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自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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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两语地冲突起来。那班听蹭的朋友，临走时对孙三说：“好，咱们走着瞧！”孙三仗着他在天津地面上人熟，听了也不理会他们。 演完《牢狱鸳鸯》的第二天，我唱大轴，贴的是《玉堂春》。凤二爷因为要赶扮《玉堂春》的蓝袍，只能把他的戏码《战樊城》排在倒第三，中间隔着一出小武戏，好让他从容改装。 我们都在乐利旅馆吃完晚饭，凤二爷的戏码在前，先走了。我休息了好一会儿，才上馆子。由聋子（即跟包宋顺）跟着我走出旅馆，坐上戏馆给我预备的马车，才走了几家门面，有一个巡捕过来拦住我的车子，硬说赶车的违犯了警章。车夫不服向他分辩了几句，他不由分说先给了车夫一个嘴巴。我看见他们起了冲突，打完车夫还不肯放走，我也不明白为了什么事情，只能开了车门，对巡捕很客气地声明：“我是梅兰芳，在下天仙有戏，误了场子，台下要起哄的，请您通融一下，等我们到了馆子，就让他到局子里来。”他听完了，对我瞪了一眼，说：“不行，我们公事公办。”说完就把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车子跟着他走，转一个弯，不多几步路就到了一所洋房的门前停住。里边又走出一个巡捕，替我开车门，监视着我们下了马车。聋子背着行头包裹，跟在我的后面。我对门外挂的一块牌子看了一眼，上写“大日本帝国警察署”八个大字。这块长方形黄底黑字的牌子，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到今天我还是可以照样把它画出来的。这个巡捕一直带我们走到一间屋子的门口，他一只手开门，一只手推我们进去。我抢着问他：“凭什么要把我们坐车的关起来呢？”他一句话也不说，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只顾顺手把门关上。我很清晰地听到他在外面加上了锁。聋子过去使劲转门上的把手，我对他摇摇手，又做了一个手势，叫他坐在我的旁边。我知道不是转开了这扇门，就能让你走出大门的。可是我也没有方法告诉他，因为跟他说话要提高了调门，外面的人不全都听见了吗？ 这屋里的陈设，真够简单的了。靠墙摆的是两张长板凳，有一个犄角上放着一张黑的小长方桌子，桌上搁着一把茶壶，一个茶杯，中间有一盏光头很小的电灯，高高地挂在这么一间空空洞洞的屋子里面，更显出惨淡阴森的气象了。 我对这一个意外的遭遇，一点都不觉得可怕。刚才的巡捕硬说车夫犯规，即使真的违背警章，也没有听说坐在车里的人要被扣押的。他们今天的举动，不用说，准是事前有计划的。这块租界地里边的黑暗，我也早有所闻。不过我们打北京来表演，短短几天，不会跟他们发生什么误会的。大概是当地馆子跟警察署有了摩擦，把我扣住的用意，无非是不让我出台，馆子就有了麻烦。我大不了今天晚上在这间屋子里枯坐一宵，明天准能出去。也说不定等馆子散了戏，他们就会把我放走的。可是我心里老放不下的是这满园子的观众，都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们决不会想到我是被警察署扣住不放的，以为我无故告假，对业务上太不负责，这倒的确是我当时在屋里又着急又难受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不断地看着我手上的表，五分钟五分钟地走过去，计算凤二爷的《战樊城》是早该唱完了。接着那出小武戏，时间也不能拖得太长久的，底下就该轮到我的《玉堂春》了。馆子方面是垫戏呢？还是请凤二爷另唱一出呢？改了戏台下又是什么情绪呢？我更想到既然巡捕成心跟馆子为难，说不定借着我不出台的理由，就在台下一起哄，把馆子砸了，这一来秩序必定一阵大乱，观众里边就许有遭殃的。他们为看我的戏来的，受了伤回去，这还像话吗？我多少也应该负点责任。这许多问题在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啊呀，我实在不敢再往下想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打对面传过来有人在喊“冤枉”的声音。离我这儿并不太近，喊的嗓门很尖锐，我听着耳熟，有点像姜六爷的嗓音。我马上走近窗口，侧着耳朵，再留神往外听。果然接着第二声“冤枉”，又从那个方向送过来了。这次的调门更高，我已经百分之百地敢断定是姜六爷喊的。他也被巡捕拉了进来，这更可以证明我刚才揣测他们的把戏，大概是八九不离十的了。 约摸又过了半点钟，房门开了，第一个走进来的就是薛凤池，见面先拉着我的手说：“真对不住您，让您受委屈。我们正着急您怎么不上馆子，栈房又说您出来了，万想不到您会在这儿。”我忙着问他：“场上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正垫着戏呢。”我们边说边走出来。薛凤池又给我介绍他旁边的一位小矮个子说：“幸亏这位王先生通知我。他虽然是在这儿办事，先也不知道这件事，听见姜六爷喊冤的声音，才晓得您二位全在这儿，就打电话叫我来办好手续，领您二位出去。”说着走到大门口，姜六爷也来了。我们在等套车的工夫，还听见那两个巡捕冲着我们说：“好，算你们有路子！”大家尽惦记场上的脱节要紧，谁也没理他们，跳上马车飞也似地到了馆子。
第三部分：风险遭遇受困天津（2）…（图）
我们走进台后，看见一位当地班底的小生已经扮好王金龙了。我们也没有工夫说话，坐下就赶着扮戏。一会儿后台经理赵广顺进来跟我们商量，说：“场上的《瞎子逛灯》，垫的时间太久，台下不答应了。我看先让我们班底小生扮好的王金龙出去，对付着唱头场。等您二位扮得了，王金龙升堂进场，再换姜六爷上去。您二位看这办法行不行？”我们说：“好，就照这么办。” 那天头里那位王金龙，也真够难为他的。出场先打引子，念定场诗，报完名之后，现加上好些台词，起先胡扯，还说的是王金龙过去的事情，后来实在没有词儿了，简直是胡说八道，台下也莫名其妙，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急得给我操琴的茹先生坐在九龙口直发愣。 旦角扮戏，照例要比小生慢得多。那天晚上我可真是特别加快，洗脸、拍粉、上胭脂、贴片子样样都草草了事，也不能再细细找补。我对赶场扮戏，还算有点经验，像这样的“赶落”，我一生也没有经历过几回。 我扮得差不离了，检场的给场上那位受罪的王金龙先送个信，红袍蓝袍出去过一个场，王金龙这才升堂进场，换出了刚刚喊过冤枉的这位按院大人。 我在帘内念完一声“苦呀”，听到台下一阵骚动。这也难怪他们，今儿的苏三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怎么不叫人等得心急呢。他们万想不到我跟姜六爷已经唱过一出《牢狱鸳鸯》来的。 我今天遭遇到这种麻烦，又是这样赶落，按说嗓子应该坏了。不然，相反的还是真听使唤，这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件事。摇板唱完了，我就觉得嗓子痛快，跪下念的大段道白，台下静到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想刚才是我误场，已经让他们等久了。现在他们又在全神贯注地听，我得沉住气，好好地唱这一出《玉堂春》。也真奇怪，所有倒板、慢板、二六、流水，这里面的高腔矮调，哪一句都能得心应手，圆转如意。唱到“玉堂春好似花中蕊”的“蕊”字，我真冒上了。最末一句“我看他把我怎样施行”的“他”字，本来有两种唱法，我使的是翻高唱的一种。在台下满堂彩声、热烈气氛中，总算把这一个难关安然渡过去了。 姜六爷卸完装把他出事的经过告诉了我。他说：“我带了靳伙计从德义楼出来，叫了两辆洋车，我的车在先，他的车在后跟着。没有几步，我们车好好地打一个巡捕跟前经过，让巡捕一把抓住车杠，硬说碰了他的鼻子。拉洋车的说：‘我离着您老远的，怎么会碰着您的鼻子呢？’那巡捕举起手就给他一个嘴巴。那地方的路灯根本不亮，巡捕指着鼻子说：‘你瞧，这不是让你碰坏了吗？不用废话，跟我到局子去。’这时候靳伙计的洋车，也有一个巡捕过来拉住不放。我瞧他们争吵起来，先替拉洋车的说了许多好话，巡捕仿佛没有听见。我正要另雇洋车，不行，敢情我也得跟着走。我想这可麻烦了，要是耽误工夫太大，不就要误场吗？我只好央告他，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就住在后面那条荣街（指的是名票夏山楼主的旧居），让我把行头包裹搁下再去。那两个巡捕一句话也不说，抓住车杠拉着走到警察署，把我跟靳伙计带到一个地方，那可比您的阔得多了，不是什么屋子，简直就是收押犯人的铁笼子，总算他给我们面子，没有放进笼子里边，把我们关在笼子外面的一条走廊上，也做好有铁的栅栏门的。我问他：‘我们犯的哪条法律，要把我们关进来呢？’他压根儿也不理你，锁上铁门就扬长而去。过了不多一会儿，听见门外有‘嗒嗒嗒’的马蹄声音。我的那个靳伙计机灵，他说：‘您听，这马蹄的声音，好像是梅大爷坐的马车。’我对他说：‘我们来得就莫名其妙，梅大爷要是也进来的话，今儿这台戏可够热闹的了。’说完了，靳伙计正抓着铁门往外瞧，忽然又嚷着说：‘您瞧，糟了，这不是梅大爷吗？后面跟着他的跟包聋子，背着个行头包走过去了。’所以靳伙计看见了您，我没有瞧见。 “我想他们把我们关着老不管，这算是哪一出呢？拉洋车的碰了人，坐洋车的要坐牢，这是哪一个不讲理的国家定出来的法律？我越想越气，我要发泄我这一肚子的闷气，就高声喊冤。第一声叫完了，没有什么动静，我索兴把调门提高，再喊一声。这一次，有点意思了，居然有一个人出来望了一下，瞧他脸上仿佛很惊奇的样子。这就是刚才站在薛凤池旁边的那位小矮个子，敢情他跟薛凤池是朋友，由他打电话通知薛凤池，才把我们领出来的。您真沉得住气，我实在佩服极了。” 我对姜六爷说：“这不是我沉得住气，我猜出他们是跟馆子为难，要把我们扣住，是不让我们上台。我想已然来了，叫破嗓子也没有用。凡事看得不可以太穿，结果还是您的办法对。要不是您喊这两声冤枉，我们现在还在里边，这娄子可就捅得大发了。您没有瞧见刚才挨着戏台两边的包厢里面，那些观众的脸上，都是横眉竖眼，不怀好心。他们来意不善，是一望而知的。今天我们要是不出台，馆子方面不定闯出什么乱子来呢。” 我跟姜六爷正说着话，薛凤池同前台经理孙三和赵广顺都来安慰我们了。“今天这件事，是我闯的祸，”孙三说，“昨儿晚上有几个听蹭的，让我轰了出去。谁知道这里面有两个是警察署的‘白帽’，穿了便衣，我不认识他们，才发生这个误会。刚才楼上有不少穿便衣的‘白帽’，带了朋友来买票听戏。他们在日本租界的戏馆子花钱听戏，恐怕还是第一次呢。据说还带了小家伙，只要您不出台，他们就预备动手砸园子了。幸亏那位王先生的信送得早，您还赶上唱这出《玉堂春》。再晚来一步，就许已经出事了。”
第三部分：风险遭遇受困天津（3）…（图）
“园子是没有出事，梅老板可受了委屈了。白白地让他们关了两个多钟头。”薛凤池接着说，“我们是代表前后台来给您道歉的。” “过去的事也不用再提了。”我说，“我倒要请问这‘白帽’在警察署是管什么的？他有多大的权力，可以把一个不犯法的人随便抓来扣押吗？” “您要谈到‘白帽’，那真是令人可恨！”薛凤池很愤慨地说，“他们是警察署的稽查，阶级比巡捕高得多，什么事情都管。这里面自然日本人占多数，可也有中国人干的，因为他们戴的制服帽子中间有一道白圈，所以背后人都管他们叫‘白帽’。那些中国人当了‘白帽’，自己先就认为是无上的荣耀，仗着他有日本鬼子的势力，就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开铺子的买卖人见他怕，不用说了，就连租界区的中国人住宅里面，他们高兴，随便进去，借端勒索，你要是不敷衍他们，马上就跟你为难作对，真是受尽他们的冤气。您是不常住在此地，如果您跟这儿的朋友打听一下，只要提起‘白帽’二字，没有不谈虎色变的。” 我听完薛凤池的话，实在难受极了，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借日本人的势力来压迫自己的同胞呢？这种做法只是可耻，又有什么光荣呢？ 我从天津唱完戏回到北京，熟朋友有知道这件事的都来问我。这里面有一位张豂子先生，听完了他告诉我一桩惊心动魄的故事。 他说：“您这次是受了一点委屈。我在天津亲身遭遇到的，要比您危险多了。那时我还在天津新学书院念书。有一天经过海光寺日本兵营的门口，看见地下画了一个半圆形的圈子，面积占得相当宽阔，旁边并没有用文字说明这圈子的作用。我也一时大意，打这圈子穿过去，让门口站的一个日本兵看见了。这还了得，他就跟野兽似地怪叫一声，把他拿的那支上好了雪亮的刺刀的步枪，横着端在手里，朝我面前冲过来。我看情势不妙，拔腿就跑。他在后面还紧追了几步，我一口气跑得老远才敢停住脚。正巧路旁有一位本地的老先生冷眼旁观，把这一幕惊险的镜头看得清清楚楚。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朋友，恭喜你。你这条命算是捡着的。我告诉你，是个中国人走进他的圈子，就给你一刺刀，刺死了好在不用偿命，所以死在他们的刺刀上的，已经有过好几个人了。这不是好玩的地方，你没有事还是少来吧！’我听他这么一说，想起刚才的情形，再回头看那日本兵还露出那副狰狞可怕的面目，狠狠地望着我咧。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后来住久了，才知道日本租界有两个最可怕的地方，一个是海光寺兵营的门前，一个就是警察署里边。” 这段故事是三十几年前张先生亲口说给我听的。现在回想起来，很可以看出日本人从庚子年来到中国驻军以后，处处在想显出他们的优越地位，不论大小机会，一贯地总要造成借口，用恐怖的手段来威吓我们，好达到侵略的目的。这班狐假虎威的“白帽”，是看惯了他们的主子，经常在表演如海光寺兵营门口那种野蛮行为，才灭尽�
