的逆反。我说做父亲的啊,想明这件事吧:我们怎么样面对孩子们,面对他们天真的眼睛。 

    主持人:最后这段话真让我们感动,非常深刻,也非常通俗,我们全都听懂了。 

    按照节目的惯例呢,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由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幼稚,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说要挽救、渡过中国的这种信任危机,要经过数代人。我能不能问您,您约莫着至少要经历几代人,中国的这种危机才能渡过? 

    郑也夫:过了一代大家再看一看。 

    主持人:一个非常智慧的、狡猾的这么一个回答,我们也表示接受,因为非常智慧。好感谢郑教授出席我们的节目,也感谢人民大学的老师和同学光临我们的现场。 

    圣凯诺·世纪大讲堂,下周同一时间,千万不要错过。 

    来源:凤凰网 /世纪大讲堂  
 

返回目录 上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