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5-菊与刀-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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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第67节：子女教育（6）
孩子的角色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人们不再对他使用幼儿期那种嘲弄的方式了，而代之以一种更加严肃的方式。到小孩八、九岁的时候，家人就会对小孩进行真正的排斥了。如果老师向家里报告说他不听话或什么不好的举动，或者操行分不及格，家里人就会不理睬他。如果店主人告状说小孩很淘气，那家里人就会觉得他是“辱没了门风”，因而全家都会批评他。我就认识两个还不到十岁的日本小孩就被父亲逐出家门，还不让他们到亲戚家去，说他们是丢人现眼。在学校老师也处罚他们。当时，这两个人只好呆在外边的窝棚里，后来被母亲发现了才安排他们回家。小学的高年级孩子有时被关在家里“闭门思过”，他们还必须专心致志地写悔过的日记。总之，家里人都会把这种小孩看作是“问题少年”，在很多问题上都不支持他，整个社会也都批评他。因为他违背了“对社会的情义”，因而也别指望得到家庭的支持，也不可能指望得到同龄人的理解。要想得到同学们的亲近，他必须首先认错并保证下不为例。
杰佛里·格拉曾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约束对社会影响的力度是非常深远的。自人类社会有家族或类似的宗派集团以来，当一个家庭或集团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责难和攻击时，这个集团的成员都会群起而攻之。只要他还能得到自己团队成员的认可，那么在需要帮助或遭到袭击的时候，他都能得到本集团的鼎立支持。然而，日本的情况则恰恰与此相反。也就是说，日本人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有可能得到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部人批评他指责他，那本集团也就会反对他、惩罚他，除非他能使其他集团改变对他的看法并不再对他加以指责。由于这种机制的存在，日本与其他社会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人们都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外部世界’的赞同和认可。”⑥
在这段年龄以前，虽然学校对女孩子的教育和对男孩子的教育在细节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总体上差别还是不大的。女孩子从小在家里受的约束要比兄弟多一些。虽然男孩子有时也要承担看护婴儿的工作，但这种工作主要还是由女孩来做的。在准备礼物和致以问候时，女孩子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对象。而且，她们不能像男孩子那样乱发脾气。但是，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女孩比较起来，日本的女孩子们已经是非常自由了。她们可以穿鲜红的衣服，可以和男孩子们一样在外面玩耍，有时甚至还可以和男孩子们打架，而且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小时候，女孩子们是“不知道羞耻的”。从六岁到九岁左右，女孩子们就和男孩们一样，开始懂得自己对社会承担着一种责任。九岁以后，日本的小孩就会按男女来分班。而往往男孩子们更注重男性间的团结，他们排斥女孩子，更不愿意被别人看见自己和女孩子说话。母亲们也会告诫女孩子不要与男孩子交往。一般来讲，女孩到这个年龄之后都沉默寡言，不喜外出，也难教育。由于此时男孩都比较排挤女孩，因而日本女人都说这就意味着女孩无忧无虑的童年已经结束了。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女孩的人生轨迹只能是“自重再自重”。这一教导一直贯穿在她们今后的生活中，无论是订婚之时，还是结婚以后。
如果男孩子只是懂得了“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那还不能说他就已经把日本男子应负的所有义务都弄懂了。日本人说：“男童从十岁起开始学习‘对名分的情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将男人知辱而后起视为一种美德。男孩还必须从小就学习一系列的规矩：比如应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何种情况下应采用间接的手段来洗刷污名。我觉得日本人的意思并不是说要让小孩从小就学会一些可能侮辱别人的过激手段。因为男孩子从小就往往对母亲粗暴无礼，他们还经常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争执不休，因而没有必要说在十岁以后再教他们怎样攻击对方。然而，在学习“对名分的情义”的时候却的确要求十几岁的少年能够将他们对别人的攻击方式限定在社会公认的范围之内，并逐渐学会如何来协调好他们间的关系。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与攻击别人比起来，日本人其实更有一种自虐的倾向。即使是学童也不例外。
六年的小学毕业后，小孩们就会面临着一场非常激烈的中学入学考试，大概只有总人数15％的学生能继续升入中学，而这其中男生占的比例较高。竞争几乎涉及了每个考生和每门学科，这些少年们一下子就被抛入了要承担“对名分的情义”的责任之中。对于这种竞争，他们并没有多少经验，因为从小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社会都是尽量把这种竞争降低到最低程度的。这种突然而来的竞争性的考试，使竞争激烈的程度更高，也使人们对此更加关注。大家都很在意名次的先后，也爱怀疑这其中是否有私人交情的因素。然而，在怀恋过去时，日本人谈得最多的却不是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中学里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欺辱史。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还想出了很多捉弄他们的恶作剧，老让低年级学生干一些无聊的丢人的事情。因而，低年级学生一般都对此十分憎恨。日本男孩子是不会把这些事仅仅只看作开玩笑的，当一个男孩子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奴颜婢膝、四脚爬行时，他会咬牙切齿，记恨在心并图谋总有一天要报复。而由于在现实中他们不能立即报复，因而就会更加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们认为这是事关“名誉”问题的大事情，维护自己的“名誉”是每个日本人应该具有的美德。因而，有时他会利用家庭势力把对方从职位上拉下来；或者刻苦练习剑术或柔道，待毕业之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当众羞辱对方。总之，仇一日不报，他们就会觉得“心事未了”。日本人正是从受了侮辱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第七部分第68节：子女教育（7）
那些没有机会升入中学的少年，参军后也会受到类似的训练。和平时期，每四个日本青年中就有一个会被征当兵。而且在军队里，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比中学里更加严重。军官们对此基本上是不闻不问，即使是退役的军官也很少插手此事。日本军规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告状是丢脸的。士兵间的争端由他们自行解决。军官们会认为这是一种“锻炼”士兵能力的方法，因而从不会让自己牵连进去。一般老兵会把自己在头年受的所有委屈和怨恨一古脑儿地向新兵发泄，并想方设法侮辱新兵。据说从军队出来的人一般都跟变了个人似的，个个都成了“真正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什么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他们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经受各种苦难体验的结果。那些从小就受典型的日本文化熏陶并对自己的“尊严”十分在意的男青年们，一旦到了军队那个环境下就极易变得非常野蛮。他们不能忍受这种屈辱。他们认为这是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因而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别人。
很显然，现代日本中学和军队中的少年们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性格特征，恐怕与日本人传统的对嘲笑和侮辱的看法是分不开的。在中学和军队中，人们对这种“侮辱”的反应其实并不是什么特例。显而易见，由于传统的日本人对“名誉”的看法，人们对羞辱、嘲弄的反应就会比美国人强烈得多。和日本古老的模式一样，尽管这批受到嘲弄的人迟早会再以同样的方式虐待另一批人，但这并不能防止当时那个受到侮辱的少年千方百计要对虐待他的人进行报复。许多西方国家中都习惯找替罪羊来发泄心中的积愤，但日本人却不是这样。例如，在波兰，如果一个新学徒或一个年轻的收割手遭到别人的嘲弄后，他不是向嘲弄者泄恨，而是对自己的徒弟或其他新的收割手发泄。当然，有些日本少年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消除怨恨的，但更多的少年会选择直接复仇。只有在和虐待自己的人有个了断后，人们才会“感到痛快”。
在日本战后的重建工作中，那些忧国忧民的领导人应该高度重视这种战前在学校和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侮辱青少年、戏弄青少年的现象。政府应该提倡“团结精神”，鼓励人们重视“同校关系”，尽量杜绝以大欺小、以高压低的陋习。在军队中应切实贯彻禁止虐待新兵的政策。虽然不论是各级军官还是老兵都应该对新兵严格训练，但这种训练不能构成对他人的侮辱、嘲弄和虐待。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军队中，上级和老兵都不能让下级或新兵模仿小狗摇尾巴的样子、学蝉鸣、或者在别人吃饭时间让他们“倒立”，违者都要受到惩罚。如果能做到这样，那将对日本国民的再教育起到深远的作用，它将比否定天皇的神圣性或是把军国主义的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女孩们不用学习一系列“对名分的情义”的准则，因而她们不曾有过男孩子那种在中学和军队中受辱的经历，也不会有类似的体验。女孩子的生活比男孩子要稳定得多。打她们懂事起，她们受到的教育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男孩当先，礼品、关怀，女孩都是没有份的。在生活中，她们必须尊重的处世准则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要公然发表自我主张。尽管如此，在孩提时代，她们还是和男童一样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特别是当她们还很小时，她们可以穿鲜红的衣物。长大成人后，那种颜色的衣物就不能再穿了。只有到了六十岁后才能再穿，因为她的第二个真正的特权期才到来。在家里，由于一般情况下婆媳的关系都不会太好，因而不论是媳妇还是婆婆都会来笼络她；她的兄弟姐妹们也希望能与自己的子妹关系融洽，因而也会像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尊敬她；而孩子们为了赢得她的偏爱也都争着抢着要与她同睡，而她也会经常把祖母给她的小恩小惠分给那些两岁左右的晚辈们。日本人不喜欢自己一个人睡觉，晚上小孩们可以把自己的睡床搬到自己喜欢的长辈的旁边。证明“你对我亲不亲”的证据就是看两个人的睡床挨的紧不紧。虽然女孩子九、十岁的时候就不能再和男孩子们一起玩了，但作为补偿，她们可以炫耀自己新的发型。十四岁到十八岁间日本姑娘的发型是最讲究的。那个年龄的女孩子们可以穿丝绸衣服了，而以前她们只能穿布料的。这时，家里也会千方百计地打扮她们，让她们更加优雅迷人。这样一来，女孩子的虚荣心也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社会对女孩子的各种约束是要靠她们自己直接来承担和履行的，而不是要靠父母来强制执行。父母亲拥有的特权不是说他们可以任意体罚小孩，而是他们可以心平气和、一如既往地对小孩们提出自己的期望，希望女儿们能够按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来生活。我觉得引用一下下面的事例很有必要，因为它说明了在女孩成长过程中这种非正式的、特殊的来自父母的压力是多么的重要。稻垣钺子从六岁起就由一位博学的儒者教她背诵经典中文诗词：
“在两个小时的授课时间里，老师除了双手和嘴唇外，简直就是纹丝不动。我坐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也必须同样正襟危坐，纹丝不动。有一次正在上课，我也不知什么地方不太合适，就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双膝换了一个稍微舒服一点的角度，老师脸上立刻显出惊愕的神色。他轻轻地合上书、慢条斯理然而很严肃地说：‘姑娘，你今天的心情显然不适合学习，你先回房好好思考思考吧。’我心里羞得无地自容，但毫无办法。我先向孔子的画像行了一个礼，接着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就毕恭毕敬地退出书房。平日结课后我都会去向父亲报告一下情况，今天当我小心翼翼地来到父亲跟前时，父亲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未到，但他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你的功课学得真快啊！’这就犹如被丧钟重击了一下。直到今天，想到这件事时我仍然隐隐作痛。”⑦
第七部分第69节：子女教育（8）
杉本夫人在另一本描写她的祖母的书中，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日本父母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祖母脾气谦和，她希望每个人都能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