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5-菊与刀-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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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中并不存在那种所谓极端的权威主义问题。几乎所有的西方观察者都认为，日本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钟爱是在西方人很少见的。日本小孩认为儿子与父亲亲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他们还经常公开地炫耀自己的父亲。因此，只要父亲声调稍有改变，他们就能马上领会父亲的意思。但是，父亲在儿子的心目中并不是一个特别严厉的老师的形象，儿子怕父亲更主要的还是由于青年时期不是反抗父母权威的时期。相反，在世人眼里，青年期应该是一个服从家庭意志并培养家庭责任的时期。日本人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练习、为了训练”自己对权威的服从和尊敬。因为父亲作为等级制的代表和特定生活的产物，在这里已经被物化了。
第七部分第74节：投降后的日本人（2）
儿童在孩童时代与父亲接触中所养成的这种待人接物的态度现在已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处于等级制上层、倍受他人爱戴的人其实并不一定掌握实权；身居高位的官员也并不一定就能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基层官员在决策时都有顾问或其他隐蔽力量在幕后操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超国粹组织的代表黑龙会的领导人在接受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访问时，曾对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作了生动贴切的描述。他说：“社会（当然是指日本）是一个三角，它的一角被大头针固定住了。”①换句话说，三角形在桌面上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而大头针在下面则是大家不易察觉的。三角形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但都是围绕着一个隐蔽的轴在偏动。借用西方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在反省时，我们发现人们仍在努力使专制和强权继续盖着神秘的面纱，人们仍将一切行动继续说成是出于对国家最高象征的忠诚，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是，这个象征性的东西早已被排除在实权范围之外了。一旦揭开这种力量源泉的面纱，日本人就会觉得自己这种做法太功利了，太与现行的体制不相称了。这种看法同日本人对高利贷和暴发户的看法如出一辙。
正是由于日本人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社会，因而他们深信不革命也可以改善和消除社会上的剥削和不公正的现象。他们并不想让整个社会都支离破碎，而是希望在不完全抛弃现有的社会制度的框架下对社会组织机构进行一次全新的变革，就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样。他们把这种变革称为“维新”，即对现状进行改良的意思。日本人从来就不是革命者。一些西方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日本的形势：他们有的寄希望于日本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意识形态运动；有的则过分高估了战时日本地下力量的能力，还指望他们有朝一日也能夺取政权；还有的甚至希望日本战后的激进力量能够在选举中获胜，这些都是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保守派代表币原（Shidehara）首相在1945年10月组阁时曾公开发表了以下言论：
“新的日本政府将继续发扬尊重全体国民的意志的民主传统，……。自古以来，天皇就以全体国民的意志为己愿，这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髓。而我们当今的民主政府正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美国人看来，上述日本政府对民主所做的冠冕堂皇的解释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它却给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即日本政府打算在与西方意识形态不相同的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来扩大国民的民主权利、改善国民的福利。
当然，日本也会尝试引进一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机制。但是西方的制度并不一定就是改善世界的神丹妙药，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在日本要推行普选是困难的，而要确立起经过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的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也存在着很多实际问题。当出现这些问题后，日本人却靠着自己不断的摸索、修改和完善，最终也达到了类似美国的民主。因而，现在就有一些美国人愤恨地说这场战争是白打了。美国人一向都是对自己的民主机制深信不疑。但是，在漫长的日本战后重建时期，普选充其量也就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占据次要的位置。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第一次试行选举以来，整个国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那些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在书中记述的传统问题在今后的生活中还会重新出现。
“在这些甚至会付出个人生命的激烈竞选活动中，其实并没有搀杂什么个人仇恨的因素；人们在议会中的争论不休，有时甚至会出人预料地大打出手也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不和。政治斗争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各党派、利益集团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展开的斗争。而每一个党派或集团的忠诚追随者都会把每次政治变故看成是另外一种的战争——一场没有硝烟的检验成员忠诚度的战斗。”②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村民们在选举投票之前往往会说：“我已做好随时被砍头的准备了。”人们经常会把选举战同过去特权阶级的武士攻击平民的做法进行比较。直至今日，日本选举所包含的意义仍与美国有巨大的差别。不论日本是否采取危险的侵略政策，这种差异都无法弥补。
日本能否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关键是要看它敢不敢面对现实，敢不敢承认自己过去的行动是“失败的”，同时它能不能很快地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其他方面。日本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民族，它曾尝试过要以战争的方式使自己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他们却失败了。于是，他们就只好抛弃这种政策，因为从小到大，日本人一直受到审时度势思想的熏陶。任何一个专制的民族在发动战争时总会借用“主义、原则”的名义，即使在向敌人投降时，他们也会自欺欺人地说：“可悲呀，与我们失败相伴随着的也是正义的消亡。”自尊使他们仍会为下次“正义”的胜利而继续努力，或者，他们会自我惩罚并进行自我忏悔。而日本人则绝不会这么干。在日本投降刚五天，美国大部队都还没有登陆日本的时候，东京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就开始大谈特谈日本的失败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政治变化了。它说：“然而，这对最终解救日本国民还是大有好处的。”这篇社论一再强调每个人都必须明白日本已经彻底失败了。既然企图单凭武力来谋取日本强势地位的努力已经宣告破产了，那今后日本就必须毫无选择地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另外一家东京大报《朝日新闻》也在同一星期发表文章，说日本近年来“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日本国内外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必须抛弃那种不合时宜的陈旧思想，而在国际合作与爱好和平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
第七部分第75节：投降后的日本人（3）
西方人注意到了这种原则性的转变，因而对此也心怀疑虑。但日本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不论是在处理个人人际关系领域还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如果日本人采取了某种行动而未能达到其设定的目标，那日本人便觉得是自己犯了“错误”。如果失败了，人们就会马上抛弃以前从事的工作，因为日本人觉得自己不是生来就到世上来接受失败的。日本人常说：“光咬肚脐是没有用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人普遍的观点是武力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之一，因而军国主义在日本大肆蔓延，而现在日本人也为他们的这种理论付出了代价。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用他那庄严神圣的音调向世人宣布：日本失败了。因而他们坦然接受了战败的一切后果。这意味着美军将要占领日本，于是日本人就欢迎美军的到来；这意味着日本侵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就主动考虑日本应制定一部摈弃战争的宪法。日本投降后的第十天，《读卖报知》以《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为题发表了社论，其中写道：“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因为，只有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日本国民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才能提高自己客观认识事物的能力，才知道应该对以前那种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进行认真坦率的分析……现在，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这一冷酷的现实。同时，我们也必须深信日本文化的前途将无限光明。”这就是说，他们曾经试验过一种行动方针已经失败了。今天，他们将试行一种新的和平的处世之道。日本舆论也还在反复强调：“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中赢得尊重。”因而，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要在崭新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尊重。
这些报纸的社论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心声。东京街头以及偏远山村的广大民众也同样经历着巨大的转变。美国占领军简直不敢相信如此友好的国民就是曾经发誓要用竹矛死战到底的人。日本人的伦理道德中包含着许多美国人所排斥的东西，但是，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其他民族的伦理也包含有许多值得赞扬的方面。
麦克阿瑟将军（MacArthur）领导下的美国对日管理当局承认了日本人开始新航程的能力。他没有采用令人屈辱的方法来阻碍这一进程。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的伦理把这种手段强加给日本，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根据西方伦理观念，侮辱和惩罚是使做坏事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孽的有效社会手段。这样的认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日本人对此则有不同看法。按照他们的伦理观念，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一切过失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后果会使他谨记不再这样去做。这些自然而然的后果也可能是战争全面的失败。但是，日本人对这些情况并不必须视为屈辱而去憎恶它们。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某人或某国对他人或他国进行侮辱应该采用诽谤、嘲笑、轻蔑、侮蔑以及揭露其不光彩的事情等手段。如果日本人认为受到了侮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美德。尽管西方的伦理强烈谴责日本人的这种信条，美国占领的有效性却取决于在这一点上的自我克制。这是因为，日本人非常憎恶被嘲笑，他们认为这是投降而带来的必然后果，与解除武装、承担苛刻的赔偿义务等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曾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最终战胜了一个强国。在敌国最终投降时，日本认为它（指俄国——译者注）并未嘲笑过日本，日本作为战胜者谨慎地避免侮辱遭受失败的敌人。在日本，有一张妇孺皆知的著名照片，它是1905年，俄军在旅顺口（Port Arthur）投降时拍的。在照片上，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区别只是军服的不同，俄国军队并没有解除武器，仍然佩带着军刀。根据日本人中一个比较广泛流行的版本：当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Stoessel）将军表示同意日方提出的投降条件时，一位日本上尉和一名翻译官带着一些食物来到了俄军司令部。当时，“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以外，所有的军马已全被宰杀吃掉了。因此，日本人带来的五十只鸡和一百个新鲜的鸡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Nogi）将军的会见定在了第二天。“两位将军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斯提塞尔将军很赞赏日本军队的英勇……，乃木将军则称颂俄军长期的英勇防御。斯提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斯提塞尔将军把自己心爱的纯种阿拉伯白马送给了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虽然他非常希望从将军手中得到这匹马，但必须首先献给天皇陛下。他相信天皇一定会把这匹马赐给他的。他承诺，如果得到了那匹马，他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马那样尽心爱护它。”③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在自己的住宅前院，为斯提塞尔将军的爱马建了一所马厩。据说，它比乃木将军自己的住房还要考究，在将军死后，这个马厩就成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说，日本人的性格在上次俄国投降和占领菲律宾期间发生了完全的改变，例如，他们在菲律宾的大肆破坏和残忍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对于日本这样随着情况而极端地改变道德标准的民族而言，上述结论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首先，在巴丹（Bataan）战役之后敌人并没有投降，只有局部地区投降了。虽然后来菲律宾的日军投降了，日本仍处于战争中。第二，日本人从未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经“侮辱”过他们。与此相反的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为美国实行的是“蔑视日本”的政策，用他们的话说是“根本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他们对排外法案（Exclusion Act）、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Treaty of Portsmouth）以及在《海军协定》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反应的。美国在远东经济影响的扩大和我们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也促使日本人采取了同样的反应。因此，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和日本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显示出了日本人行为中明显对立的两面性格：受过悔辱是一种情况，没有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第七部分第76节：投降后的日本人（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