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5-菊与刀-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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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要想理解自我修养的习惯在日本的状况，就必须对美国的“自我训练（Self－discipline）”概念施行外科手术。我们得把我们文化中“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和“压抑”（frustration）的概念周围所纠缠的赘生物割掉。在日本，一个人要成为出色的运动员就要进行自我修养，就像打桥牌一样，他完全不会意识到这也是“牺牲”。当然训练是艰苦的，但这是事物本性所导致的。新生婴儿虽然十分“幸福”，却没有能力“体验人生”。只有经过精神训练（“自我修养”）才能有生活得充实的能力，并且有能力去“体验人生”。这种说法通常被译作“只有这样才能享受人生（Only so can he enjoy life）”。修养能修炼丹田之气（自制力之所在），从而使人生更加广阔。
在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的理由，在于它能改善其掌控生活的能力。他们说，人们在修养初期可能感到难以忍受，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最终他会享受到其中的乐趣，否则就会放弃修养。这一切正如学徒要在事业上充分地发挥作用，少年要学习“柔道”，新媳妇要很快适应婆婆的要求。所以在训练的最初阶段，那些不适应新要求的人想逃避这种修养，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父亲就会教导到：“你希望是什么？要体会人生，接受一些训练是必要的；如果放弃修养，你今后一定不会快乐。如果这些后果发生了，我是不会袒护你不受社会非议的。”用他们经常用的说法，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剑。
日本人如此强调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道德诫律时常要求的极端行为不是真正的严重压抑，也不意味着这种压抑会导致攻击性的冲动。美国人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是能理解这种区别的。桥牌冠军绝不会抱怨为了打好牌而必须做出的自我牺牲，绝不会把为了成为专家而花费的时间看成是一种“压抑”。尽管如此，医生们说当一个人在下大赌注或者争夺冠军时，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切与胃溃疡及身体过度紧张不是没有关联的。日本人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不过，由于相互义务观念的强制力以及人们坚信自我修养于己有利，使得日本人容易接受许多美国人难以容忍的行为。他们远比美国人更加注意其所能胜任的行为，而不像美国人那样为自己找借口。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经常把对生活的不满归咎于他人，他们更不会因为达到美国人的所谓平均幸福（average happiness）而沉湎于自怜自惜当中。他们已被训练得比美国人更加注意自己“身上的锈”。
“圆满”是超越了培养“能力”自我修养的更高境界。日本作家的有关著作并不能使西方人很容易理解日本人关于能力修养的技巧，而研究这个问题的西方专家又往往对它不太重视。有时候，他们称之为“怪癖”。一位法国学者在著作中认为，他们完全是“无视常识”，最讲究修养的教派——禅宗是“集严肃和荒谬之大成者”。日本人企图通过这种技巧所要达到的目标却不是不可理解，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阐明日本人的精神控制术。
在日语中，有一系列词汇命名自我修养达到“圆满”者的精神境界。这些词汇有的适用于演员，有的适用于宗教信徒，有的适用于剑客，有的适用于演说家，有的适用于画家和茶道宗师。一般来说，它们的大体含义都是相同的。我仅举其中的“无我” 一词为例，这是在上流阶层中很流行的一个禅宗用语。不管它是世俗的经验，还是宗教的经验，它所表达的“圆满”境界的体验是指在意志与行动之间“缝隙全无，丝发亦难”。犹如电流从阳极直接导入阴极。没有达到“圆满”境界的人，在意志与行动之间则仿佛有一块绝缘屏。日本人把这个称作“观我”、“阻我”。经过特别训练消除了这种障碍之后，“圆满”者就完全意识不到“我正在做什么”。就像电流在电路中自由流动一样，这也一点不需用力。这种境界就是“一点（One－pointed）”。该行为所产生的图像与行为者内心所描写的形象完全一致。
即使最普通的日本人也要努力达到这种“圆满”境界。英国研究佛教的权威查尔斯·艾利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在谈到一位女学生时说：“她来到东京一个著名传教士处，说希望成为基督徒。传教士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想乘飞机。于是传教士就让她说说坐飞机与入基督教有什么联系，她说，坐飞机要有一颗非常镇定、遇事不慌乱的心，而这只有经过宗教训练才能获得。她认为基督教可能是最好的宗教，因此前来求教。”①日本人不仅能把基督教和飞机相联系起来，而且他们还能把“镇定、遇事不慌乱”与应考、演讲和政治生涯都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培养“一点”能力对从事任何事业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好处。
许多文明都发展这种训练技巧，但日本人训练的目标与技巧具有完全独特的性质。更加有趣的是，日本的很多修养术都来自印度，在印度它们都被称为瑜伽。日本的自我催眠、全神贯注、及控制感觉的技巧至今仍能显示出与印度修行方法的相近之处。二者都同样重视“空灵（排除杂念）”、“体静（身体静止）”，以及成千上万遍地反复诵念同一句话和全神贯注于某一选定的标志。甚至印度的术语在日本也通用。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共同点之外，日本的修养术与印度的修养术几乎没有相同之处。
第六部分第60节：自我修养（3）
瑜伽派在印度是一个极端禁欲苦行的教派，它认为这是一种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方法。除了这种解脱（“涅”）外，人别无其他解救之道，而获得解救的障碍则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只有通过忍受饥饿、自取其辱、自我折磨才能消除。人可以通过这些手段脱俗入圣，位列仙班，从而达到人神合一的境界。瑜伽是一种摒弃世俗世界，逃脱无边苦海从而得以解脱的修养方法，同时又是一种控制精神力量的方法。越是极端苦行，就越能尽快实现目标。
这种哲学在日本属于异类。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轮回和涅的思想从来没有成为日本人民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然这种教义被少数僧侣所接受，但从未对民间思想习俗产生过影响。在日本，没有把鸟兽鱼虫看作是人的灵魂的转世而不准杀生的现象，葬礼和诞辰庆典也没有受到过轮回思想的影响。轮回不是日本的思想模式，涅思想也不是。一般民众对它一无所知，僧侣们也对它进行加工改造甚至使之绝迹。有僧侣学者断言，顿“悟”之人即已达到涅；即在此时此地，人在松树和野鸟中都能“涅”。日本人从来都不会对死后的世界有任何空想和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讲关于神的故事，而从不讲死人的故事。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人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不管什么人，甚至身份最低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日本人供在佛龛中的家属灵位就称作“佛”。没有第二个佛教国家使用这种语言。当一个民族对一般死者用如此大胆的尊称，它当然是不会追求涅之类的困难目标的。如果一个人怎样都能成佛，那就不用使肉体终生受苦去努力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了。
正如该教义在日本是异类一样，肉体与精神也是不相容的。瑜伽是一种消除欲望的方法，而欲望寄于肉体之中。然而日本却没有这种教义，“人情”并非魔鬼，而且感官享受乐趣也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唯一的条件就是感官必须为人生的重大义务做出牺牲。在日本人对待瑜伽的方法方面，这一信条已经在逻辑上扩展到了极端：不仅一切自虐性苦行被排除了，而且这个教派在日本也不是禁欲主义的。他们的“悟者”虽然被称为“隐士”并过着隐遁的生活，但一般仍与妻子同住并过着安逸的生活。娶妻生子与超凡入圣没有一丝半点的矛盾。在佛教的最通俗的教派中，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日本从未发现接受灵肉不相容的说教是件容易的事情。顿“悟”者是得自于自我冥想和质朴的生活，而不在于衣衫褴褛、禁绝声色犬马之娱。日本的圣人们整天吟诗作对、品茶对饮、观花赏月。现在的禅宗甚至要求其信徒尽量避免衣不足、食不足和眠不足这“三不足”。
瑜伽哲学的最终信条在日本也属于另类：因为这是种认为可以把修行者引入一种忘我的天人合一境界的神秘主义修行。无论是原始部族的民众、伊斯兰教的阿訇、印度的瑜伽修行者还是中世纪的基督徒，虽然其信仰各异，但是推行神秘主义的修行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都体验到“人世所没有的”快乐。日本虽然也有神秘主义修行法，但却没有神秘主义。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会入定，其实他们也能的。但他们不把它称作“超凡入神”，而是把这种境界看作修炼“一点”技能的方法。他国的神秘主义者说，入定时五官会停止活动；禅宗的信众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入定会使“六官”达到极其灵敏状态。通过训练位于心中的第六官，可以使其支配平常的五官，不过，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和听觉都要接受特殊的训练才能入定。禅宗修行者的一项练习是要听足音来准确地跟踪其足迹；或者在三味境界中仍能辨别诱人的美味。嗅、视、听、触、尝都是“辅助的第六器官”，人要在这种境界中学会使“各器官都非常灵敏”。
对于任何重视超感经验的教派，这都是非同寻常的现象。即使在入定时，参禅者也不想游荡于自身以外而像尼采（Nietzsche）所描述的古代希腊人那样，“保持原状，保留名分”。在许多日本佛法大师的言论中，有很多对这种见解的生动描写。而这其中讲得最精彩的是在十三世纪创立曹洞宗（Soto cult of Zen）的高僧道元，至今该宗仍是禅宗中最强大和最有势力的教派。谈到自己顿悟（satori）时，他说：“我只知道眼睛是在鼻子之上的……（禅的体验）并不神秘。犹如时间自然流逝，太阳东升西落。”②禅学著作也不认为“入定”体验能够给人以力量而不是能培养自我修养能力。一位日本佛教徒写到：“瑜伽认为通过冥想可以获得超自然的能力，但是禅宗不采纳这种荒谬的说法”。③
瑜伽派以印度教派为基础的各种观点，就这样被日本完全抹杀了。日本人极端喜爱对事物限定，这自然让人联想到古希腊人。他们把瑜伽的修行方法理解为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种自我修养方法；还理解为为使人与其行为之间毫无空隙可言，从而达到“圆满”境界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很有效果的自我依靠的训练方式。它的回报就在此时此地，因为它能够使人们最有效地应付任何局面，只要付出恰到好处的努力它就能使其控制胆大妄为的心，所以无论外来的身体上的危险还是内心的激情，都不会让他慌乱。
这种训练对僧侣和武士都有相同益处，准确地说，正是日本武士把禅宗当作了自己的信仰。在任何其他地方，你都很难发现他们会像日本人这样，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如何格斗，而不是用它来追求神秘的体验。在日本，从禅宗开始发生影响时起就一直这样。十二世纪日本禅宗的开山鼻祖荣西（Ei－sai）就写了巨著《扬禅保国论》（The Protection of the State by the Propagation of Zen），而且禅宗还培养了武士、政治家、剑客和学生以实现其非常世俗的目标。正如查尔斯·艾利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所说，在中国，没有任何迹象会使人想到，他日禅宗传到日本会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禅宗和茶道、能乐一样，完全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人们也许想象得到，这种神秘的教义主张从内心进行直接体验，而不是从经典中寻求真理的观念，在十二、十三世纪社会动荡的年代，在逃避尘世的僧院中流行起来，但绝不会想到武士阶级会把它作为生活准则，而实际情况恰恰如此。”④
第六部分第61节：自我修养（4）
日本许多教派，包括佛教和道教（Shintoist）都特别强调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这类神秘修行方法。其中有些教派把这种训练的成果看成是上帝恩宠的体现，其哲学基础建立在“他助（tariki）”，即靠他人的帮助，亦即仁慈的上帝。有些教派，以禅宗为最，则强调“自助（jiriki）”。他们教导人们，潜力只存在于自身，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潜力。日本武士们发现这种教义符合他们的性格，无论作为僧侣，或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施教者——他们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即通过禅宗修行来加强一种素朴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十分明确：“修禅所追求的目的，就是在自己身上可以发现光明，根本容不得半点的阻搁。要铲除路上一切妖孽，……遇佛杀佛，逢酋灭酋，遇圣屠圣，只有照此去做才能得救”。⑤
探索真理的人，不论是佛祖教导、祖宗经典还是神学，都不能接受任何间接的经验。“十二篇佛因缘经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研究它虽不能说毫无益处，却不能使顿悟的灵光一闪。有一本禅语对话的书中记载，一个新人求禅僧讲《莲花经》（Lotus of the Good Law）。禅僧讲得头头是道，弟子却失望地说：“这是为什么？我还以为禅僧您蔑视一切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呢！”禅僧回答说：“禅并不是一无所知，禅只是相信真知在一切经典之外。你并不是来求知的，你只不过是来求解佛经的罢了”。⑥
为了教给弟子如何“求知”，禅师们所传授的是传统的训练方法。训练既有肉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但不论是哪一种，训练者最后都必须在内心意识中取得一定效果。剑客的参禅就是一个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