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说明中国-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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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韩国国政弘报处长官申仲植的邀请，赵启正主任率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代表团一行6人，于2002年5月22日至27日对韩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访问时正值中韩建交10周年，中韩两国关系有了长足发展。2001年中韩贸易额达到359。1亿美元，其中，中国对韩国出口额为125。21亿美元，进口额为233。89亿美元。中韩贸易10年间增加了6倍。2001年两国人员往来达到290余万人次，其中，从韩国来中国旅游的有170万，从中国去韩国观光的达到了120万。此外，韩日世界杯开幕在即（5月31日至7月11日），中国足球队首次杀入世界杯决赛，并于5月25日抵达分组赛所在地济州岛。韩国上下呈现出一派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浓烈气氛，代表团所到之处遇见了许多来韩国观光旅游的中国人。
赵主任一行在汉城（现称“首尔”）的日程只有两天半，但是活动安排得很紧凑。尽管如此，赵主任马不停蹄地会见、走访韩国各界人士，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应韩国国会“韩中论坛”的邀请，赵主任于5月24日上午来到韩国国会大厦访问。当我们乘坐的汽车来到国会大厦前的十字路口等红灯时，忽然发现在路口的右侧醒目的地方挂着一条横幅，上面用汉字写着“欢迎赵启正主任阁下访问”。进入国会大厦，悬挂在入口处的同样内容的横幅映入眼帘，让代表团一行感到无比亲切。赵主任首先拜访了韩国大国家党议员孙鹤圭先生。孙先生是“韩中论坛”成员，是国会议员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请赵主任在该论坛演讲就是他的主意。在交谈中，孙鹤圭高度评价了韩中友好，并着重介绍了韩国正在进行的省、市领导人的选举活动。孙鹤圭高兴地说，请赵主任在国会演讲是我此次作为国会议员为促进韩中友好的最后一场重要活动，因为我将在5月28日就任京畿道知事，并暂时结束国会议员生涯。后来我们了解到，京畿道地处汉城周边，是韩国最重要的地方，能够担当京畿道知事是很不容易的。
在孙鹤圭先生的带领下，赵主任一行来到“韩中论坛”会场发表演讲。演讲之后，国会议员们围绕中国入世后的经济建设提问。论坛结束后，众多议员把赵主任团团围住，与赵主任合影、交谈。其中一位姓赵的女国会议员挤到赵主任跟前交换名片，用不很熟练的中文说：我跟您同姓，也姓赵，我们是同一个祖宗。赵主任笑着说，赵姓在中国是个大姓，宋代的皇帝也是赵家人。赵议员说她去上海想看越剧未能如愿，赵主任后来托人给她带去了几盒越剧DVD。
赵主任利用短暂的汉城之行广泛接触了韩国各界友人。在与韩国国政弘报处长官申仲植会见时，双方就增进两个机构间的合作达成了共识。在与韩国总理李汉东会见时，李总理希望赵主任向朱基总理带口信，诚恳邀请朱总理出席韩日世界杯开幕式。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朴仙淑与赵主任就吃狗肉与国家形象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赵主任也对中国人吃蛇、吃野生动物的陋习作了分析。
赵主任还会见了韩国外交通商部部长崔成泓、文化观光部部长南宫镇。在与南宫镇部长的交谈中，赵主任详细地阐述了对中韩经贸、媒体交流和“韩流”背后的中韩历史文化交流的看法。南部长说，赵主任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对经济、文化、新闻等方面都有很深入的了解。韩国有“金兰之交”的说法，希望韩中友谊能像兄弟那样长久永远。赵主任说，中国有句话叫“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系辞上》）。愿中韩两国同心同力，中韩友谊更上一层楼。
第一部分 演讲录第22节 入世后中国媒体的发展
（2002年6月13日在香港“世界报业发展论坛”由香港《大公报》发起主办，《人民日报》参与协办。来自亚、欧、美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家著名报纸的负责人和资深编辑，内地、台湾、香港、澳门多家报社的负责人参加了论坛。上的演讲及答问）女士们、先生们：
在庆祝《大公报》创刊100周年的时候，我们不由得回顾起这100年来人类的巨大进步，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人类经历了内燃机时代、无线电时代、电力时代、自动化时代、航空时代，到目前可以说又进入了IT时代（这些划分不是准确的）。我们也同时回顾一下媒体的发展：报纸100年来长盛不衰，无线电台遍布世界，电视、特别是卫星电视的发展，使我们能够在万里之外同步地观察战争的进展，而互联网的发展在几年内就造就了5亿网民。
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它与国际关系（外交、军事、经济），也与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发生密切的互动，人们的见解和情绪，政府的政策和行为都影响媒体，媒体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政府的决策。媒体的社会责任因此而变得十分重大，媒体工作者，记者、评论家和主编们不仅成了引人注目的职业，他们对社会的责任也似乎比其他行业的人士更加突出。因此，人们关心入世后中国的媒体如何发展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对促进中国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国际合作，将带来长远的影响。
一直有人在问，中国政府在入世谈判中对传媒业作出了哪些承诺？事实上，中国在谈判过程中从来没有涉及过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这些传统媒体的领域，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对境外资本进入这些领域作出任何承诺，但这并不意味着进入WTO对中国媒体的发展没有影响。
对于已被联合国视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中国是有所承诺的：自入世之日起，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ISPISP：InternetServiceProvider的英文简称，意指网络服务商。和ICPICP：InternetContentProvider的英文简称，意指网络内容提供商。领域的外资比例可达30％，入世一年后南京、杭州、厦门等14个城市外资比例可达49％。入世两年后将取消地域限制，外资比例可达50％，但外资无控股权。虽然我国的专业新闻网站（新闻媒体办的网站）不允许外资进入，但外资进入非新闻网站（包括民间网站）也会对专业新闻网站形成压力。外资参加经营的ICP会把一些更活泼的内容和编排技巧应用进来。因为这些非新闻网站也都设有新闻栏目，以它们强大的资本和经验就会形成对专业新闻网站的竞争。至于硬件方面，它们的优势也将是显而易见的。
目前中国的网民已达3370万户。中国网民每月的增长率为5％。预计到2005年中国互联网的网民将达1亿以上，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吸引力是诱人的。
除了网上新闻的快速发展对传统媒体的新闻栏目有竞争和促进外，中国作为WTO的新成员，国际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也要求中国媒体对国内和国际经济新闻的报道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明显的提高，要求中国记者的经济知识有更扎实的基础，对国际经济动态有更敏感和深刻的分析，那些对经济报道具有权威性的媒体将获得更多的读者。
在出版方面，中国承诺外资可以进入报刊、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市场，这样它们将会把比较先进的经营经验带入中国。前几年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在中国推行的“书友会”业务取得了成功便是一个例子。中国的出版业规模较小、机制不够灵活、竞争力不强的弱点将更加突出。目前中国每年出版图书达15万种之多，但销售收入却无法与国外的出版集团相比。中国图书销售第一位的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去年的销售额不足1亿美元。建立强大的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广播电视集团、发行集团是紧迫的任务。至今中国已有26家报业集团、8家广播电视集团、6家出版集团、4家发行集团，这些集团正在加强机制的建设，面向市场，为进一步改革中国新闻出版业创造着初步经验。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都离不开国际合作，媒体的发展更有这样的需要。中国加入WTO之后，又有不少的境外媒体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记者站的要求。而中国的媒体也加强了对外国经济的深度报道。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媒体合作比起经济合作来，还有很多可发展的空间。今天，中国已进入WTO，我相信中国内地和境外媒体的合作将会有更新更快的发展。
谢谢大家！
（演讲后回答问题）
内地开始出现跨媒体经营
问：我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李海容，我想了解目前中国内地跨媒体合作经营，也就是电台、电视台也能经营报纸、杂志等的发展趋势，能否请您谈谈对这方面发展的看法和政府的政策取向？
赵启正（以下简称赵）：中国以往的媒体机构都不是跨媒体的。国际上看，有NHKNHK：日本放送协会的简称。和BBC，电视广播和声音广播是一个机构，但在中国，电视台和电台是完全分开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是两个机构，这有其历史原因，显然有改革的余地。跨媒体的集团，在中国是必然会出现的，如现在有很多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他们都开始办杂志、办网站，这些都是跨媒体的初步表现。（掌声）
我们需要懂经济的记者和懂经济的主编
问：你好，赵主任。我是国际工商联会的左丹红。西方媒体已经报道了您很多次，您在美国的演讲展示了一个自信的微笑，同时您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不管是科技、经济及文化方面的事情向美国人作了全面的说明。在《大公报》庆祝100周年华诞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有幸参加这次论坛。刚才你提到了入世后大量的经济数字，亦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现在很多省市来到香港招商……而中国在加入WTO以后，每个企业当务之急则是如何与国际接轨，以及如何提高国际的竞争力。你怎样看媒体和他们的多元化经营，以及在中国加入WTO后，媒体在中国企业与国际接轨方面可以发挥什么作用？谢谢！
赵：你表扬我的部分我听得很清楚，问题部分则听得不太清楚。（笑声）你是问香港、内地的合作方面有什么潜力？
问：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内地很多企业来香港招商，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质，但这恰恰是内地缺乏的。我觉得在企业招商方面，传媒可以起更大作用。例如，国家提出西部开发，《大公报》做了很多工作，作了很多报道，让我们这些商人了解西部，就有助于西部的招商。企业不能天天到国际招商，到美国、加拿大宣传，传媒在帮助企业招商方面可起什么作用？
赵：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起了积极的作用。世界资本进入中国，很多经过了香港。因为香港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中国内地很多年，也许是20年吧。那个时候我们对于世界经济运作的经验是不够的，香港率先把西方很多运作经济的方法和中国的哲学与文化结合起来了，由香港来理解世界是方便的，所以，对香港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是必须充分肯定的，这种作用在今后还将继续发挥。
我很同意你刚才所指出的，关于招商的问题，可以通过媒体来进行。虽然面对面招商是必要的，但是往往上百人的大队伍来香港招商，也可能发挥不了大效用。来香港最重要的是与最上层的企业家或专业人士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任何投资者都不会在一种非常渲染的气氛下作出重大投资决定的，没有那样的投资者。
中国的西部开发正是有困难，才需要媒体更多帮忙。正如一位很重要的日本报纸的主编问我，他说，知道中国政府很重视西部开发，但日本的投资者还是不明白到西部开发投资比在沿海投资对日本人有什么好处。我想，正如浦东开发刚开始的1990年及最初的几年时间一样，要给投资者一个认识过程，也有一个向投资者解释的过程。如果开发者自己认识不深刻，解释也不会清楚。我对日本人回答，不能以对沿海投资的模式考虑西部问题，因为二者的条件差异太大了，也许在西部更需要的是对原材料的开发，对于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的开发利用。有人说，西部的天然气运到东部不就完事了吗？我说，有了天然气，管道沿线的原来那些烧煤和烧石油的发电厂都有机会改成烧气的，显然这又推动了电厂的改造，又需要大量新的电力设备，也许电力丰富了又可以发展玻璃工业、冶金工业。
西部开发前途很广泛，但需要我们思考、认识和解释。这时媒体的作用尤显重要。我们需要懂经济的记者和懂经济的主编，这是我们对内地和香港媒体的期望。（掌声）
香港报业和内地报业的交往需要更深刻，更经常
问：我是《经济日报》记者，想谈一谈内地和香港媒体之间的合作。《经济日报》和香港经导集团合作了20多年，在这期间我们有过艰苦，也取得了一定成功。对于香港媒体和内地媒体的合作您有什么具体的想法，或者说国家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政策？
赵：在中国，国家的政策不是政府官员在办公室想出来的，而是根据社会各方面的要求和呼声，归纳提炼后制定的。我们有个说法很有效，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可以说，从社会中来，再回到社会，这样才能体现民意。你本身是《经济日报》的报人，又和香港的报业有20年的联系，当中经历过许多酸甜苦辣，你可能有很多建议，只是没有说出来，在这个场合特意来问我，给我一个难题。（笑声）
我想讲的是，在经济报道方面，香港许多报纸，报道要比我们的好，好的地方表现在：一、它的信息快，如涉及到日元升值或贬值，美元如何如何，大概比我们的快一两天，一两天在金融上可是不得了，时间就是金钱。二、香港报纸经济评论的水准会高一些。这不是我们妄自菲薄，我们也在进步。当然，有关评论中国经济的文章，那是反过来，内地报纸的眼界可能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