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说明中国-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和平、发展与人权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要求，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当前正在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这是一项使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彻底摆脱贫困、充分实现人权的跨世纪的伟大事业，也是世界和平、发展和人权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的中国需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和有益经验，也需要得到各国的最大理解和支持。
两天来，各位专家就人权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很多很好的见解，增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在人权方面的相互了解。相信这有助于中国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在促进人权方面的有益经验，也有助于促进国际人权的健康发展。希望把你们的见解留下，把我们的友谊带走。
谢谢大家！
第一部分 演讲录第4节 一篇特殊背景下的特殊讲话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杨正泉
这是一篇特殊背景下的特殊讲话。1998年12月2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为此，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联合国协会联合举办“面向21世纪的世界人权”国际研讨会，借此表明我对《宣言》和国际人权的积极态度和立场，介绍中国人权的进步和发展状况，说明中国的人权观点，主动开展人权对话、国际交流与合作。这是我国在复杂的背景下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人权研讨会，事先对会议能否开好存有疑虑：联合国系统和一些国家已在开展一系列大型纪念活动，许多要员和国际人权人士忙于各种活动，能否应邀赴会？西方有人对我国人权存有误解、偏见，他们会不会借此发难？人权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东西方的人权理论和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会议能否顺利进行？会议筹备过程中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反复研究。会议于10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有来自五大洲27个国家的8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和高级官员（外方30人）与会，代表发言踊跃，讨论热烈，气氛友好宽松，与会者普遍认为“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会议是由中国两个非政府组织举办的，但开好会的重要因素是政府官员的参与。代表官方出席并讲话的，一是钱其琛副总理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国政府致辞，积极评价《世界人权宣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面向21世纪的高度阐述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一是赵启正主任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领导人的身份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借机介绍中国人权状况的历史性变化和跨世纪发展前景，并回应会议讨论中的涉外倾向问题。两个讲话受到普遍好评。
赵启正这篇讲话的主旨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目的是主观的，效果是客观的，由目的到效果的转化因素是针对性和艺术性。赵启正经常说：“做外宣工作，要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目的与效果、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通篇“讲话”的特色，具体分析有以下特点：
一、宏观着眼，精心选材。这是一篇就敏感问题、面对敏感对象的讲话，一些外国代表对中国和中国的人权状况“了解很少，误解很多”，有的甚至有政治偏见。如何“让世界更准确地了解中国”，首先在选材上着眼宏观，以求公认共识。“讲话”选择了一个半世纪中国历史的三个阶段，对比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讲话”精心选择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为开篇，概述其前后100年“西方列强强加了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和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造成了中国的贫穷、“人民的生命和尊严遭到粗暴的蹂躏”，这是人所共知、共识的历史事实，有无可争辩的说服力。“讲话”重点突出了当代中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的历史和人权保障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赢得了独立，人民“赢得了做人的起码尊严和权利”，中国国情决定了“将生存权、发展权置于首位”；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人权”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纲领“为中国人权事业的跨世纪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另外，“讲话”列举美国媒体对克林顿总统的访华报道，在说明真实情况中指出西方一些媒体和人士“习惯于用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眼光看待人权问题”的政治偏见，并强调中国“共产党执政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有一石二鸟之效。
二、善于用事实“向世界说明中国”。“讲话”始终坚持用事实说话，用典型事例说话。列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98年的抗洪救灾和美国媒体对克林顿总统访华的报道等典型事件和事例，说明中国的历史沧桑、对人权的维护，指出西方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有意对中国人权的歪曲，陷入了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洞穴假相”之中。其鲜明特点，一是在一篇短短的讲话中，这么集中地、完整地用实例说明问题，在政府官员的讲话中不多见；二是引用的典型事例都是最近发生、人所共知共识的重大事实；三是提出和回答问题主要引用外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言论，用名人名言，不是直接发表议论；四是讲两面，以正面为主不回避负面，以成绩为主不回避不足，实事求是地客观说明中国，令人信服。
三、个性化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政府官员要讲政府的话，但又有个性特色。一是典型选材，突出最主要最典型的事实，不求面面俱到。二是短。“讲话愈短，记住的愈多”，这是赵启正的思维逻辑和讲话风格。这篇讲话只有2300多字（按照现在的播音速度只可播10分钟）。三是说自己的话，有自己的语言特色。“把你们的见鲜留下，把我们的友谊带走”就是一例。据我所知，“讲话”是按照他的授意起草后，他字斟句酌四改其稿，力求达到目的与效果、共性与个性的和谐统一。
这篇讲话稿只是赵启正众多讲话中的一篇。文如其人。赵启正的演讲、谈话、文章都有鲜明的个性，形成赵启正艺术特色。这与他的经历有关。赵启正是1998年4月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在这之前他是学实验核物理的，养成了注重实际、注重科学的学风。后来他长期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兼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天天与外国各界人士打交道，参与国际活动，在做实际的外宣工作。他熟悉外国人，喜欢和善于与外国人交朋友，谈话务实，懂得如何有效地与他们对话。他反应敏捷，能迅速捕捉到对方谈话的要点，找准回应切入点，用对方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对话。他有一种独特的“跳跃式”思维方式，善于捕捉最重要最有特点的事实，讲最需要最应该讲的话，不求面面俱到；他善于形象思维和反向思维。他的语言表达含蓄、简洁明快、幽默风趣，他喜欢说自己的话，很少讲官话、套话，很少有定式的表达方式，容易说服和打动对方。这些特点在以上这篇讲话中都有所体现。他的讲话似乎信手拈来、轻松自如，表现为举重若轻，而背后却总是举轻若重。每次讲话他总是精心构思，搜集核实大量资料，反复推敲。他是一个勤于学习的人，他多年积累了大批资料卡片，建有个人资料库。
第一部分 演讲录第5节 破坏中美关系的一出闹剧
美炮制《考克斯报告》以美国众议员考克斯（ChirstopherCox）为首的美国政客发起的旨在煽动反华情绪、借此捞取政治资本的恶劣事件。该报告于1999年5月25日公布，诬蔑中国“窃取”美国的导弹及核武器技术。是煽动反华情绪破坏中美关系的一出闹剧（1999年5月3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以考克斯为代表的美国一些反华政客，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份冗长的所谓调查报告，于今年5月25日公开出笼。这篇报告把中国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发展起来的国防尖端技术和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科学技术都污蔑为从美国“窃取”或非法“获得”。对这种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
《考克斯报告》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各类人员、组织机构和手段获取美国的敏感技术，中国的科学家、学生、商人和官员以及职业情报人员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污蔑，是典型的种族偏见。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中国历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办自己的事情。中国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依赖“窃取”别人的技术来发展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国防尖端技术。中国国防科技的发展立足于自主开发，这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基本方针。
众所周知，在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和核讹诈的年代，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技术。在中美建交前15年，1964年6月29日中国就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地地导弹，同年10月16日中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中美建交前12年，1967年6月17日中国就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氢弹；中美建交前9年，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了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完全有能力自主开发任何国防尖端技术。考克斯等美国一些反华政客无视这一事实，极力贬低并否定中国人民开发国防尖端技术的创新能力。
《考克斯报告》攻击中国长时间广泛“窃取”美国的各种军事技术，但通篇从头到尾都用“似乎”、“大概”、“如果”、“可能”、“或许”、“将来或许会”等猜测性语言。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没有任何确凿的具体的事实，竟然就判定中国有组织地广泛“窃取”美国敏感技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这是十分荒谬的。这种耸人听闻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克斯报告》还把调研公开资料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这种正常的学术活动，说成是“窃取”美国技术情报，这是十分可笑的。它所采取的方法是先认定中国有“窃取”行为，然后主观臆造、东拼西凑甚至蓄意捏造。我顺便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考克斯报告》提到的激光模拟核爆炸，本来依据的是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先生1964年提出的惯性约束核聚变思想，中国从来没说其他国家使用这一思想是窃取。中国核武器是独立自主开始研制的，核武器的发展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的。中国从来没有像《考克斯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从美国核武器实验室“窃取”机密。实际上，《考克斯报告》中所说的W56、W62、W70、W76、W78、W87、W88这七种核弹头的性能数据早已在美国公开出版物上发表，不是什么秘密，更谈不上“窃取”。例如，1984年托马斯·B·科克伦等著的《核武器手册》第一卷《美国的核力量和能力》，1988年丘克·汉森撰写的《美国核武器秘史》等，对上述几种核弹头的威力、重量、长度、直径、所用材料、圆概率偏差等性能数据以及研制单位、配备的运载系统、装备的军种均有详细介绍。该书作者还特意说明，书中引用资料均来自美国国会听证会记录、美国能源部三大核武器实验室和国防部，以证实其权威性和可靠性。而且，近几年来，在国际互联网上随时可以看到美国从早期的MK…1到最新装备的W88核弹头的性能数据。
《考克斯报告》称，美国进行了约1030次核试验，而中国只进行了45次核试验，却研制出在技术上与美国相近的先进的热核弹头，报告在这里闪烁其词，暗示中国是因为“窃取”了美国核技术，才做到这一点，否则是不可能的。这种逻辑是十分荒谬的。按照这种逻辑推论，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取得的每一项科技进步，特别是比美国发展快的科技进步，都是靠从美国“窃取”技术来实现的。这是极其狂妄的。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时间，中国这一成就是在美国进行严格封锁情况下取得的。这一事实恐怕是美国某些反华政客无法否认的。
《考克斯报告》对中国的航天事业也进行了大量的歪曲。中国航天事业开始于西方国家禁运和封锁的时代。中国航天事业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中国的中近程导弹、远程火箭、潜艇水下发射固体燃料火箭、返回式卫星、一箭多星、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都是在没有任何外国帮助下独自完成的。1985年，中国宣布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时，已经具备了高、中、低三种轨道各类卫星的发射能力，积累了20次成功发射的经验。1990年，中国首次进行国际商业卫星发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其入轨精度是该公司31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上述事实均表明中国航天技术已跻身于世界航天先进行列。
商业卫星发射是空间技术的和平运用，是互惠互利的正常商务活动。《考克斯报告》诬称，中国通过商业发射“获取”了美国的制导技术并推进了中国导弹的发展。这完全是一种移花接木、欺世惑众的说法。尽管中国早已拥有高精度的导弹制导技术，但稍具科技常识的人都知道，商业卫星发射决定了只需要采用精度适中、经济合理的制导系统，而没有必要采用弹道导弹那样高精度的制导系统。通过商业发射能提高导弹制导精度，如果是外行人这么说还可以理解，但出自美国国会专门委员会的所谓调查报告，就太令人惊诧了。《考克斯报告》用大量篇幅渲染1995年和1996年中国两次商业卫星发射故障，认为故障原因的判定都是在美国专家指点下完成的，中国因此改进了运载火箭技术并用于导弹。这简直是无稽之谈！火箭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各种飞行数据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人有自行研制火箭30多年的历史，经历过无数次成功与失败，难道排除故障还需要别人指点吗？况且中国人的火箭设计细节，当然也不能轻易向外人泄漏，美国人不知底里，又如何指点？中国既然有能力独立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