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5-菊与刀-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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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教给弟子如何“求知”，禅师们所传授的是传统的训练方法。训练既有肉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但不论是哪一种，训练者最后都必须在内心意识中取得一定效果。剑客的参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他必须经常练习只属于“能力”范围的基本刺剑动作，但他还必须学会“无我（muga）”。最初，他被命令站在地板上，全神贯注于脚下支撑自己身体的那几平方英寸地板。这块窄小的地板逐渐升高，直到剑客学会了立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就像置身庭院之中一样，那时他就得到“真知”了。他的心不再会因为有晕倒的感觉和摔交的危险而背叛自己了。
日本的这种站柱术只不过把人们熟知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Saint Simeon）派的立柱苦行术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自我修养方法。它已经不再是苦行了。无论是修禅还是农村中的许多风俗习惯，各种身体训练都经过这种改造。潜入冰水和站在山泉瀑布下这类苦行修炼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存在。有的是为了锻炼身体，有的为了祈求上苍的怜悯，有的则是为了入定。日本人最喜欢的苦行是在天亮之前站或坐在冰凉剌骨的瀑布之中，或者在冬夜用冰水洗澡三次，但其目的是锻炼自我意识，直到觉不出痛苦。求道者的目的是训练自己能够冥想而不受外界干扰。当他意识不到水的冰冷，在寒冷的清晨身体也不颤抖时，他就“圆满”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回报。
精神训练也必须同样恰如其分。你可以请教老师，但老师也不会对你进行西方意义上的“指导”，因为你从自身以外学到的不可能是有用的东西。老师可以和弟子讨论，却不会温和地引导弟子进入新的知识境界。老师越是粗暴，对弟子的帮助就越大。当老师突然打掉弟子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把弟子摔倒，或者用铜如意敲打弟子的指关节，在这种冲击下，弟子就会像触电般地顿悟，因为这打掉了他的自满。在僧侣们的书中，这类故事比比皆是。
“公案”是师父们为使弟子努力开悟而最爱用的一种方法，字面的意思就是“问题”，据说有1700多个。禅僧轶事中说，有人为解决一件公案竟费时七年之久并不足为奇。“公案”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合理的解决。比如“设想一只巴掌怎么能拍响”，或者“思考自己没有出生时母亲分娩时的情景”，以及“背着尸体迎面向我走来的是谁？”，“向我走来的人是谁？”、“万法归于一宗，那一宗又归于什么地方呢？”。在十二、三世纪以前，此类禅语曾在中国使用过。在引进禅宗的同时，日本也引进了这种参禅方法。但在中国，公案没有生存下来；而在日本却成了达到“圆满”的最重要的训练手段。禅的手册中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含着人生的困境”。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就像“被赶入绝境的老鼠”，“吞烧红的铁球”的人或“想叮铁块的蚊子”。他加倍地努力，横在他的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屏障终于被除去，犹如一道闪电，“公案”与心融为一体，他就顿“悟”了。
第六部分第62节：自我修养（5）
读了这些描写神经紧绷的努力后，如果再在这些书中寻找他们费尽精力所得到的真理，你会感到失望。例如，南岳（Nangaku）花了八年时间思索“往我来者何人也？”最后，他明白了。他的结论是：“即使此地有物，也随即失去（Even when one affirm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hee； one omits the whole）”。但是，禅语的启示也有一定的模式，可从以下数句问答中窥见一斑。
徒问：“我怎样才能避免生死轮回？”
师曰：“谁使你受到束缚？（即谁把你绑在轮回上？）”
他们说，他们学的东西，借用中国一句谚语，就是“骑驴找驴”。他们要学的重要的“不是渔网和陷阱，而是那些用工具来捕捉的鱼和兽”。借用西方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学的皆与困境无关，这是一个二难推理，其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打开天目，现有方法即可解决问题。一切皆有可能，无需借助外力，只需自食其力即可。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这些真理追求者所发现的真理，而在于日本人如何考虑探索真理，因为这些真理与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是一样的。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bricks with which to knock upon the door）”。“门”就装在未顿悟的人性的周围墙上，这种人性不但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而且总是幻想有许多人盯着自己并准备进行褒贬。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有切身体会的“耻感（haji）”。一旦把门敲开，人就进入自由的天地，人就把砖弃之一旁，再也不用去解答什么公案了。功课已经修完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解脱了。他们拼命钻牛角尖，“为修行”而变成了“咬铁块的蚊子”。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在“义务”与“情义”，“情义”与“人情”以及“正义”与“情义”之间都不存在死角。他们发现了一条出路并且获得了自由。他们首次充分“体验”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muga）”的境界。他们的“修炼”成功地实现了“圆满”的目标。
禅宗的权威铃木（Suzuki）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入迷境界”（ecstasy with no sense of I am doing it），“不用力”。⑦“观我”被根除了；人的“失我”，就是指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观察者。铃木说，“随着意识的觉醒，意志就一分为二：行事者和观察者。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因为，行事者（真我）要求摆脱（观我者）束缚”。而当“悟”时，弟子发现，既无“观我者”，也无“作为不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no soul entity as an unknown or unknowable quantity）”，⑧只有目标及实现目标的行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生如果变换一下表述方式，就能更具体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性。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一个人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论并据以判断自己的行为。他的观我者极易受伤害。一旦进入灵魂的入迷境界，他就根除了这个易受伤害的自我。他已经意识不到“他正在作（he is doing it）”。这时，他就觉得，和习剑者可以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而面无惧色一样，自己的心性已修炼好了。
画家、诗人、演说家和武士都是通过这种类似的训练来达到“无我”境界的。他们学到的并不是“无限（infinitude）”，而是不受干扰的对有限的美明晰的感觉；或者学会调整手段与目标，用恰到好处的努力，刚好达到目的。
第六部分第63节：自我修养（6）
即使完全没经过训练的人也可能有一种“无我”的体验。在欣赏能乐和歌舞伎时，一个人陶醉于剧情之中，也可以说是失去了“观我”。他手上满是汗水，他感觉这就是“无我的汗”。轰炸机飞行员在接近目标投弹以前也会渗出“无我之汗”。“他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他的意识中没有了观我。当高射炮手全神贯注瞄准时，他消失在周围的世界里，同样会渗出“无我的汗”并找不到“观我”。凡是身处此种状态的人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例子，都达到了最高境界。
以上概念有力地证明了，日本人把自我监督和自我监视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说，一旦这种牵制消失，就感到自由并且很有效率。美国人把他们的“观我”与内心的理性原则当作是一回事，并以临危不惧，“镇定自若”而自豪。日本人却要靠进入灵魂入迷境界，摆脱自我监视的束缚，才有去除千斤重担之感。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的思想，而日本人则极力辩解：当心理负担消失时，人的意识会有更加有效的境界。
日本人对这种信条的最极端的方式（至少在西方人看来）就是他们高度赞赏“就像死人一样活着”的人。如果照字面翻译成西方语言，就应该是“活死尸”，在西方任何语言中，这句话都是一种厌恶的表达。我们讲这句话，通常是指一个人的自我已经死去，在人世只空留一具躯体。日本人讲“就像死了一样而活着”则是说这个人已达到了“圆满”的境界。他们常把这句话用于日常鼓励。在鼓励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少年时，他们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样就很容易通过考试了。”在鼓励进行重要商业交易的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会说：“就当已经死了。”当一个人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看不到前方的路时，也常以“权且当已死”的决心去生活。战败后被选为参议院议员的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Kagawa）在其自传小说中说：“像被恶鬼缠身的人一样，每天他都躲在房间里哭泣。他那火山爆发般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他的挣扎持续了一个半月，最终生命取得了胜利。……他要像已死之人一样……他就当已经死了一样投入战斗之中……他决心要当一个基督徒”。⑨战争期间，日本士兵说：“我决心就当已经死了，以谢天皇之恩”。这句话蕴涵了一系列的行动，如在出征前为自己举行葬礼，发誓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硫黄岛上的一捧土”，决心“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零”等。
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也体现了“就当已死地活着”。人在这种状态中就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一切恐惧和警惕。他已经成为死人一样了，也就是说不需再为恰当的行为而考虑了。死者自由了，他们不用再报“恩”了。因此，“我就当已死地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最终摆脱了一切冲突，意味着“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勇往直前地去实现目标。我的“观我”及其一切恐惧的负担已经不再阻隔在我和我的目标之间了。过去在我奋力追求时，一直困扰我的紧张和消沉也随之消失。现在，对我来说万事皆有可能了。”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和“就当吾身已死”的状态中已经排除了意识。他们所谓的“观我”、“扰我”是判断一个人行为的标准。这就生动地指明了西方人与东方人之间的心理差异。我们讲到一个没有良心的美国人，是指他在作恶时不再有罪恶感。而日本人在使用同一词时，却是指这个人不再紧张和受到困扰。同一个词，在美国指坏人；在日本则指好人，有教养的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的人，是指能够完成最困难而又需要无私奉献的人。美国人行善的强大制约力是罪恶感，如果一个人的良心泯灭，那他就不再能有罪恶感从而变成了反社会的人。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则不同。按照他们的哲学，人的心灵本来都是善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他自然而然就会实践德行，并且非常容易。于是，他想努力修炼“圆满”，消灭对“羞耻感”的自我监视。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消除“第六感”的障碍，才能从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中彻底解脱出来。
如果你脱离了日本人在其文化中的个人生活经验来考察这种自我训练的哲学，这就会成为胡言乱语。我们已经看到了日本人那种归之于“观我”的“羞耻感”是日本人身上沉重的负担。如果不讲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就很难讲清楚他们的精神控制术的真正哲学意义。在任何文化中，其道德规范总是要代代相传的，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长者对其子女的态度来传递。外人如果不研究一国的育儿方式，就很难理解该国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是从成人方面描述日本民族对人生的观点的，因此研究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将使我们对这些观点有进一步的了解。
第七部分第64节：子女教育（1）
⊙由于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他们长大面对社会时会感到严重焦虑，导致日本男人行为的矛盾性……日本人自愿放弃了基本的自由，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而这些自由对美国人来讲，犹如呼吸空气一样必不可少。
日本人教育子女的方式并不向那些细心的西方人想象的那样。美国父母在教育自己的子女时远不及日本人那样谨慎和严格，而且，美国人也从不会让孩子觉得父母的每个愿望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命令。他们在养小孩时严格地按着规定的授乳时间和睡眠时间表，在时间未到之前，不管婴儿怎样哭闹也无济于事。如果婴儿吮吸自己的手指或抓自己身上的某个部位，母亲们就会敲敲婴儿的小手来加以制止。而且，母亲也常常不在孩子身边。母亲外出时，婴儿必须得留在家里。在婴儿还不愿吃其他食物时，美国的家长也要让他断奶，如果小孩还习惯用奶瓶，那就不给他奶瓶，让他自己吃。有些对身体有益的食物，不论孩子喜欢与否，都必须吃。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因而，美国人就会很自然地设想是不是日本的小孩从小就受到更加严格的管制呢？因为只有这样，他们长大后才能学着克制自己的欲望，并在为人处事时也要中规中矩、小心谨慎。
然而，日本人的作法并非如此。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日本的人生曲线就像一个浅杯一样的U字，非常严格，随着孩子日益成长，父母对孩子的管制会逐渐放宽，当他找到工作能自食其力、并且有了自己的家庭后，他就几乎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决定了。在美国，人生的鼎盛期应该是充满自由和主动性的时期。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的能力和精力都日益减退以至成为他人的负担时，这时就又会受到约束了。美国人从未想过要用日本人的那种模式来安排人生，因为对美国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的，是非常不可理喻的。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人生安排，他们间的共同点就是要在事实上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鼎盛期尽可能多地融入该国的文化。在美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社会给每个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人生鼎盛期自由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