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映像-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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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中有一个新来者，跟主人熟悉的那一位就会介绍说：“某某先生最近刚到，专程前来拜访您。”主人会答：“不敢，不敢。”拜访者如有要事相商，此时便会开门见山地提出来，同　　　　　

　　　　

　　　　

　　　　

时说些感谢大人对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提供保护等奉承话。对于拜访官员的西方人来说，下面这几点尤其值得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　　　　

　　1。拜访者一定要像摄影师所要求的那样“面带微笑”，而且在跟主人说话或回答主人问题时不能笑得太过分。　　　　

　　2。说话时嗓门不能太响，而是音量应该有所控制。　　　　

　　3。对于西方先进机械装置的宣传不能过于露骨和夸大，最好是先等到主人提起这个话题时，再开始进行介绍。　　　　

　　4。对于中国各种制度和方法的批评，尤其是对于官员腐败的抨击，不宜太公开和直接，因为这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　　　　

　　5。当说话者提及自己时，应避免直呼姓名，而应自称为“兄弟”。对于主人也不能直接以第二人称“您”相称，要委婉地称他为“阁下”，假如对方的官衔高于知县的话，就要称“大人”。在说到中国时，拜访者应尊称“贵国”，而说到自己国家时，则应说“敝国”。　　　　

　　6。正式的拜访不宜时间拖得过长，因为官员一般都被认为是公务缠身，如果要找一个借口离去很容易，可以推说主人一定很忙，不敢再多打扰。　　　　

　　7。客人“直视”主人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跟主人谈话时，拜访者的眼光一般只停留在对方的胸部，只是偶尔才抬头看一下他的脸——凡是过于放肆的举止都应该避免。　　　　

　　8。在跟不太熟悉的人谈话时应小心谨慎，以防有失检点；跟熟人交谈时更应注意谈吐，以免冒犯对方。要时刻牢记：言多必失。虽然言者无心，但听者会有意无意地将其加以夸大和曲解。　　　　

　　9。假如主人会说英语，那么谈话就应该用英语进行，这样就可以省去许多繁文缛节。


第二部分：神秘莫测的晚清礼仪请茶送客

　　主人若认为谈话时间已经够长了，他就会说：“随便请茶。”这是一个暗示客人应该告辞的信号。反之，如果客人急着要走，他会首先对主人说“请茶”。但假如客人在听到主人请他喝茶时，还有事情尚未办完，他就可以忽略这个暗示；但主人若是命令仆人给客人进挽茶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信号。客人必须长话短说，或者打住话头，立即起身告辞。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主人显然不想急着让客人走，而只是撤换杯子里已经凉了的茶；这样的话，他自己就会滔滔不绝地谈个不停，并且在还没说完时就命令给客人换一杯新茶。在这　　　　　

　　　　

　　　　

　　　　

种情况下；就要全凭拜访者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来加以判断。但应该记住，换新茶是一个拜访该结束的信号。　　　　

　　在喝茶时；客人要用双手捧起茶杯，随着主人的动作把茶杯送到嘴边，跟着他抿一两口茶，在主人放下茶杯的同时也将茶杯放下。客人在品尝了茶之后应说“叨扰”之类简单的客套话，然后起身告辞。主人与客人互相拱手，与此同时，仆人会去把轿夫叫来。主人会引导客人走过好几重门，来到停轿子的地方。客人走在主人的前面，每到一个门的时候，就试图要阻止主人再往外走，嘴里说“请留步”或“岂敢”；主人会回答“应该的”或“您太客气了”。到了停轿子的地方，主人和客人又一次打拱。客人从旁边跨过轿子的抬杠时，要注意不让背脊朝着主人，在做最后一次拱手前说“再会”，接着就坐进轿子被人抬走。　　　　

　　客人若是走路回家的话，他在门口与主人告别时，必须弯腰面对主人，徐徐而退，然后再转身离去。倘若是坐马车，客人要先请主人回身，然后才上车。但假如主人客气的话，他就会留步看着客人上车，然后主人和客人互相拱手作别。但如果主人年事已高，或是官衔很高的话，客人在门口告辞以后，要先走一段路以后再上车。　　　　

　　在拜访总督、巡抚一类高官时，轿子不应该一直抬到里面，而是应该下轿，一路走着进来。他也不应该当着官员的面上轿，而应在门口分手之后，徒步走到停轿子的地方。　　　　

　　不同等级的官员们都可以使用轿子，但他们轿子的颜色和抬轿的轿夫人数有所区别。只有皇帝才可以坐由十六个轿夫抬的轿子；直系亲王的轿子由八个轿夫抬，行省的最高行政首领也可以坐由八人抬的轿子，但除了重大场合外，一般不这么做。更低一级的官员可以坐四人抬的轿子，而官衔低于知县的在职官员，只能由两个轿夫来抬，有时候会有第三个轿夫作为替补。　　　　

　　高官的轿子用绿布覆盖，外国公使按照条约的规定与中国的道台平级，所以他们的轿子也可用这种颜色。道台以下的小官吏和外国侨民一律都用蓝布覆盖。普通供出租的轿子盖布是黑色的，并饰有红色条纹。抬新娘的婚轿则总是大红颜色的。


第三部分：洋街坊的杭州日记洋街坊的杭州日记（1）…（图）

英国女旅行家毕晓普夫人于1898年来到杭州，拍下了这张“杭州西城门”的照片。杭州的老城墙共有三个西门（钱塘门、涌金门和清波门），这个门也许是钱塘门。　　在北大图书馆的西文书库里，我好奇地从积满灰尘的书架上取下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刚打开封面，《1870年杭州日记》（Hangchow　Journal　1870）的标题和一张发黄的清末杭州手绘地豁然映入眼帘，顿时我的心跳为之加速。把这本书带到办公室以后，我便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原来这是一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在来华传教头一年中逐日记下的心路历程。　　　　

　　这位二十七岁的传教士名叫莱昂；后来跟中国结下了很深的渊源。他出生在杭州的儿子来会理1895年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后又到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组织青年会，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来会理的女儿简·莱昂解放前也曾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莱昂笔下的杭州在我眼中显得既陌生又熟悉。说它陌生是因为当时的杭州跟现在差别太大，读来有点类似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天方夜谭；可是他所提到的那些地名听起来却又是那么的耳熟。例如他在杭州落脚的皮市街（现称皮市巷）就是我出生并长大成人的地方，就连小学、中学也是在那儿上的。尽管时隔百年，但我仍完全有资格把他视做一位昔日的老街坊。　　　　

　　据这位洋街坊的记载，1870年的杭州仍然是一个完全被高墙所包围的一个城市。每天日落之时，城门就要被关上，直到第二天朝阳喷薄而出时才会被重新开启。城里的人口密集，有八十多万！城墙之外还聚集着郊区的村落。杭州城里的所有住宅，除了最简陋的之外，几乎都用高墙圈住一个院落。市区的街道全都显得很狭窄，就连主要的干道也不例外。有些街道是某个手工行业集中的地方，例如当时的皮市街就几乎集合了全杭州的鞣皮工和鞋匠。至于更为繁重的货物运输，河流的作用要比陆地上的街道显得更为重要。杭州城里当时水道纵横交错，古色古香的石拱桥随处可见。那些河流水渠不仅是连接城乡的主要通道，也是城市间旅行的主动脉。　　　　

　　杭州城墙西门外由青山环抱的西湖是一个风景宜人的旅游胜地。那些西方传教士在工作之余经常来到西湖边散步和爬山，颇有些乐不思蜀的样子。有一次，后来出任安立甘会主教的慕稼谷和一位同伴兴致勃勃地游西湖时忘记了时间，想到回家时城门已经关闭。由于怎么也叫不开城门，只好花钱在郊外农舍借宿了一夜。城市的南面是连接京杭大运河的钱塘江。据日记作者考证，这条江的名称是来自一条叫“钱王坝”的海堤，那是一千多年以前吴越王钱缪为使杭州城乡免遭潮汐的侵袭和危害而修筑的。　　　　

　　　　

　　　　

　　　　

　　　　

　　　　

　　　　

二十世纪初灵隐飞来峰的洞穴和石刻佛像。当时的佛像保存状态显然要比现在好得多，有的佛像甚至像是着了色的。　　　　

　　作者自称该书并非一个美国人对于异域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评论，也没有着力地去试图描绘西湖的山水风光、杭州人的衣着打扮、手工艺、商业和宗教，更谈不上对传教士心态的剖析。作者的目的仅在于忠实地记录自己是如何度过初到杭州传道这段光阴的。然而作者所记录的一些日常生活细节，还是清晰地勾画出了一位年轻美国传教士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一个古城时的紧张、好奇、喜欢、恐慌，而又逐渐融入当地生活时的各种不同心态。　　　　

　　在我看来，莱昂日记中所记录的琐碎日常生活细节——如每天的传教活动，散步、爬山或看戏等娱乐方式，学习中文和杭州话的过程，传教士社交圈的活动，他眼中的西湖自然环境，杭州的气候变化，食品和劳工的价格，中式民宅的式样，坐轿子和乘船等交通方式，购买教堂遇到的困难和讨价还价，因太平天国运动和天津教案所引起的骚乱和恐慌——全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和人文信息，对于我们了解一百多年前杭州的真实历史情景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自己对于莱昂购买丰乐桥教堂用地时整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尤感兴趣。因为我虽然从小就在那个教堂附近长大，但直到现在才算真正了解了它的来历。　　　　

　　　　

　　　　

　　　　

　　　　

　　　　

　　　　

杭州东溪是老杭州一条著名的运河，如今已不复存在。今天的杭州只剩下了一条西溪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可能在此将莱昂的日记全部译出，但为了使家乡的老街坊们能够分享我阅读此书时所感到的兴奋和欣喜，现将这位美国传教士到达杭州后头一个星期的日记试译如下：　　　　

　　　　1870年1月16日，星期日　　　　

　　我们的船沿着艮山门外的一条河道进入了杭州城，继续向南经过一英里多的路程，我们在万安桥的码头下了船。一位资深的教士，倪维思，已经在那儿迎候我们。他带领我们穿过狭窄的街道，来到了上皮市。当我们到达长老会所在地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本地的中国教徒们正聚集在教堂里做礼拜。我们受到了塞缪尔·多德夫妇的殷勤接待。晚餐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很高兴地走进自己的卧室，因为经过白天的长途跋涉，我们都急于想要早一点休息。


第三部分：洋街坊的杭州日记洋街坊的杭州日记（2）

　　　　1月17日，星期一　　　　

　　我跟着多德先生去拜访目前在杭州的各位传教士。发现这儿的传教士们都很和蔼可亲。全城被一条长达十二英里的城墙所环绕，杭州的城墙有十个城门和七个水门。　　　　

　　　　1月18日，星期二　　　　

　　　　

　　　　

　　　　

　　　　

　　打开了行李并整理好我们的房间。我们的传教使团占据了皮市街上的一幢中式建筑，这条街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鞣皮工和鞋匠。传教使团的隔壁就是一个鞣皮工场。在整理完房间以后，我们想跟倪维思博士交换房间，但遭到他的谢绝。他被长期派驻山东省，目前他是临时在杭州教授一个神学班的学生。　　　　

　　　　1月19日，星期三　　　　

　　我们开始跟一位杭州的教师学习汉语。经过长时间讨论之后，决定采用威氏汉语读本，该课本由英国外交官威妥玛所编写。我发现最初的几课十分沉闷和单调；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练习一张表格中的发音。但是我们受益于倪维思博士的经常劝导和建议。　　　　

　　　　1月20日，星期四　　　　

　　前晌学习汉语，下午跟倪维思博士一起散步。他带我去了大街，那条街只有十至十二英尺宽。我看到了许多新奇而陌生的东西。在城隍山上，我们走进了一个很大的寺庙。在那儿我第一次看到了人们拜菩萨。　　　　

　　　　1月21日，星期五　　　　

　　跟昨天一样。倪维思博士整个早上都在上课，而下午经常在城里长时间地散步。我们的长老会传教使团是于1859年首次在杭州开张的。当年倪维思夫妇在两个本地助手的陪伴下于4月8日从宁波来到了这儿。在六和塔附近住了两个星期以后，他们终于在城隍山上租到了房子，那儿他们一直住到5月10日。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们于7月1日抵达杭州，仍然住在城隍山上。可是中英之间的战争迫使他们在经历了两个月的动荡之后又回到了宁波。现在杭州的气候十分宜人，在城隍山上尤其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1月22日，星期六　　　　

　　对于一个新的传教士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日子……我和多德先生早上九点出发去大约十英里之外的萧山办事，随身带上了枪，以便能打野味。我们走路来到钱塘江边，乘免费的渡船来到对岸，再换乘用水牛在泥浆地里拉的牛车。然后我们走路来到西兴，在那儿再换乘一条脚划船去萧山，并及时赶到那儿跟中国内地会的尼科尔先生共进午餐。下午三点，我们开始返回，但那位船夫的手脚很慢。我们付了他二百四十个铜钱作为路费。从西兴我们沿着江岸的石堤走。我们看见石堤下面远处有成群的野鸭，但天色已晚，我们没时间去追逐它们。急忙赶到码头之后，我们发现已经没有牛车带我们越过那段泥沼地。我们花了一块银元雇四个人将我们背过泥沼地，来到用竹竿撑的渡船处。这是我第一次坐这样的渡船！多德先生在渡船上向乘客们讲道。我一句也听不懂。当地人似乎赞同他的说法，但这只是礼貌而已。我们到达对岸时，天刚刚擦黑。紧赶慢赶，我们终于在城门关闭前进了城。回到家时，我们又累又饿，但为我们不必因城门关闭而被迫睡在露天感到庆幸。　　　　

　　莱昂的描写虽然质朴无华，看不出有什么鲜明的价值取向，但却引起了我心中的强烈共鸣，因为十四年前，我作为国家公派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只身赴英国牛津学习进修时，也曾有过不少类似的冒险经历和感受。而且当时我也像他那样，逐日写下了身边的这些琐事。如今拜读洋街坊的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